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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华文学:“浮萍”与“寻根”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何孔周 参加讨论
在澳洲华文文学这块刚刚开垦不久的或肥或瘠、或荣或枯的处女地上,已经或正在长出了几多茎匝地而生的“野草”,生出了几多枝色彩绚丽的花卉,长成了几多株枝干挺拔的小树;在这“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文学景观面前,在澳洲多元文化阳光雨露的催生下、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中诞生的澳洲华文文学,究竟有无它所独具的又为别洲、别国、别地所无的醒目的特点;它跟中国文学、跟世界华文文学有无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大格局中,在21世纪世界华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脉流中,是否也占有着一个位置,拥有着历史的担当……举凡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能简单地给予回答。因为回答这些问题,要求回答者(研究者)一要掌握丰富的史料,要下大力气、花大功夫搜罗尽可能完备的、尽可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繁杂丰富的作家、作品的第一手资料;二要具备正确的史观,通晓澳华文学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要能揭示和把握澳华文学历史流变和现实走向的深刻成因;三要具有独特的文学识见。
    我从中国大陆移居澳大利亚之后,对澳洲华文文学有了“在场”的感受,因而也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十几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澳洲华文文学几乎全方位的兴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仅从长篇小说创作来看,截止到目前,已经发表或正在创作的作品就有黄惠元(黎树)的《苦海情鸳》(1985年,当属最早一部长篇)、黄玉液(心水)的《沉城惊梦》(1988年)和《怒海惊魂》(1994年)、刘观德(刘白)的《我的财富在澳洲》(1991年)、武力的《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1993年)、李玮的《遗失的人性》(1994年)、刘澳(刘熙让)的《云断澳洲路》(1995年)、麦琪的《魂断激流岛》(1995年)、毕熙燕的《绿卡梦》(1996年)、英歌的《出国为什么》(1998年)和《红尘劫》(2001年)、欧阳昱的《愤怒的吴自立》(1999年)、阎立宏的《两面人》(1999年)、刘澳的《蹦极澳洲》(1999年)和《澳洲黄金梦》(2003年)、齐家贞的《自由神的眼泪》(2000年)和《红狗》、麦琪的《爱情伊妹儿》(2002年)和《北京胡同女孩》(2003年)、毕熙燕的《天生作妾》(2003年)、陆扬烈的《墨尔本没有眼泪》(2003年)、曾凡的《一切随风》(2003年,署名“榛子)和《在悉尼的四个夏天》(2005年)、杜金淡的《游龙记》(2004年)、海曙红的《在天堂门外──澳洲老人院护理日记》(2005年)和《水流花落》(2006年)、夏儿的《天堂鸟》、杨恒钧的《致命弱点》(2004年)《致命武器》(2005年)和《致命追杀》(2006年)、唐予奇《世纪末的漂泊》(2006年)、伊零零零的《虎年虎月》、钟亚章的《悉尼男人》、陈振铎的《流淌的岁月》、沈志敏的《动感宝藏》(2006年)、大陆的《悉尼的中国男人》(2006年)等百余部,几乎林林总总,目不暇接。
    但澳洲华文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只是一种移民文学。随着澳洲华人移民数量的显著增加(已达70万人),华人所特有的文化传统、民族阅历、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被带到了他们的新栖居地——澳洲,直接或间接地跟澳洲的主流文化(西方文化)发生接触、碰撞。这种跨洲际、跨国家的生存环境的变迁转移,这种中西文化零距离的直接接触、碰撞,必然会在众多华人移民的心理世界产生强烈震荡、巨大落差。他们在经历了普遍的身份焦虑之后,有的人失落、苦闷、惶惑;有的人对西方优秀文化习焉不察,却沉湎于目迷五色的病态文化现象,甚至恨不得把自己身上所有中华文化的痕迹一股脑儿全部抹杀或冲淡;而也有的文化人虽然移民了,但中国特有的文化血脉、文化情结、文化韵味却早已沉积在他们的生命和灵魂之中。正是基于这背景迥异、内容形式迥然不同的人格变化和心理变化,才必然催生出了多种多样、内容形式迥然不同的文字宣泄或文学表现。
    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就是上述那种“一下子就扑在了卖淫、吸毒、红灯区、豪华赌城、脱衣舞娘、裸体派对等诸多现象怀抱里,流连忘返,沉湎把玩,甚至恨不得把自己身上所有中华文化的痕迹一股脑儿全部抹杀或冲淡”的文字宣泄或文学表现。这些作者当中,有的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了解本来就不多,受西方文化的习染也很浅表,这就难免在创作时由内而外地呈现了一种既无中国根底、又无西方特质的“浮萍文学”现象。说来也很有意思,这种现象不独在澳华文学中出现,在整个大中华文学圈中、在中国大陆的文坛上也以“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等形式十分招摇地破门而出了。
