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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决定写一本小说。那年我28岁。无论如何，我想在30岁来临之前写一本小说，为此我辞去了报社的工作。我花了5个月时间写那本小说，然而过了5年它才发表和出版。这5年间它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文学杂志社和出版社，但没有一家接受。他们觉得它就像一个怪物，或者换句话说，他们觉得它怎么看都不像中国小说。对此我深表理解——我本来就想写得不像中国小说。事实上，那正是我写作的初衷：写完全不同于当下中国小说的小说。我讨厌粗糙低俗的语言和故事，那千篇一律的语调(而且是很难听的语调)，那无聊重复缺乏想象力的题材。 我的这部小说《不失者》，最终发表在《收获》杂志2008年长篇小说专刊的春夏卷，随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书卖得既不太好也不太坏。首印一万册，没有加印。读者的反应很极端，有人爱不释手，有人则恨之入骨。而在文学圈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这也很正常，我想，如果你不喜欢对方，为什么要对方喜欢你？那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不失者》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但并不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的第一本书是一本译作，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长篇小说《幻影书》，2007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之所以会翻译英语小说，是因为我近乎疯狂地喜欢读小说——既然我无法忍受很多所谓的中国小说，我就只有去看外国小说。但问题是很多译者或许懂点英文，却基本不懂中文，他们的译作既糟蹋了原文、也糟蹋了中文。所以我只能去读原文，然后，在被原文的美好深深打动之后，几乎是忍不住地，试着以一个写作者对语言(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特有的敏感和珍惜，把它们翻译成汉语。 我开始翻译的另一个原因，是2005年我做了父亲。照顾幼小的婴儿使我无法静心写作，但我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和精力来翻译。一方面那可以让我保持某种写作状态，另一方面那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因为翻译是最大程度的精读，而且，就像歌德说的，外语可以让你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母语。对于想写一辈子小说的我，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训练。于是，我成了一名“家庭主夫”。我带儿子，做家务，看书，写作(写书评，写短篇，并准备写第二本长篇)，翻译(加拿大诗人兼歌手伦纳德·科恩的诗文集，一本以生日为主题的欧美短篇小说集)。跟我的文学偶像阿奇博尔蒂一样，我也想做个隐士小说家。 阿奇博尔蒂是我最崇敬的小说家，虽然实际上他并不存在。他是智利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长篇巨制《2666》中的一个虚构人物。但就像虚荣的包法利夫人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有时候虚构的人物比现实中的人更加真实，更加有存在感。在《2666》的开头，来自英法意和西班牙的四名德国文学评论家(三男一女)，一起寻找一位神秘的德国小说家——他们都是他小说的狂热读者。但除了他的小说，人们对这位德国作家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只知道他已经年届八旬，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出版了数十部小说，但他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也不领受任何文学奖项，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甚至连他长什么样也是个谜。人们了解他以及迷恋他的惟一途径，就是他的作品。 这位神秘的小说家就是阿奇博尔蒂。仿佛一座庞大的迷宫，在《2666》的最后一部分，故事又回到了起点，波拉尼奥为我们解开了小说开头的谜团：他叙述了阿奇博尔蒂的一生。其中我最喜欢他成为小说家之后的部分。二战结束后，年轻的阿奇博尔蒂一边在低级酒吧做看门人，一边用租来的打字机写自己的第一本小说。经过最初的四处碰壁之后，这本名叫《鲁帝克》的小说终于被汉堡一家在文学界有良好声誉的小出版社接受。结果这家出版社成了阿奇博尔蒂终生的、也是惟一的出版社。虽然《鲁帝克》只卖了300本，他的第二部小说《无边的玫瑰》卖了205本，而第三部《皮面具》甚至只卖了96本。当他的出版商去拜访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时，问他对阿奇博尔蒂怎么看。评论家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支吾着说，我觉得他不像是欧洲作家，他更像……马来西亚作家。 马来西亚作家。这位出版商只有苦笑。但他决定继续——可能的话，永远出版阿奇博尔蒂的小说。于是我们看到一系列书名：《欧洲河流》《遗产》《乐透彩男人》《回归》……每隔一段时间，出版商就会收到阿奇博尔蒂从欧洲各地寄来的手稿。从威尼斯，从一座希腊小岛，从没听说过的欧洲小城。靠着微薄(但在逐渐增多)的版税，他过着简朴的流浪隐士的生活，没钱了就打点零工(比如做园丁)。“多年来阿奇博尔蒂的家，他惟一的财产，就是他的手提箱和打字机。” 波拉尼奥写道，“手提箱里放着衣服，一叠纸和两三本他正在读的书。他右手拎手提箱，左手拎打字机。衣服穿旧了就扔掉。书哪里读完就留在哪里……他和别的德国作家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做一个隐士，读书写作，云游四方，过简洁的生活，写想写的小说，不听从也不顺从其他人的要求。这就是我的文学理想：成为像阿奇博尔蒂那样的隐士小说家，用一本本不合潮流的作品，与在书店里神秘相遇的某个读者一起，去对抗这个粗俗而急功近利的时代。就像波拉尼奥说的(正是他创造了阿奇博尔蒂，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阿奇博尔蒂)，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惟一的故乡就是书店。因为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正信任的必然是读者，而不是媒体、文学奖和评论家。请不要误解——这并不是说作家要为读者写作。恰恰相反，真正的作家只为自己写作，但他坚信这个世界有跟自己一样的读者，他坚信一对默契的作者与读者就像一对有共同信仰的战士，他们在文字的丛林里彼此寻找，他们将在书店会合，他们将同心协力，用虚构的世界击败真实的世界——哪怕只有片刻。 这才是文学存在的意义，至少是意义之一，不是吗？ 所以英国作家约翰·伯格才会这样写道：当两个以上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便组成一个反抗群体。反抗的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缺乏人性。凝聚的这群人是读者、我以及这些文章的主题人物——伦勃朗、旧石器时代的洞窟壁画画家、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乡下人、古埃及人、对描绘孤寂的旅馆客房很在行的一位专家、薄暮中的狗、广播电台的一个男子。意外的是，我们的交流强化了我们每个人的信念，那便是坚信今天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而他们所说的往往都是谎言。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