|
戴舫的小说有批判的激情，而没有激情的批判。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叙述着一种紧张，不是关 于作品内容，而是来自人物心理。小说揭示了人的多样化和多变性，讲述人如何规范自己的 善，又是如何克制自己的恶。故事是发生在一个个处境中的，戴舫关注的大处境是美国生活 ，准确地说，是中国人的美国生活；关注的小处境是人类的种种具体遭遇，奇妙的、神秘的 、痛苦的、幸福的。小说就从特定大处境中的纷繁小处境里，延宕开对人性、自由和文化的 思考。 一、 人性 对人文精神的推崇和对人性层面的关注是流贯在留学生文学中的创作主题之一，戴舫的小说 在延续这一传统的同时又对揭示人的丰富性有所开拓。在对“人”的书写上，留学生文学更 多采用“外视角”，塑造了“复杂的人”；而戴舫更钟情“内视角”，倾心打造出“人的复 杂”。揭示人性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展现了作者的现代性的审美眼光，一方面继承和坚持对 人 性美的高蹈，一方面对人性的莫测和丑陋也进行了逼真展现。人的劣根性的展现不是与污秽 落后的生活现状紧密相联，而是从繁华富足的背景中铺展开来。 “人文精神是一种实践中的运动过程，它旨在不断地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反对各种形式对人 性的压抑与迫害，因此也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将道德理想凝固起来的企图，人文精神的终极 性的理想价值只能通过人在各种具体历史环境下追求解放的形态体现出来，它可以或包容或 吸引各种形态各种程度的反体制的批判思潮，并对任何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思潮进行超越。” ［1］因为人性是人类共通的东西，这是国别、肤色、语言等差异所不能磨灭的。“ 中华民族 既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语言、生存方式，具有对人类世界和自然环境在哲学意义上的诠释 ，但在人性的本质上，任何民族之间都具有相通的符码，无论是用何种语言书写的文学作品 ，它所表现的人性深度、情感、欲望和对于自由正义和真善美的渴求，都能唤起人们内心的 共鸣和震荡。”［2］戴舫突破了从文化的差异中描写人性美好的惯性思维，落实为 对 人的本质的回归，并进一步揭示出道德的式微、现代社会的冷酷和人生际遇的不可琢磨。 戴舫的小说是以心理描写见长的，他努力展示着人的两种心理状态。鲁迅评价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作品时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 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 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3］从戴舫的小说中可以看到，没有完全的人性恶，也 没有绝对 的人性善，人都是兼有崇高与卑下、处于善恶变化之中的。而对生活执着和严肃的人，善于 检视自己，控制性格中恶的力量的滋长和膨胀。戴舫的小说对男性的刻画更为突出，相比较 而言，他对女性的把握稍弱一些。作品大多数是以男性为主人公，开掘他们的心理世界，特 别是表现他们如何在罪恶的土壤上浇灌出艳丽的花朵。 小说《月断霜虹》若槿、沅北、浙声，三人之间是最难解的感情纠葛。浙声为了自己的前途 ，抛弃了若槿；若槿在对生活最灰心失望的时候遇到了沅北。浙声仕途得意，若槿家庭幸福 ，按照这样的重新组合发展下去，无波无澜。但是浙声在美国的再次出现，打破了现有状态 的平衡。浙声得了绝症的消息传来，更是搅浑了三人的关系。若槿想帮他，但害怕影响与沅 北的婚姻；浙声需要帮助，但又不想在若槿夫妇面前表现自己的弱势；沅北主动帮，但是必 须暂时牺牲与若槿的家庭幸福。为此，若槿和沅北之间产生了争执，因为救浙声就需要采取 若槿和沅北假离婚的策略。两人都恐惧这场风波对婚姻的影响，但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时候， 他们最后妥协，把救浙声放在首位。“1－1＝0，这是最完美的数字。在死亡面前，其他一 切都苍白起来，其实，其他一切也同时都完美起来。”［4］本来也许会在三人之间 掀起一场 感情的风暴，但是人性的美好把一场战争最终化解。小说对人性的揭示是多层面的，浙声是 比若槿和沅北更丰富的人物，既是罪人又是善人，性格上的自私与温暖此消彼涨。在与若槿 的婚姻中，他是背信弃义者，但同时，他对家人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他在美国努力挣钱，不 惜以牺牲性命为代价，为的是给国内的亲属解除经济的困扰。 小说《手感》体现了人对人性被戕害的恐惧，以及对人性美的呼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人 性美已经超越了民族、种族的局限，而落实为人类真正的普同性的追求。孔令梵和鸠依成为 朋友的原因是两人都不怕死。鸠依是负责救援的联合国官员，他常常闷闷不乐，自称“偶然 英雄”。他在卢旺达维和的时候参加了秘密救人，并且上了电视被广为宣传，但实际上他这 个英雄只是一个副产品。