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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西方理论和批评界逐渐升温的一个概念“离散”，对华文文学尤其是北美华文文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30年来北美华文文学批评经历了争鸣、变革与拓展之后，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以及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的理论背景下，集中于“离散”的批评视角，使得对“族裔性”的执著追寻以及对族裔、阶级、性和性别的关注纷纷打上了“身份政治”的烙印，从而获得书写以及阐释的合法性[1]。离散(Diaspora)，其英文原意有二，一是指犹太人于公元前538年被逐出故土后散居各地；二是指犹太人散居的各个地方。当这个词的首字母大写时，它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古代犹太人是被迫和被动地承受着“离散”的历史境遇的，在精神上处于因失去家园和文化根基而漂泊无依的状态。“离散”的当代衍生意，则泛指人们从一个民族国家分散、流布到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族群和文化中的现象，首字母不再需要大写[2]。也就是说，“离散”的当代衍生意已经不再包含文化主体性意义上的否定内涵，而只是对移民现象的一种客观而抽象的描述。 然而，在本土语境中，对北美华文文学冠以“离散”之名的研究时，却对“离散”的两种词义的理解和使用产生了模糊和混淆。移民作家及其创作，在一般文化和文学现象的意义上被或隐或显地附加了古犹太人式的、文化主体失落的精神情结。有学者指出，这种误读是由于不能充分理解当下文化和知识的急剧流转，空间位移、记忆重组、族群迁徙以及网络的无界穿梭等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经验中的重要方面而造成的，从而大声疾呼以“离散”观点出发的学者，必须跳脱顾影自怜的“孤儿”/“孽子”情结[3]。值得注意的是，北美华文移民女作家的创作，尤其被先验地赋予了性别身份与族裔身份的双重“问题”，在“离散”文学的讨论中成为热点。 本文通过考察在20世纪中国赴美移民潮中诞生的两代北美华文女作家的代表性创作，试图分析“离散”的具体内涵及其演变，以期丰富研究界有关“离散”概念的思考，同时探讨女性主义话语在“离散”论述中所可能具有的理论能动性。 一、“无根”与“逃亡”：“离散”的精神特质 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出现了两次较大的赴美移民潮。第一次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官兵和一些文化人士携带家眷由大陆赴台湾，形成了独特的“眷村”文化。台湾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50年代的台湾崇美风气盛行，出身为“眷村”后代的很多青年人都把留美当作生活的最高追求和唯一的前途寄托，千方百计远涉重洋，背井离乡前往美国，形成了第一代留学生移民。有学者指出，这一现象以及相应的北美台湾移民族群的形成，一方面说明了台湾崇美崇洋的殖民地心态，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对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前景的失望，同时这种“离去”的情绪也郁积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4] (P29)。这些留美的中国学生群，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和苦恼：学业上的艰苦搏斗和学成后无所归依的怅惘寂寞。中国大陆的“原乡”是不可能回去了，台湾也已日渐生疏，无法施展抱负；作为移民在美国又很难进入主流社会，即使做出一番事业，也无法实现身份认同。因此，他们往往怀着强烈的“思乡病”，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土壤。从他们当中，诞生了第一代北美华文移民文学，并开创了文学创作主题中的双轴核心：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大陆/台湾)，一是与自己存在显示密切联系的新地(美国)。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后者切入到美国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60、70年代成就卓著的两位女作家於梨华、聂华苓的创作，堪称这一时期移民文学的代表，也常被视为“离散”创作的典型个案。 於梨华原籍浙江镇海，1947年随家去台湾，1954年赴美留学，1967年以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年)一举成名，被誉为“留学生移民文学的鼻祖”。这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牟天磊的形象，引起了时代的共鸣。牟天磊是从大陆去台湾的青年，大学毕业后随着留美浪潮来到美国。故事从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教书十年后回台省亲开始写起。在亲友乃至政府的欢迎款待中，他百感交集，一幕幕的往事涌上心头：在美国的艰苦搏斗、寂寞飘零，去美前在台湾的情景，抗战时期在祖国大陆的生活……他回到台湾，想休息一下疲惫的精神，做一番自己觉得有用的事业，但是父母望子成龙的传统心理和在通信中与他恋爱了几年的意珊，都要他回美国。