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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文坛上，欧阳子是一位独特的女作家。她的小说作品比较少，但几乎每篇都以人类的心理世界作为自己的描述主体和核心题材。在表现人物心理时注重在人们的“感情生活的层面”［1］中，挖掘出人格分裂和心灵压抑的深层内涵，强调在爱情问题上“人心的缺陷”，从而揭示人性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客观地剖析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正因为如此，欧阳子有着“心理小说家”、“心理写实主义者”、“心灵的魔术师”、“心理的外科医生”等称号。那么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到底有何特质呢？作者又是如何塑造的呢？本文将对欧阳子笔下的女性形象作一番梳理，探讨小说背后所闪现出的人性欲望以及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 欧阳子的小说主要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的台湾文坛正掀起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显著地表现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方面。正如白先勇所论述的那样：“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叛逆的声音、哀伤的调子，是十分能够打动我们那一群成长于战后而正在求新望变彷徨探索的青年学生的。”［2］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地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泛性心理学的影响，自觉地引进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使现代派小说盛极一时。欧阳子便是60年代现代派的代表作家。她曾经钻研过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但更多地接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恰恰需要放松意识和理智对于潜意识的控制力，使潜意识获得任意驰骋、自由联想的机会。于是，欧阳子便将她的笔触渗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着重表现人物的主观意识活动。甚至，“心理二字囊括了欧阳子小说的一切题材”［3］。她全力关注婚姻恋爱背后的性心理与潜意识，努力在小说中分析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的心理，挖掘出人物心灵的秘密，让人物自己表现自己的心理活动，由此构成了她独异的创作特点与风格。 综观欧阳子笔下的女性形象，可粗略地分为如下两类： 1、另类的少女形象 欧阳子笔下的少女们，尽管一个个均是美丽出众的女大学生或毕业生，但她们都或多或少地有着一定的心理障碍和性格缺陷，以致她们一度无法准确地进行自我定位，甚至迷失了自我。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概念，所谓“本我”，是一种原始的本能冲动，是一种充满着不合理的、荒谬的心理。它不问时机、不看条件、不顾后果地要求自我满足；而“自我”则会对“本我”作一定的修改；“超我”则是人在一定的约束之下所表现出来的“我”。欧阳子在小说中紧紧抓住这三种不同形态的“我”，刻画它们之间的冲突，揭示主人公潜意识中的隐秘。 《半个微笑》中的大二女生汪琪，在众人眼里是一个安静、内向、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为了维护这种良好形象，她拼命地压抑自己的天性和内在欲望。即便她非常喜欢同班同学王志民，也不敢有所表示，害怕自己内心的秘密会大白于天下。可当她单独面对王志民时，又情不自禁地搂住他，显现了真正的“自我”，尽管她为此备受精神重压。面对不知情的好友，她硬是挤出了“半个微笑”。作者在这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镜头，表现了“本我”与“自我”的激烈冲突，更表现了汪琪对王志民一相情愿的单相思所带来的近乎病态的敏感，以及这种敏感所导致的内心痛苦。《素珍表姐》中的理惠，一直生活在表姐的阴影之下，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存在，不仅在学业方面要超过表姐，甚至想在友谊和爱情方面也超越她。为此，她采用了一些不大光彩的手段。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展示了理惠努力实现和证明“自我价值”的好胜心理，但稍一深思，“谁又能说那不是对人性中所含有的‘侵略性’的艺术写照？”［4］《木美人》中的丁洛，是同学眼中公认的“木美人”，然而在冷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火热的、充满欲望的心。她因为暗恋李魁定，所以欣然应允李的约会，并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设想自己的爱情。正当她心中爱的气球在无限膨胀时，却“嘭”地炸了。其实，丁洛表面上对异性的“冷若冰霜”，实则是“在异性面前缺乏自信的一种自我保护”［5］。 《美蓉》中的美蓉，从“自我”层面看，美蓉是一个非常完美、气质超俗的女孩，可骨子里却沾染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她的“本我”中充满了自私自利、做作虚伪、崇洋媚外。为了达到毕业后既能出国留学、又能找一个经济靠山的目的，她不惜拉好友当垫背，“体面”地抛弃了男友，完全以“超我”的状态出现在外人面前。某种程度上讲，美蓉就是欲望的化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这些少女们经过“本我、自我、超我”的激烈冲突，或走向成熟，或更加另类。作者通过对她们的刻画，表达了对现实社会中少女们生存状态的关注。 2、异化的少妇形象 欧阳子擅长写女人，而且较多地刻画了一些已婚少妇的形象。