因为“电视片的目的是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增加卢旺达维和部队 ，制止种族屠杀，为此需要一个英雄，正让他撞上，便提早回来扮演他的英雄角色”［5］。 他不同意孔令梵去卢旺达，因为在那里，人得不到任何的尊重和保护。维和，说起来是维护 和平、制止屠杀，但是自己的真实体验往往是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裂变。对于无法救的人， 就只能帮他们解决痛苦。鸠依对孔令梵说起在卢旺达维和时，用刀的“善举”：“谈不上生 死予夺，倒是有某种感觉，应该不是罪恶感，很崇高，很仁慈，一种伟大的怜悯，嗨，美妙 之极，就是让人受不了，有几个人染上了一种神经质的抽搐，手老是这么一划一划的。”［ 6］这种难以名状的“手感”最终使得“一个维和部队的最高司令官，辞职了，再后来精 神失 常”，“他辞职是因为他可以拯救很多生命却拘于纪律不得不见死不救”［7］。孔 令梵疲倦 于平淡生活造成的精神上的空虚和苦闷，他毅然去卢旺达，是因 二、 自由 大陆新移民文学的发端体现为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扬弃。它对西方社会的透视不是简单地隔靴 搔痒，它能较为客观地呈现西方社会的两面性。他们对个人、民族、历史记忆的书写，在为 东方打开西方之门的同时也加速了西方进入东方的历史。西方文化中对“自由”概念的解释 是比较完备的，认为“自由”超越了个别的行为、行动，不狭隘地只关心某一种伦理关系， 或者是只诠释个体的个别的实践行动，它关心的是整体，而它本身便是对本质的最完满的陈 述。 “留学生文学在表现留美华族的灵魂轨迹时，在浮面的乡愁孤独等种种精神苦闷之下，心灵 深处终极的‘情结’，仍是与人是否能真正获得自由有关。”［8］戴舫小说中的人 ，经常处 于自我压抑之中，是一种物质的相对自由和精神的不自由的对决，人的痛苦更多来自物质上 自由后，对精神自由有更高的要求。这与早期留学生文学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揭示有所不同。 白先勇在小说《芝加哥之死》中塑造了精神倍受摧残的吴汉魂。他来到美国六年，贫寒逼迫 他一直在地下室蜗居。他间或从灰尘满布的窗户窥视大街上来往的女性，以此来获得一种性 的满足，于是，他渐渐习惯了哆嗦在世界的角落。原先有求知狂热支撑的吴汉魂在“别人的 家里”做困兽之斗，不管是失去了情人还是母亲，他都能暂时压制住精神痛苦，但当他拿到 博士学位，“他失去了方向观念，他失去了定心力，好像骤然间被推进一所巨大的舞场，他 感觉到芝加哥在他脚底下的一种澎湃的韵律颤抖着，他却蹒跚颠簸，跟不上它的节拍” ［9］ 。隔绝得太久竟使得他对世界的喧嚣有一种本能的恐慌。尊严的受挫和文化的悬浮让他忙于 应付，相比较而言，生命中那根唯一的救命稻草——博士学位，瞬间黯然。叔本华在解释人 的自杀时说道，世界上即使是最健康和愉快的人也可能自杀，只要他对外在的困难和不可避 免的厄运的恐惧超过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就自然会走上自杀的路，最后吴汉魂也为自己写完 了自传：“吴汉魂，中国人，卅六岁，文学博士，1960年6月1日芝加哥大学毕业——，1962 年6月2日凌晨死于芝加哥，密歇根湖 戴舫的小说对精神自由的要求与白先勇的创作相比较，有自己的特色。在白先勇的小说中， 海外华人的痛苦来自于失根，因为与祖国、文化、历史、亲人长久隔绝。因此，这种精神的 痛苦被升华为一种海外华人的集体经验。而戴舫笔下人物的心理痛苦，是一种私人化的经验 ，基于人原始的孤独感、罪恶感、羞耻感等等。小说《朋友打来匿名电话》揭示了人类根植 于内心深处的倾诉冲动，这种体验具有人类共性，而不仅仅是中国留学生的个人遭遇。因为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具。匿名电话是一个可以让人卸下面具的方式。美国的 格莱克、肯尼亚的图图、伊朗的萨义德、印俄混血的蕾荻卡、阿根廷的让•路易、中国的陆 非，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内心深处的寂寞都是一种顽固的藤蔓，纠结缠绕。种族、民 族的差异，使得每个人都建筑起自我保护的防线，于是大家通过匿名电话这个渠道，希冀通 过与陌生人的交流，来舒缓内心的烦恼和焦虑。陆非外表是谦谦君子，真实自我始终处于被 压抑的状态。拥有电话那头的陌生人后，“陆非自觉像只刚脱出蛹壳的蝴蝶，在花丛里翩翩 翻飞，又快乐又有些莫名其妙的紧迫感，不知哪朵花是它想停留其上的”［11］。陆 非和他的 匿名朋友之间，是无约束、无顾忌的，他理解对方的感受：“是不是有苦闷，又没法跟人说 ？你可以跟我说，我不太懂你们美国人，也许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但我肯定可以做个好听众 。”［12］陌生的朋友，小说中并没有揭破他真实的身份，为他的出场和消失设置了 悬念。小 说显示的是一种悖论，陆非既想知道他是谁，又不想知道。知道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当 匿名变成了实名后，人与人之间又重新有了距离，再次失去了畅所欲言的贴心和无所顾忌， 人际关系又会回归为一种精神的紧张和心理的防备。 