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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评论家李欧梵认为陈映真的作品是“耐读”的，它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解释。“耐读”正是陈映真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形成这种魅力的根本原因，是他做到了鲁迅所要求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思想蕴含很深刻。除此之外，他那娴熟的艺术技巧也是重要的因素。尽管陈映真始终强调思想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但他的作品本身还是证明了，他是十分讲究艺术技巧的作家。 陈映真的艺术特质是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学精神和技巧的融汇。这种艺术特质导引着作家选择中西合璧的艺术技巧：把现实主义深沉的笔触与西方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意识流、心理分析等艺术技巧灵动多变的相融合。 一、现实主义的张扬与拓展 按目下学术界的一般说法，陈映真隶属于乡土派。乡土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大流派，业已形成某些共同性，诸如，立足本土现实，关心民生疾苦，追求乡土风格及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等．这沿袭了台湾文学日据时期的优秀传统，也是对于大陆来台部分作家“反共”和“乡愁”文学与现代派脱离现实的反拨。一言以蔽之，乡土派执着地追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台湾现代派与大陆现代派几乎都拥有共同命运，在严峻的历史实际面前，无法舒畅发展，现实主义终究成为文学主流蔚为大观。陈映真曾说：“在这样的中国现代史中，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作家，是不能、也不屑于捡拾西方颓废的、逃避的文学之唾余，以自欺自渎的。因此，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革新意识的现实主义，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全局去看，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所以，陈映真由早期到后期的发展方向便是愈来愈清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但他的现实主义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蹊径独辟，不隶属台湾现代派，也不完全等同台湾乡土派。他独特的魅力当是“写实与浪漫”之间的游移，自然写实为主干，不必多言。但他的写实明显不同于王拓、杨青矗的朴实，而是洋溢着浪漫的精神实质。在彦火的《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一文里，陈映真明确地说： 我认为现实意义有非常辽阔的道路。可是现代派只能走一次，比如将人的鼻子画成三个，其他人再依样葫芦这样做，就没有意思。例如毕加索建立了自己画风，后来产生了很多“小毕加索”，这些小毕加索只是模仿者，没有什么意义。现实主义为什么辽阔，因为生活本身的辽阔规定了现实主义的辽阔。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现实主义也要再解放，不要像过去的现实主义一样，愁眉苦脸，严肃得不得了，不敢接触实质问题，不让你的想象力飞扬。 陈映真追求的是现实主义的张扬。陈映真是一个十分讲究艺术技巧的作家，他对小说艺术技巧是极为关注的，甚至是偏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现代发达的小说技巧理论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最重视技巧理论的，陈映真在大学期间就已对此有所触及，但他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一种扬弃。他批判地吸收了某些富有表现力的技巧，并把它们融合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中去。他把现实主义深沉的揭露和批判精神与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时空交错等灵活多样的表达艺术相融合，进行着现实主义的“再解放”。这增强了他的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度，使之既有思想深度，也有艺术高度；既有现实内涵，也有浓情、梦幻及象征色彩。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象征能使小说家把人物的有限天地与社会这一大千世界紧密相连。这一手法深得陈映真的钟爱。陈映真小说的象征运用自然又自如，象征的方法多种多样。