故事结束在牟天磊如何选择去留的悬念中。这部作品精到地刻画出牟天磊心理的点滴变化：到美国前，他朝气蓬勃，倔强、任性，有时还有点野；而十年后却身心俱疲、一身暮气。听到《苏武牧羊》这支古老遥远的歌，他会“突然手指挡不住，掌心盛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异乡节日的喜气，使他想到自己“漂泊无定的前途，……空漠的将来”。在熙攘喧嚣的美国，他却感到自己像“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获得博士学位并没有带给他想象中的快乐，学非所用更摧折了昔日的雄心。带着一颗空茫的心，他回到台湾寻安慰、找寄托。看到深深扎根的棕榈树，他忽然醒悟到，自己是“没有根的一代”，“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的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不管你个人的成就怎么样，不管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你还是外国人”。待回到台湾，“溶在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欢笑中，坐在亲人中间”，他却觉得自己是站在“漩涡之外的陌生客”，“他的一切想法，一切观念和他们脱了节”。他感到，“我在这里也没有根”。 可以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书写了现代屈子式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放逐体验。牟天磊们无论在故土还是新地都无法找到政治与文化认同，一方面，他们在美国的真实生存现状反省和解构着台湾社会的崇洋之风；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台湾故土的人情与记忆排斥着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失败经验。在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中，他们将自身彻底“边缘化”，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放逐和无所归依。这部作品对“离散”的核心解读，就是“无根”的心灵体验。 另一位旅美台湾女作家聂华苓创作于1970年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香港友联出版社，1976年；青年出版社，1980年；华夏出版社，1996年；台湾时报出版社，1997年。因涉及政治敏感问题，各地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均有删节。)，被认为是20世纪经典的华文“离散”书写，被列入亚洲小说一百强，并以其“女性话语方式”在华语文学史上占有突出而重要的位置。聂华苓1925年出生于湖北，1948年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1949年抵台湾，进入《自由中国》杂志社担任编辑，1964年离台赴美。“桑青”和“桃红”是同一女主人公在不同历史时期反映不同人格的名字。故事发生在1945年至1970年间，作者把桑青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自成为一部独立的故事。第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桑青作为一个向往自由、对生活充满好奇的青年在动乱中的流亡生活；第二部以1949年兵临城下的北平为背景，描写桑青作为一个富家太太亲历解放军围城下的旧时代、旧人物的崩溃；第三部以1957至1959年的孤岛台湾为背景，描写桑青困居台北阁楼的内心世界，作者利用老鼠横行、时钟停摆、僵尸出坟等超现实主义细节，来反映主人公的精神恐惧与错乱；第四部描写桑青逃到美国，到处受到美国移民局追缉的生活。这时的“桑青”变成了“桃红”。小说家白先勇谈到“桃红”这一形象时说：“当移民局官员问她若被递解出境会去哪儿时，她的回答正具代表性：‘不知道！’这话道破了现代流浪的中国人的悲剧……桑青精神分裂，摇身一变成了桃红，这是精神上的自杀……沉沦到精神上的最低点，陷入半疯癫状态。到故事结尾时，她还在逃避移民局的缉捕，在美国的公路上，一次又一次兜搭顺风车，任由路人带她往别处去……”[5] (P82) 大多数评论都认为，这部作品在象征和隐喻的层面上以人物的历史遭际和人格分裂指涉从抗战到冷战期间的华人的“离散”境遇和文化政治；也有不少评论者注意到主人公桑青作为一个女性的独特历史经验：她对现实政治特别是左右国家民族命运的重要战争和历史事件都十分隔膜和无知，每一次历史的冲击波到来时，她都是在无知无觉的状态下做出被动的选择。她不是时代革命或战争的主动参与者，其人生悲剧也并非由革命或战争造成。反之，这些革命或战争只是她个人命运的背景或生活线索的转折联结点。真正主宰桑青意志和选择的，是一种女性本能的直觉——对“生”的执著和对“爱”的渴望。这样的性别经验分析与“离散”的解读之间，产生了一些吊诡：如果说“离散”是历史事件强加在个人身上的“历史效果”，那么桑青并没有以一种谴责和控诉的姿态要求“历史”来对“个人”负责；桑青从未成为历史主体，在性别意义上不受历史的支配；桑青一直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来选择一次又一次的“逃亡”，从未执著于任何一种族裔身份，而她最后的精神分裂也好、不知所终也好，则是最为彻底的从一个明晰理性的现实世界“逃亡”了。于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她获得了一开始便在追寻的“自由”。 