精神的自由要求既是一种心灵体验，又是一种文化观的体现。海外学子心中潜伏的集体潜意 识是对中国文化的骄傲和自恋。留学生文学为自由不可得的留学生安排了两种结果：沉默忍 耐或自我毁灭。前者是让自己的民族性变得模糊一些，用麻木掩饰过于清醒的痛苦；后者是 让自己的民族身份、文化身份更加凸显，以决绝的不合作抵抗西方社会的同化。戴舫的对这 一问题的处理更加体现着西方的开放观念和自由精神。因为北美新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在国内 感受过了文革时期的思想集权和文化专制，所以当他们着陆在任其自由发展、无人约束的空 间，穿行在兼容并包的文化中的时候，积淀在新移民价值观里的“集中”概念的因子开始溃 散和游弋，渐渐整合为“我主沉浮”的一支独秀。因而，戴舫笔下的主人公，来到美国后， 先前对一切新奇和异端的艳羡或者不满，对能者居之的时代精神的惶惑，经过岁月的淘洗和 生存的历练而转变，真正落实为一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尊重和赞扬。在戴舫的小 说中，“世界”人物穿梭其中，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互印互补，而不再是情绪化的对中国文 化的固执坚持和对西方文化的盲动冲决。 I 三、 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社会进程。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从物质层面的坚船利炮到精神 层面的启发民智。从晚清开始的现代化的构建历经二十世纪百年沉浮，即使遭遇压制，也不 能阻挡中西交流进程中中国民族文化不断的内变。西方使中国人开始从“天朝上国”的夜郎 自大中惊醒了过来。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工业经济时代，而中国还停留在农业经济 时代；西方在如火如荼地实践着现代化的改革，而中国仍固守着小农经济的超稳态结构。两 种全然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带给了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西方依靠科技的力量为 历史性的经济飞跃提供着强大的加速度，进而把中国逐渐甩出了世界发展的中心轨道。 现代化“在美国历史上标志着商业化、信息化、文字化和专业化上的革命。美国学术史上曾 经把现代化解释为，现代化是为了使人类从无知、迷信、污秽中解脱出来，上升为有理性、 都市化和生产水平高的人类”［13］。中国近百年来对物质现代化的呼声躁动而喧嚣 。从根本 上说，“现代化首先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现代化首先是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现代化首先是 经济基础的现代化”［14］，而“中国现代化思想运动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始终是从文 化层次来 探讨中国出路问题。‘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出路之争长期都是围绕东西文化之争这个题目兜 圈子，而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弱点”［15］。 追求经济现代化的渴望一直是留学生文学的创作内容之一，於梨华、陈若曦、张系国等作家 对海外华人经济现代化的追求都有所交代但涉及不深。而北美新移民小说不同于留学生文学 之处在于，它体现着一种对现代化的欢迎、迫切、从容接受。新移民乐于从事经济活动，并 不断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自己更好地与世界接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 原理贯彻在他们“美国梦”的始终，新移民为全方位提升自己的价值进行着不辍的物质准备 。 留学生文学关注现代化，更多着眼在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上，探讨社会如何把人异化为了物 。于是，同样是对现代化焦虑，留学生文学表现出的是对现代化负面作用的反思和警示，而 北美新移民小说在思考现代化“罪恶”的同时，展现着它科学而先进的面貌。戴舫笔下的人 ，往往是科研工作者、学者、教师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已先期获得了经济现代化的体验。 他们都有着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而且从不对物质要求讳莫如深。正因为没有画地为牢的局 囿，因而对美国社会的排斥力也相对小了许多。作者对美国高度现代化社会体现着一种从容 面对的气魄和融入其中的胆识。戴舫的小说，不描写王起明式的个人奋斗，他把物质现代化 的实践落实在了人物的日常行动中，融进了日常的生活之中，在《哥伦比亚河谷》、《猎熊 黑溅溪》、《月断霜虹》等小说中，从教育背景、工作环境、家居生活等细节上体现了出来 。