不同于以往的文学作品，她笔下的这些少妇们不再是温柔、贤良的代名词，而往往受情欲的控制到不可自拔的地步，不可自拔的结局就是各种形式的堕落。 《近黄昏时》的丽芬，因为从年长自己20岁的丈夫身上找不到感情，便终日与一群男孩子鬼混，包括自己儿子的同学。甚至在情欲的驱使下，丽芬紧紧地抓住儿子的同学不放，低声下气地向他求欢。在小说中，“丽芬没有儿子，丽芬没有丈夫，丽芬孤零零一人”［6］这几句话反复出现，最终，她堕落为一个纵欲狂，成了一个异化了的母亲。另一篇小说《秋叶》所涉及的也是这种母子恋情和人性与道德的冲突。尽管宜芬也爱着年轻的继子，可面对敏生强烈的渴求，她还是拒绝了。因为宜芬毕竟是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熏陶下长大的女性，拘谨自守、忠于丈夫等传统观念深深地印在她的脑子里，成为她相当鲜明而执着的信念。就这样，她一方面有性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执着于传统观念，后者压抑着前者，前者又要冲破后者的压抑，二者便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使宜芬陷入了无尽的不安与痛苦之中。在这里，作者借宜芬揭示了人性扭曲下的爱情悲剧给妇女带来的悲哀和痛苦，也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其实，这类题材刻画得最成功的要算是《魔女》了：女儿眼中高贵圣洁的母亲，竟然在父亲生前就与一个浪荡子私通，并且一直盲目地爱着他。当女儿一时嫉恨，让她的同学去勾引那个人时，母亲忽然跪在女儿面前，哀求女儿将那个浪荡子找回来，并告诉女儿——他是她整个生命的意义，她不能失去他，而且他可能是女儿的亲生父亲。作者运用抽丝剥茧般的笔法刻画了一个疯狂的情欲魔女形象，剖析了人物为情欲所困而造成的病态心理。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那个被病态心理和情欲所驱动的母亲不仅沦丧了道德，也失却了自尊、自爱、自强的做人原则，从原本独立的女人沦为男性和情欲的双重奴隶。”［7］她一直戴着“本我”与“超我”的双重面具，对爱情狂热、偏执，甚至走向了自虐，并在自虐的同时进行他虐，堕落成一个因爱而疯狂的魔女。 这些女性的身上均有一个打不开的结，所以她们不快乐。也因为不快乐，她们便转向追求满足，却又什么都得不到，这是她们的宿命。 二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欧阳子笔下的女性多是一些另类的、异化的女性，在她们身上总有这样那样的人性缺陷：或在日常生活中压抑禁锢自我，性格心理存在问题；或在婚姻生活中有缺陷，家庭生活走调变样，导致病态的心理。她们也追求所谓的爱情，但这种爱情与我们所歌颂的两情相悦的爱情又是格格不入的，这种爱情只是以满足心理和生理的欲望为目的。无论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女，还是置身于不和谐婚姻中的少妇，她们都有一份压抑而苦闷的情感，都处在性爱的困境中。小说这样描写女主人公的悲剧，分明是受到了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 弗氏的性心理学认为：人类的性欲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本能，它来源于人体器官的某些生理结构和功能。这种原始本能与生俱来，它作为一种秘密被深深地掩盖在看不见的、层层受阻的潜意识王国里。它一旦受到刺激发泄出来，原来起着控制作用的意识便被打扰乃至完全失灵，出现性错乱或称性变态的现象。欧阳子小说中的女性的沦落过程，也正是深藏在她们潜意识中的性本能冲破她们清醒意识中的传统观念的过程。原始本能和道德观念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她们的悲剧的全部内容，而作家关注的就是透过这些人物的举动所反映出来的心理因素。 在欧阳子的笔下，一些难以言说的深层心理往往带有违背常理和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意味。于是，在“情感心理中融入道德因素，并因情感和道德的强烈冲突而显现出人格分裂和心灵压抑，也就成为欧阳子表现人类心理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主要层面”［8］。她的小说中，几乎每一篇都有饱受人格分裂和心灵压抑的女性：《魔女》中“妈妈”贞洁的外表与疯狂的内心此起彼伏，那种为心灵深处的情感所困扰的凄苦和悲凉以及无形的道德谴责，一步步把她推向“魔化”之路。《秋叶》中的宜芬和敏生，横贯在他们之间的是“伦理”和“道德”两大鸿沟，他们无法跨越，只能饱受压抑之苦。透过她的小说，欧阳子揭示了在情感与道德的关系中，人的心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欧阳子的小说冷静、客观、细腻地描绘了形形色色人物的心理状态：有常态的，有变态的；有健康的，有病态的，而且多为病态的。她小说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对人物心理的分析上，从而揭示人物情感心理的困境。欧阳子非常善于设置一种“处境或困境”。她在一篇创作谈中曾说过：“我时常思考关于人性的种种问题"，“我差不多的小说题材，都是关涉小说人物感情生活的心理层面，以及他们的自我觉悟过程，多数人写小说，常是先想出一个人物，然后围绕这个人物，构造出情节故事。我却有点不同，我总是首先想到一种处境，或困境，继而推想，一个具有某种性格的人，在陷入这样的困境时，会起怎样的心理反应？会采取怎样的实际行动？而这个主角最后采取的某种行动，或显露的某种表现，一定和他对于该困境所产生的心理反应，有直接必然的关系。”［9］具体地反映在创作中便是以独特的方式体现出来：欧阳子的创作总是先选择构成矛盾冲突的事件，然后再设置人物，并着力分析人物的动机。像《网》、《木美人》、《半个微笑》、《素珍表姐》中就明显地体现出了这种构思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开讲故事所需要的宏大场面和众多的人物形象，使作者尽量简化情节，以便集中精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分析人物心理。这种独特的创作方式的运用，大概也是欧阳子小说能够独树一帜、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吧。