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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一再地掀开历史的地表，去寻问历史的隐藏者，但她不是代表历史的权力，而是试图代表历史的良心。 严歌苓 １９８６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扶桑》、《人寰》、《雌性的草地》等；短篇小说《天浴》、《少女小渔》、《女房东》等；中篇小说《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英译版《扶桑》曾登上２００１年《洛杉矶时报》最佳畅销书排行榜。 严歌苓闯进了红色历史的大海洋，她一定发现这里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因此她进来以后就流连忘返，接连写了好几部以红色历史为素材的小说。第一次读到她的这类作品是一个中篇小说，叫《金陵十三钗》，好一个风花雪月的标题！但小说却充满着神圣和崇高的气氛。小说写的是八年抗战的故事，在日本鬼子的屠杀中，一群妓女和几个国军的官兵躲进了一座教堂，他们在日本鬼子冲进教堂要伤害教堂里的孩子们的危急时刻，以各自的壮举点亮了生命之火。读这篇小说时，我就注意到她关注历史的异样目光。战争往往让我们凝眸于仇恨，但严歌苓则将目光偏移到人性，并从人性推广到宗教性，推广到精神的净化。抗日战争让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然而文学注视这段历史的目光显得有些疲惫，我们很难从作家的叙述中得到兴奋和刺激。因此严歌苓的异样的目光激活了一个几乎被高度模式化的题材。后来我见到严歌苓，听她眉飞色舞地讲起红色历史，我就知道，她找到了一条通往历史纵深处的通道。 这条通道引领她进入到历史的遮蔽处，所以在她以红色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多半都是历史中的隐藏者。２００６年的《第九个寡妇》，严歌苓写了一个伟大的历史隐藏行动。一个年轻的寡妇将自己的地主公公藏在了家中的地窑里，整整藏了半个世纪。而后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写的是一个十几岁就加入到革命队伍中的女人，她却始终隐藏着内心充满小资情调的精神追求，说起来这仍是一个历史的隐藏者，而且是一种更隐晦的历史隐藏。至于她刚刚出版的《小姨多鹤》，更是一个让我们瞠目结舌的隐藏者，这是一个在抗日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日本女人，她隐瞒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中国人一起经历着中国社会的风风雨雨，直到日本首相访问中国后，她才回到自己的祖国。 历史的隐藏者，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话题，它涉及到历史伦理的问题。历史的隐藏者与历史的遮蔽者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在历史叙事中被遗漏和被忘却的内容。但遮蔽者是在不自觉中被大历史所遗漏所忘却，而隐藏者是因为自己意识到他们与大历史的不相容而主动地把自己藏匿在历史的背后，他们的被遗漏和被忘却是他们采取的主动保护措施。隐藏者隐藏起来的东西必然是因为缺乏历史存在的合法性而不得不被隐藏起来。严歌苓发现了多鹤这样一个历史的隐藏者。多鹤是一名日本女子，一开始，小说就写到她与日本村子的村民们面临战败后的绝境，此刻的多鹤尽管只是一个１６岁的少女，但她的命运已经紧紧地与抗日战争的历史大叙事联在一起，她无论是被迫与日本村民们一起殉难而死，还是被愤怒的中国人或者是苏军打死，人们都会认为这是一种正当的历史惩罚。是仇恨，巨大的民族仇恨，作为历史惩罚的注脚。作家也许可以将多鹤视为懦弱的生命个体，从人性的角度为其申请历史豁免。如果装在麻袋中的多鹤被卖到中国家庭，成为某个中国男人的妻子，那么故事就朝着人性的方向发展了。但严歌苓并不想成为一个抽象的人性论者，于是在她的小说中，多鹤被卖到了一个对日本鬼子有着深仇大恨的张家，可张家需要这个“日本婆”为他们生育后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传宗接代是最高的伦理，也就是说张家接纳多鹤并不是出于人性而是为了一种文化传统的伦理承诺。在张俭的内心，民族仇恨的情结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民族仇恨是更大的伦理，两种伦理的冲突是中国文化始终绕不开的困惑，因而古人发出“忠孝不能两全”的感叹。于是，民族仇恨与传宗接代构成的张力把多鹤、朱小环这两个女人和张俭这个男人胶着在一起，在两种伦理的缝隙间，爱得到一种扭曲的生长。就是这种扭曲的爱，使得这三个人打破伦理的种种阻障相互依存、相互体贴地生活了下去，他们的内心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爱是让人心疼心颤的爱，它只会从那个充满着仇恨和争斗的时代里孕育出来。生活在当代的人往往把它当成传奇来对待，远远不懂得这爱的深意。甚至就是多鹤的亲身子女，似乎也只是在充分利用父母的这份特殊的爱来满足自己的现实欲求。唯有那只陪伴着小环的又老又瞎的狗黑子才真正了解主人的心思。小说的这个结尾有一种时代的凄凉感。 历史隐藏者的存在是对历史合法性构成的一种威胁。当这种状况非常尖锐的时候，历史就成了揭露与隐藏相抗衡的过程。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不断地发生着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难道不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清理历史隐藏者的运动吗？严歌苓一再地掀开历史的地表，去寻问历史的隐藏者，但她不是代表历史的权力，而是试图代表历史的良心。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8-06-05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8-06-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