同时，作者不再制造个人“黄金梦”的现代传奇以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 对精神现代化的追求是戴舫小说的一个重点，笔下的人都执着于追寻着精神的自由和文化的 宽容。作者的态度也在于此。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说过：真正的英雄绝不 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戴舫小说中的男性，都有着对“ 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吁请，精神现代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抵御卑下情操对人的侵袭 。《手感》中的孔令梵，不甘心被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捆绑住，心中涌动着自己的理想和追 求，他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他“转眼看看大厅，一片计算机跟蓝色打工西装的海洋， 墙上蚁群般爬动着股票行情，空气恶浊擦一根火柴就可点燃。情愿闻闻卢旺达森林里吹出来 的带野兽腥骚的风味儿。他蓬一声推开门进去递了辞呈。他没说为什么辞职，没必要，他神 态恭敬而高傲”［16］。孔令梵以实际行动坚决地告别了机械化的生活方式和平面化 的精神追 求。《叫雪》中的胡易，“计算机公司工作很忙，常加班，积下的休假日没机会用，都换了 钱，然后买了房子。”［17］他很多的梦都消失了，唯有攀登雪山之梦赖着不走。而 且未被庸 琐的日子绞碎抛弃，反倒愈益强烈。雪山梦凝聚着胡易的人生梦想和希望，也是他完成自我 实现的重要途径。庸碌的生活状态易催化人的惰性，消磨人对事物的敏感，小说中的主人公 对信念的坚守昭示了他们顽强的生命热力。 开放的世界空间催促着人们应当以一种宽容的文化态度，来关照当前异质文化间的关系，进 而建立一种新型的多元文化格局。北美新移民小说进行的正是考察和汲取多元文化的努力。 西方文明的渗透和东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统一于北美新移民小说的发展进程之中。西方文化 参与着东方文化的玄思，东方文化也在西方文化的视野中得以更好地体认和关照。戴舫对中 西文化有自己的审视角度。在小说《鬼事三》中，他揭示了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产生的互相 误解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孟远志对杰瑞冷眼相向，因为他不喜欢杰瑞那种西方人的傲 慢，可杰瑞也同时为孟远志有种中国人的傲慢而愤怒。随之作者提出的问题耐人寻味：“难 道他们俩都是在跟假想敌作战？”［18］小说《朋友打来匿名电话》中，来自五湖四 海的人汇 聚在一个实验室里面，多样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对代表着中国文明的陆非以新鲜的文化刺激 和文明补充，因为有了其他文化作参照物，从而使陆非得以更好地观察各自文化本身的优美 和缺陷。同时，作者对文化歧视问题也有所涉及，如陆非观察来自肯尼亚的图图从来不会追 求亚洲女人，这是因为“黑种人对黄种人的歧见跟黄种人对黑种人的歧见恐怕一样深广，超 过黑白之间的歧见”［19］。戴舫的文化思考视角并不局限在中国和美国，而是延伸 进世界领 域。正因为文化的近距离交流和融合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大特色，因而把人与文化更好地结 合起来，有助于丰富作品的价值内涵和提升作品的审美空间。 注释： ［1］陈思和：《现代都市社会的欲望文本》，《小说界》，2000年第3期，第167页。 ［2、8］张抗抗：《强心录——中国当代文学中所描述的美国华族》，《小说界》，2001 年3期。 ［3］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版，第95页。 ［4］戴舫：《月断霜虹》（作者提供）。 ［5、6、7］戴舫：《手感》（作者提供）。 ［9、10］白先勇：《芝加哥之死》选自《寂寞的十七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第 213页、221页。 ［11、12、16、19］戴舫：《朋友打来匿名电话》（作者提供）。 ［13］齐小新：《美国文化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14］陈伯海主编：《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468页。 ［1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373页。 ［17］戴舫：《叫雪》（作者提供）。 ［18］戴舫：《鬼事三》（作者提供）。 原载：《海外华文文学论坛》2007/01 原载：《海外华文文学论坛》2007/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