总之，在第一代移民北美的女作家笔下，“离散”书写呈现出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经验：在一波又一波的历史劫毁中，不断丧失旧有的族裔身份和文化身份，既是个人携裹在宏大历史当中被动的接受，也是个体基于生命伦理所做出的主动选择。伴随着“无根”的心理体验，执著于生的“流亡”中，不论是牟天磊还是桑青，他们都没有“寻根”或“回归”某一身份的情感意向，与其说这些“现代流浪的中国人”是缺乏族裔性的证明，倒不如说是他们面对历史与现实的一种高度清醒——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自身政治与文化身份的模糊和暧昧，接受了这个事实，同时还接受了伴随产生的心理障碍和精神混乱。他们在现实中艰难地寻找出路，并且拒绝向历史讨还欠账。他们以一种在历史和现实双重面向上的坦然界定了自己的身份，那就是“无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性别论述在“离散”当中的位置和意义。桑青这一疏离于历史又从未被历史所赦免、过分执著于女性生存本能和欲望本能并带有“疯狂”特质的女性角色，在评论界引起了暧昧的纷争。一些从“离散”视角出发的理论家往往把桑青置于历史弃儿式的、悲情化的论述结构，并在家国/男性的双重遗弃中突出了“性别”的被动和悲剧性。而在少数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桑青则在另一评价标准下获得了积极意义：她显示了女性在“去国家、去民族、去认同”之后，以积极的方式追求身体和精神的自由，男性流亡者肩上沉重的民族与历史包袱终于在女性这里被卸下。桑青/桃红因而具有了一种女性主义解构意义的“文化英雄”意味[6]。或许，“离散”的确可能引起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心理体验——或偏重于消极的身份丧失的焦虑，或倾向于积极的情感和精神自由。但是，“自由”作为终极意义上的普适价值追求，在20世纪强大的以明确身份认同边界为标识的国族叙述面前，仍然显示出乌托邦式的虚弱；让女性来承担这一价值追求，并不能在性别意义上强化它，反而有可能使对性别观念持保守态度的批评家产生质疑。然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种女性主义解读所引发的质疑和歧异，恰恰显示了女性主义话语在“离散”以及更广阔的理论范畴内的能动性。 二、历史与性别的超越：“反离散”的叙事 第二次较大的赴美移民潮发生在1978年中美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并在1989年之后形成一轮新的高潮，是之谓“新移民”。这批移民大多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伴随着“文革”的记忆长大，以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大学生的身份接受了高等教育并接触到西方文化，他们身上积聚着十年空白之后的巨大文化潜能和对西方文明重新想象与亲近的激情。在出国之前，他们在文化认同上已经发生了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的“涵化”①。他们怀揣着从金钱到民主的各式各样的“美国梦”来到美国，却在一切需要真实把握的层面上无所适从。正如严歌苓所说：“我们口头上嚷到这里来寻找自由、学问、财富，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想找什么。”[7] (P3)要追求的价值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深壑里坠落，以主动追求的姿态出现的文化主体，也在“移民”的身份困境中遭到沉重打击。在这种境遇中，以严歌苓和张翎为代表的“新移民”女作家，分别以自己的方式试图摆脱身份困境，并为世纪末的“离散”文学内涵增添了新的质素。 严歌苓生于上海，1986年加入中国作协，1990年赴美留学。严歌苓是从华人移民的历史当中去寻找“移民”这一身份的界定和文化意味的起源。她“潜心研究了近百万字的华人移民历史，发现自己或多或少与这五代移民有着相似的心情与苦闷”[8]。于是她开始以早期华人移民为题材进行创作，开始想象她的“身份祖先”而非血缘祖先的生态与心态。在《风筝歌》、《橙血》、《扶桑》等一系列小说中，严歌苓倾力最多、影响最大的是长篇小说《扶桑》。作者为小说设置了一个特定环境：“一群瘦小的东方人，从泊于19世纪的美国西海岸的一艘艘木船上走下来，不远万里，只因为听说这片陌生国土藏有金子，他们拖着长辫，戴着竹斗笠，一根扁担肩起全部家当。他们中极偶然的会有一两个女人，拳头大的脚上套着绣鞋。这样的一群人和整个美国社会差异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这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特定环境，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进这个环境中绝不可能仅仅是故事正身。……人的那些原本会永远沉睡的本性不可能不被惊动，从而给人们一些超常的、难以理喻的行为。移民，这个特定环境把这种奇特的敏感诱发出来”[9]。故事起源于这样的史实：19世纪60年代，三千中国妇女飘洋过海到美国，沦为妓女，她们“十八岁开始脱发，十九岁落齿，二十岁已两眼混浊，颜色败尽，即使活着也像死了一样给忽略和忘却，渐渐沉寂如尘土”，女主人公扶桑就是她们当中有据可查的一个。但是作者通过想象给予扶桑最大限度的生命延展，足以承载一个名叫克里斯的白人男子从12岁初见扶桑、把她的小脚当作“东方奇观”，直到70岁高龄至死不渝地深爱着她的传奇。