尽管有评论家认为，这种人物和情节的预设会导致人物的定型化和脸谱化，但恐怕谁也不能因此而抹杀欧阳子在小说方面的独特成就。 在刻画人物的时候，欧阳子并非以挖掘人物心理本身为目的，而是力图揭示人物心理世界背后的人性本质，提炼出某一心理形态中的人性内涵。《墙》中若兰的情感迷失，表现的就是人对情的追求的天性，即使伦理道德也扼制不了；《美蓉》中更多地侧重于对人性中阴暗丑陋层面的揭示。将对人物的心理世界的展示作为表现手法，从而挖掘出人性的内涵，这是欧阳子小说的重要特征。 2 q! W S A, P+ h 当然，在分析人物心理的同时，作者还揭示了这些女性性格上的缺憾，特别是她们面对男性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正是她们过分的软弱，才为男性中心意识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突出表现在《网》中的余文谨、《魔女》中倩如的母亲身上。除了女性的软弱之外，女性的自私、女性的虚荣也是作者批判的对象，重点体现在《美蓉》中的美蓉身上。 三 欧阳子的作品之所以都是类似的题材，除了上文中我们提到的社会思潮、文化环境、审美风尚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欧阳子的创作动机和个性心理有关。欧阳子年少时就很有文才，早在读中学时便已发表散文和新诗，但此时所写的多是一些“追求人性完美”的作品。上大学后，在夏济安、白先勇等人的影响下，开始了“以冷静分析的手法，从事心理之写实”［10］，选择“剖析某一些人的感情心理”作为创作方向，从而走上了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道路。 另外，身为女性作家，欧阳子有着男性作家所无法比拟的个性优势，“稳重、细心、冷静是大家对她的一致评价”［11］。她自己也觉得：“大学时代，基于某种自我反叛、自我教育与自我防卫混合的复杂心理，我大概是表现相当理智的。”［12］这种稳重、细心、冷静的个性心理，使她具备了对人类心理进行观察和体验的基本前提，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她必然选择以表现人类的心理世界，揭示其复杂性、多样性作为她的创作题材。因而在她的创作过程中，多用一些冷峻的、客观的、写实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白先勇曾概括过：“欧阳子的小说语言是严简的，冷峻的，干爽的。她很少藉诸比喻、象征等修辞上易于讨好的技巧，来装饰她的文字。即使描写激情的时候，她也是运用低调的语言，直接的，冷静地分析。她的这种白描的文字，达到了古典的严朴，使她的小说充满了一种冷静理智的光辉。”［13］她的语言朴素自然、质朴清新，这种独具特色的理性的语言风格，与欧阳子冷静写实的小说风格是和谐统一的。 尽管欧阳子的作品中揭示了人物心灵的阴暗面，但作者并没有以道德的说教者自居，只是对人的情感世界进行了真实的探索，并力图揭示人性中最真的东西。也正如白先勇先生所说：“欧阳子是个扎实的心理写实者，她突破了文化及社会的禁忌，把人类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忠实的暴露出来。她的小说中，有母子乱伦之爱，有师生同性之爱，但也有普通男女间爱情心理种种微妙的描述。人心惟危，欧阳子是人心原始森林中勇敢的探索者，她毫不留情，毫不姑息，抽丝剥茧，一一剖析。”［14］仔细研读欧阳子的作品，不难看出作者对她笔下的人物饱含深切的同情和无言的悲悯。她对当下台湾生活充满了关注的热情，对普通人的精神处境充满深切的焦虑和真诚的关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笔，来揭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总之， 欧阳子笔下塑造的这些另类的女性形象，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也为读者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让我们在审视这些女性形象的同时，能够重新思索女性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即使放下文本，我们耳边也会回荡着她的“魔女”的声音：“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痛苦。”［15］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欧阳子在当代小说中的地位。 注释： ［1］、［10］、［11］、［12］夏祖丽：《握笔的人——当代作家访问记》，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183、175、195、197页。 ［2］白先勇：《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几及精神风貌》，《白先勇自选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 ［3］、［13］、［14］白先勇：《崎岖的山路——<秋叶>序》,见《白先勇文集》第四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版,第186、185、189页。 ［4］、［5］、［8］刘俊：《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两种形态》，《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第93、91、92页。 ［6］、［15］欧阳子：《魔女》，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174页。 ［7］转引自樊洛平：《在人心的原始森林中探索——台湾女作家欧阳子小说解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页。 ［9］欧阳子：《关于我自己——回答夏祖丽女士的访问》，《台湾作家创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173页。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4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