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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人好说财富。那么，什么是财富呢？无非是金钱和知识。最近我发现，其实，记忆同样是财富，而且是丢失难以再生的财富，可见其价值的可贵。 启发我有此认识的，是两位耄耋之年的文学前辈。一位是丁宁大姐，一位是王平凡先生。丁宁大姐我比较熟悉，她是一位散文家；王平凡先生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领导。尽管这二位年事已高，由于身体和记忆力尚好，就趁势整理出经历过的那些尘封多年的文坛往事。丁宁大姐出版了两本书《岁月沧桑》《文坛几多风流人物》，讲述的大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人和事；王平凡先生著有《文学所早期大事记》，讲述的是文学所的重大事件。 他们讲述的文坛往事，大都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我还是个文学青年，由于喜欢文学写作，对于诸如“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红楼梦》研究”、“反胡风运动”等事，自然也就格外地关心，可是，当时毕竟是言论“一边倒”的年代，报刊文章和坊间传说，在当时难辨是非真伪，所以我一直误认为文学界的人，大概都是政治运动的“打手”或“推手”，可能很少或没有仗义执言的正直人。那些残酷的整人运动过后，更不会有谁肯站出来道歉。直到现在我的记忆仍停留在远去的年代。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这两位前辈又到如此年纪，对有些事情和作家的认识，就再无什么顾忌和遮掩，说得较当时更客观、更公正。这正是这两位前辈著作的可贵之处。倘若他们不说或者遗忘，那些往事也就永远定格当时，后来的读者和史学家，岂不是难从另一面获得真相？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回忆和认识，对于文学史更有意义。 20世纪的中国文坛，风风雨雨几十年，置身风雨中的作家，每个人会如何表现，我们这些局外人很难想象。读了这二位的著作，我发现，当时的人并非都是“积极分子”，起码不都是真正的积极分子，比如当时挨批的丁玲、俞平伯等，有的人照样私下报以同情，若干年后还有人赔礼道歉。再比如丁宁说到揪斗“516”时，评论家阎纲的“顽固”，评论家吴泰昌的机敏，讲述得非常真实和传神，对照着他们至今不变的性格，我就越发觉得这些记忆的真实可靠。阎纲和泰昌两位同代人，都是我很好的朋友，平时接触也比较多，他们性格中的这些品性，现在有时还偶有光芒闪过。比如，阎纲对骗子“诗人”劣迹的揭露，那种不依不饶的坚韧劲儿，可以说是当年“顽固”的另一种表现，这说明阎纲老兄的求真精神，在他一生中是始终如一的。再比如泰昌老弟，平日看似大大咧咧，其实他的心非常细致，他最近出版的《亲历大家》丛书，写冰心、巴金、朱光潜三位老人往事，正是他机敏性格在治学上的表现。因为丁宁大姐书中说到的其他人，我并不是十分熟悉或已经故去，不好对照着印证作者回忆的情况，但仅以写这两位同代友人的情况，便可知丁宁回忆的真实性。 关于这两位文学老人的回忆性著作，我想推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详细的情况就不想更多赘述。以此为由头我想说的话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出版界，有些过于功利和眼光短浅，盯经济效益多、看文化积累少，以至于随着一批批文学老人离去，那些文学界的往事也会逐渐消失，倘若将来某一天真想书写历史，就只能靠考证推测来实现了。与其如此，何不早点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未来的历史就是今天的事实。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除丁宁、王平凡两位前辈的书，另一位文学前辈袁鹰先生的《师友风华录》，以及年纪稍轻的姜德明的《与巴金闲谈》、王春瑜的《悠悠山河故人情》、王必胜的《东鳞西爪》等，都是广泛涉及文坛往事的书，读来颇有兴趣，从中了解了许多谈人论事的观点。这些同样是带有抢救记忆性质的书，对于研究作家和他们生活的年代很有裨益。但是这仅仅是作者个人的行为，因此，出版此类图书仍有一定困难，这就给有关部门提出一个新的课题，可否在这方面给老人们以帮助，来个“抢救记忆财富”的长远计划。趁这些文学老人健在时，让他们讲述文坛往事，并给以真实的认识和评价。 当然，即使个人记忆力再好，由于年代久远难免差错，在某些事情的认识上，说不定还会有些偏颇，但是健在的老人总还有些，经过相互补充、纠正和讨论，总会把事情原委弄得清楚。希望文学界出版界的有识之士，早点认真地做这件事情，通过健在的文学老人的回忆，把过去异常丰富的文学史料，记录整理以丛书方式出版，这对于现在和未来，都会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