扶桑的全部人格特征，原始地母般深广的慈爱与宽容，就在“移民”和“妓女”这样的双重低下身份所构成的“特定环境”里展现出来。当克里斯向扶桑忏悔曾经参与强奸她时，她“跪着，宽容了整个世界”。跪着的扶桑形象被定格和放大，“在跪作为一个纯生物姿态形成概念之前，在她有一切卑屈、恭顺的奴性意味之前，它有着与其他所有姿态的平等。它有着自由的属性，它可以意味着慷慨地布施、宽容和怜悯。他想，那个跪着的扶桑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体现了最远古的雌性对于雄性的宽恕与怜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7] (P200)。 在这个“中国妓女”与“白人嫖客”之间颇为吊诡的爱情故事里面，在扶桑(代表着东方女性特征)对克里斯的性吸引与性启蒙和克里斯(代表着其身后的强势民族)对扶桑的性榨取之间，一场弱势与强势的身份博弈在“性别”与“族裔”的双重身份与权力关系的场域里展开，最后扶桑以圣母玛丽亚式的宗教宽恕姿态，召唤了克里斯的灵魂。一旦这一姿态被界定为“弱势对强势的慷慨宽恕”，其隐含的颠覆性就显而易见：在宗教和伦理学的意义上，宽恕的主体相对于宽恕的对象是一种强势的存在。这是一种真正的强势。这种对移民真实历史的追溯与想象建构蕴含着严歌苓自己对移民身份的一种信念，那就是坦然面对和接受现实层面的弱势地位，却在承受痛苦的基础上把心灵提升到一种宗教的悲悯境界，以超越现实中的种种强弱对比所带来的痛苦，达到真正的精神“强势”和个人解脱。这一信念尤其被寄托在她笔下的女性移民身上。严歌苓在此后一系列的当代移民故事中延续和坚持了这一信念。 《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伊娃，都是扶桑改头换面的现代还魂。尽管伊娃身上伪装了不少现代女性的精明与算计，但还是在对残疾女儿菲比“非理性”的母爱中现出原形——东方女性的善良、慈爱与几乎逆来顺受的宽容。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故事的叙述中，严歌苓在中国女性与白人男性的关系设置上有所改变，《少女小渔》中的意大利老头几乎与小渔一样穷困潦倒，小渔需要通过骗婚取得绿卡，老头也同样需要这一场骗局缓解贫困；《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亚当因为是同性恋而在养育后代的问题上遭遇困境，需要借伊娃的母体，而伊娃同样需要这份“工作”养活自己。两对男女关系都是建立在一种各取所需的“合谋”基础上，强势和弱势的对立基本消失，有的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生存困境。故事的结尾也都是以中国女性来怜悯和抚慰更加虚弱无助的白人男性。这似乎在性别的意义上超越和颠覆了“离散”书写所天然含有的政治身份与权力关系。然而，正如亚当的同性恋倾向使得他在了解和喜欢伊娃之后仍然“不能”在生理上爱她、仍然“不能”和她融为一体，不同国族、不同性别的人们之间，只能隔着厚厚的身份差异遥相致意，而不能真正水乳交融。这不啻是一个更加真实的性别和国族寓言。 张翎1958年生于浙江温州，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获得加拿大和美国的硕士学位，后定居加拿大。张翎和严歌苓一样，把探究身份政治的触角伸向了历史的深处，试图在时间的历时延展上考量共时的身份困境。她的小说深刻地反映了移民文化的特质——混合交错的文化视角，跨越家国、地域界限的空间变位，往返于现实和历史，以期在对过去的印证中求得目前的文化身份。张翎的小说有着一个反复吟诵的连贯母题，即对故乡往事的错位的重新叙述：江南水乡温州一带的风土人情、地方习俗，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生态、民族心态，纵横交错地编织在加拿大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形成了具有张翎特色的“温州风情系列”[10]。可以说，移民文学总是离不开描写祖籍家史、国史和民族史，在文学中展开祖裔文化历史的旅途跋涉，用过去作为现实的参照，借助追溯历史来充实眼前的想象力，以此来表达移民们对居住国的民族、阶级和性别等身份特征的思考，以及对祖裔文化和居住国文化之间关系的看法。 张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邮购新娘》[11]。这是个通俗的故事：一个叫林颉明的加拿大华人，突遭妻子车祸身亡的厄运。在岳母的撮合下，与国内一个叫江涓涓的女子通了信，并将她接到加拿大准备结婚。江涓涓带上了被“邮购”的神秘色彩。她是哪里人？她从哪里来？准新娘江涓涓的命运成了小说的纽带。她的出现牵出了一家三代温州女子坎坷而曲折的命运，牵出加拿大各色华裔移民的酸甜苦辣，牵出两代传教士和中国温州女子的情感渊源……筱丹凤、竹影、江涓涓三代女人经历过爱情的不幸，但在失却爱情后依然执著顽强，在历史的洪流中立起一道连续的风景。张翎通过小说寻找自己的根，或者说她把小说当作回归故乡、进入故乡的历史之旅。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只是张翎写历史的引子，她要叙说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女性历史。历史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也是小说叙述的自身。它使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文化冲突”有了更为纵深的根系，令小说有了通常移民文学所缺乏的空间感和厚重感[12]。 当然，在历史想象与现实中穿梭、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生存，有其无所适从的不利之处，这一点在故事叙述线索的繁杂与情节的榫接方面有所体现，但也有其无可取代的优越之处。