    澳洲的“浮萍文学”,乍用眼一看,让人眼花缭乱,性感刺激;再用手一掂,顿觉这类作品身轻如毛,无聊至极。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国家里,这类专事描写性爱、色情、追逐感官刺激的作品固然也能聊备一格,以适应某些读者的欣赏趣味和市场需求,但“浮萍文学”毕竟不是文学创作的正路。因为,文学是要写出独特深刻的感觉的,没有独特深厚的文化根底,哪来独特深刻的文化感觉?性爱情欲是人性的自然要求,文学创作要描写人性,自然也就回避不了对性爱情欲的刻画与描写。但这种刻画与描写,并不是孤立的、生物性行为的偷窥与展览,作者描写时,就已不可避免地赋予了它们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含义。《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与公爵小姐、侯爵夫人的偷情、《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与沃伦斯基的偷情,都能演绎出那么跌宕动人、惊心动魄的爱情悲剧,就是因为司汤达对当时法国贵族社会等级森严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了历史的、具体的描绘。因此,于连·索黑尔专门与上流社会女人的偷情,也就具有了挑战与破坏当时法国贵族社会等级森严秩序的深刻意义;也正是因为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所生活的沙皇俄国上流社会的环境,进行了具体的暴露,安娜·卡列尼娜在绝望中的卧轨自杀,也就具有了撕破沙皇俄国贵族社会所谓道德的虚假面具,还它以冷酷虚伪、践踏人性的真面目,从而也就产生了撼人心魄的艺术冲击力。“浮萍文学”既没有根底,又缺少特质,它只能是文学的末路。
    当今世界是多元文化、多样文明碰撞、冲突、融合、并存的时代。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化、亚洲的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华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等文化和文明,都在当今世界人类文化共生体的演变中扮演了各自的重要角色。但无疑的是,面对着西方文化的优势与强势扩张,中华文化还只是一种弱势文化。我们并不赞成“21世纪将是中华文化世纪”那种脱离实际妄自尊大却又肤浅已极的情绪化的喧嚷;我们认为,绵延了三千多年不曾中断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确乎积累了极其宝贵的丰富多样的甚至足以震古烁今的思想文化资源。但这种思想文化资源,却又不幸很散漫地被维护帝王专制统治需要所催生出来的大量思想文化糟粕所混淆、所隐匿、所掩埋。有志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仁人志士,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分析、鉴别、评骘,对中华文化进行科学的、历史的、辩证的评析,分清精华与糟粕、优长与短劣。弘扬其所当弘扬的——民主的、科学的、惠及人民大众的内容;扬弃其所当扬弃的——专制独裁的、愚昧迷信的、权贵集团弄权营私的陈腐货色。中华优秀文化不仅铸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智慧、襟怀、品质和能力,而且孕育出了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的文艺珍品。如果把中国的曹雪芹,跟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相比肩,那曹雪芹也是毫无愧色的。因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哪一种意义上来衡量来比较,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堪称是人类文化史上过去、现在与将来都很难企及的文学艺术的高峰。
    澳华文学毕竟是华文文学,贯通着中华文化的血脉。来自台湾诗人黄雍廉(汨罗)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唐人街》之所以打动了在海外漂泊拼搏的华人华侨情系中华的心,就是因为它写出了在精神上养育了海外华人华侨的特有的中华“文化情结”和“文化神韵”——
    是一所港湾/专泊中国人的乡音/无须叩问客从何处来/浅黄的肤色中 亮着/  扬州的驿马/ 长安的宫阙/湮远成为一种亲切之后/风是历史的箫声/倾听如/  一首梦般柔细的歌//是一所永不屯兵的城堡/汇聚着中国的二十四番花讯/你是不用泥土也能生根的兰草/饮霜雪的冰寒/绽东方的芬芳/鲜明矗立的牌楼像/黄河的浪/ 东流、东流/永远向着阳光的一面//是一座璀璨的浮雕/亮丽着殷墟仰韶的玄黄釉彩/烟云变幻/一如西出阳关外的信使/ 海,便是你心中的归路/ 孤帆远影/ 故乡的明月,是仰望北斗的磁场//你乃成为一位细心的收藏家/ 曾经也穷困过,典当过手头的软细/就是不肯典当从祖国带来的家私//五千年,不是一件可以随便/ 拍卖的古董/而是一盏会带来幸福的神灯。
    应当说,尽管存在着主张、见解和信念的差异,但大多澳华文学作家都有这种文化认同感,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澳文化融合的使命感,他们笔下总会不可避免地流淌着“寻根”的文学踪迹。而站在曹雪芹、鲁迅肩膀上起步或起飞的澳华文学,因为天然拥有着几千年中华文化的血脉、底蕴,在澳洲这中西文化直接碰撞融合的环境里和多元文化的条件下,将更能融会中西以强健自己,广闻博采以丰富自己,因此也就颇有利于产生好作品和好作家。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下的澳华文学创作还远没有出现那种在思想上能给人以深刻启示,在艺术上能给人以巨大冲击的、足以让华人世界乃至西方刮目相看的作品和作家。应当说,产生这样作品作家的土壤、氛围、环境和条件已经粗粗具备了,澳华文坛上“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作家已先后冒出了许多位,深藏不露、很有潜质的作家、诗人也为数不少,阅历丰富而宝刀未老的思想艺术已趋成熟的老作家、老诗人也很可能厚积而骤发。最近,澳华文学评论家何与怀博士发表了一篇长达五万字的论文《崛起的新大陆——澳华文学的粗线条述评》,为澳华文学满怀激情地勾勒了一个璀璨的前景,在澳华文学界引起颇大的反响,对澳华文学的繁荣兴旺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如果能再着力加强文学刊物的重点建设,加大文学社团、文化社团的活动力度,着力开展创作、评论的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沟通交流,那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当中诞生的,既具有普世价值认同,又贯通着中华文化血脉的具有独特新颖审美感觉的澳华文学佳作联翩出现,庶几是可以预期的。
    原载:《文艺报》2008-5-1
    
    原载:《文艺报》2008-5-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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