正如Amy Ling所述：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这种状况带有着负面的和正面的负荷，一方面，夹在两个世界中间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占有着、隔阂着两岸的中间部位，即悬挂着的空间，不被任何一方所接受，是没有归属的地方；另一方面，处于两个世界的中间可以被看作立足在两个岸上，所以同时属于两个世界。你拥有的并不比别人少，相反更多，处在两个世界中的人占据着成为桥梁的必不可少的位置[13] (P177)。可以看到，在张翎的小说中，女性被赋予了特别的叙述权力，她们命运各异而又奇妙相连的关系，以及在历史劫毁中更加扑朔迷离的身份游走，恰恰成为连接不同时间、空间和文化的桥梁。女性不再是“离散”悲歌的咏唱者，而是缀补连接不同身份和不同心态的使者。正是女性代际之间具有的永恒性质的性别经验与命运，使得任何“漂泊的女儿”都不再孤独，而是能够从自己民族女性的历史当中汲取到认同的资源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女性是永远不会“离散”于民族和性别的历史之外的。张翎的小说也因而具有了“反离散”的文化意味。 上述两代北美华文女作家的代表性创作有关移民——“离散”的书写，各有其具体的时代内涵和独到的精神阐释，但在某一点上可以说取得了一致，这就是关注女性经验在“离散”内涵中的积极建构作用。这些女作家在性别话语中寻求与“离散”身份论述的对话甚至超越，从而为解读和思考当代的“离散”理论与书写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视野和途径。对我们来说，如何认识海外华文创作中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如何使性别视角的有效性在海外华文创作研究中得到更好的发挥，以促进探讨的深入，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所谓涵化，指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经济文化上都比较强大先进的社会接触时，这个社会经常要被迫接受较强大较先进的社会的很多文化因素。这种由于两个社会的强弱关系而产生的广泛的文化假借过程，以及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斥相纳的更新过程，称为“涵化”。此概念来源于吴前进《美国华人华侨文化变迁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参考文献】 [1]有关理论梳理参见饶芃子. 从“本土”到“离散”——近三十年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评述[J]. 暨南大学学报，2005(1). [2]对“离散”(Diaspora)的英文解释，参见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Third edition), pp372, by Longman Group Ltd. 1997. 以及Oxford Advanced Learner' 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Fourth edition), pp396,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王德威. 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J]. 中山大学学报，2006(5). [4]刘登瀚. 特殊经验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看台湾文学[A]. 第三届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选[C].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 [5]白先勇. 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A]. 第六只手指[C]. 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6]朱立立. 女性话语·国族寓言·华人文化英雄——从文化研究视角重读当代华语经典《桑青与桃红》[J]. 台湾研究集刊，2006(3). [7]严歌苓. 扶桑[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8]严歌苓. 苦闷中的反思[J]. 台湾文学选刊，1995(1). [9]严歌苓. 主流与边缘[A]. 扶桑·代序[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10]徐学清. 论张翎小说[J]. 华文文学，2006(4). [11]张翎. 邮购新娘[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12]赵稀方. 历史、性别与海派美学——评张翎小说《邮购新娘》[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1). [13]Amy Ling. Between Worlds: Woma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0.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01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