有整体象征法：如《永恒的大地》以女人象征台湾的大地，“伊”曾当过妓女，象征台湾岛曾沦为日本殖民地，“伊”的容貌丑陋，但有旺盛的生命力，象征着处于黑暗统治中的台湾仍有光明的前景；《云》象征着工人运动如云翻涌……。部分象征法：如《将军族》中三角脸和小瘦丫头一起殉情，象征着台湾和大陆要排除阻力，决心实现统一；《唐倩的喜剧》，作家分别把胖子老莫、哲学助教罗仲其、留美的青年绅士乔治·周以及巨大的军火公司任职的物理学博士象征着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以及西方的物质文明，他们的递变，甚至于破产，也具有现实的象征意义。情节象征法，主要指在情节的更迭中不断出现、重叠反复的意象和场景所蕴寓的旨意：这在《第一件差事》中体现得最鲜明，小说多次反复出现那座水泥桥的意象，桥那边亮着灯，这边的灯熄灭了，这一情节反复出现，象征着胡心保自杀前的特定心态一对“这一世界”的绝望，对“那一世界”的向往；《祖父和伞》中的“伞”，也在情节中一再出现，它象征浓浓的乡愁；《一绿色之候鸟》中候鸟象征旅居台湾的大陆人，“这种只属于北地冰寒候鸟，是绝不惯于此地这样的气候的，它之将萎殆以至于死，是定然吧”，小说里那些与候鸟同样来自于遥远北方的一群人不与台湾相认同，必然无法生活，精神上也几近死亡，候鸟后来果然死亡，教授妻子，以一个本省人被孤立于眷区，亦如候鸟一样萎殆至死，这只鸟既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关节点，又带有主题的象征内涵。 《夜行货车》不仅是部分象征与整体象征的完整融合，还含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小说的总题目《夜行货车》和其下的小标题《长尾雉的标本》、《温柔的乳房》、《沙漠博物馆》、《景泰蓝的戒指》都蕴含着深沉而丰富的意义。总题“夜行货车”，在篇末才整体地显示了它的象征含义：台湾滚滚向前的回归潮流。我们从这里似乎听到了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们脉搏跳动的振点，犹如奔驰的货车，背负着重任，回归自己的故乡。詹奕宏和刘小玲的最后结合又象征着大陆人、台湾人终将融为一体，而奔向南方故乡的“夜行货车”也暗示着詹奕宏的性格是洒脱刚毅的。小说各节标题是部分象征：“长尾雉的标本”影射林荣平们消极静态地受外国主子摆布的生命，形象地告知读者，这类人犹如长尾雉一般，对洋人摇头摆尾；“沙漠博物馆”，虽是“博物”的西方文明世界，但却像沙漠一般无根无底；“温柔的乳房”生动显示了中华民族勃发不竭的生命力；“景泰蓝的戒指”既象征中华民族悠久精粹的历史文化，又象征詹奕宏与刘小玲在认同乡土与民族的前提下忠贞不渝的爱情。 陈映真前期的作品，常用梦幻手法来表现人物在现实生活里的变态、反常心理和精神错乱。如《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祥自杀前，作家写“南方的记忆，袍泽的血和尸体，以及心肌的叮叮咚咚的声音，不住地在他的幻觉中盘旋起来，而且越来越尖锐了”，表达他难以承受的精神折磨。在《凄惨的无言的嘴》里，那个逃跑的雏妓被买她的主人用起子凿了许多血孔，在“我”的幻觉里，那些面孔幻化成“凄惨无言的嘴”，发出“打开窗子。让阳光进来吧”的呐喊和呼号。 梦幻和情思交织，他步入文坛的第一部作品《面摊》，就显露了这种特点，浓浓的情思，梦幻似的感觉，弥漫在全篇。特别是小说的末尾，通过病孩的直感，写出了孩子在爸妈的温馨的爱怜下，把爸爸抛出去的烟蒂在暗夜划着的血红的弧、撒了一地的火花与那颗橙红橙红的早星交错而形成的梦幻，再加上那面摊车渐去渐远发出的“——格登格登格登……”的声音，更增添了一种不可言传的韵味。同样，我们读《哦!苏珊娜》，全篇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从教堂里飘出来的赞美诗：“哦!苏珊娜，你可曾为我哭泣?”反复出现，赋予了作品深沉的哲理蕴含——表现了人们探索人生的真谛的困惑，同时也为作品增添了一抹难以褪尽的浓浓的感伤色调。 梦幻和现实交织，这主要表现在陈映真早期的小说中。例如《我的弟弟康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永恒的大地》等，都有一种浓郁的超现实的梦幻色彩。《兀自照耀着的太阳》描写的是一曲死亡的颂歌。但死亡却又并非真正的死亡．作者又用太阳来作象征，把太阳和死亡两个截然相反的意象并列在一起，在不和谐中又产生出一种梦幻式的和谐。《永恒的大地》是歌颂踏踏实实的大地的永恒的，但作为大地象征的妓女出身的妻子和丈夫之间却又似幻似真。他没有乡愁，没有爱情，只是“贪婪地在伊的那么卑鄙而又肥沃的大地上，耕耘着他的病的欲情”。没有爱情却又能播种，使那永恒的大地长出“全新的生命”。不确定的时空、不确定的社会背景却又和真切的大地、深沉的主题连在一起。《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酷似童话，《永恒的大地》又太像寓言。现实和梦幻，眼前和永恒，互相交织，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艺术气氛。 陈映真是一位有才气、勇探索、“开放型”作家，为了探索传统外的小说创作方法，以便多样地反映多变的时代和事物的复杂性，使作品摇曳多姿又动人情怀，他有好些小说采用意识流的手法。《我的弟弟康雄》，忽而叙述康雄的经历，忽而引证日记片断，忽而忏悔“我”的沉沦……时空颠倒，主客交错，看似语无伦次，实是人物在激动心态下的真实的意识流动。在康雄姐姐漫无秩序的回忆中，“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康雄的面影就渐渐地在读者心头清晰起来。自然，陈映真也不是照搬西方现代派的模式，以人物意识流变为作品杠杆，而是丰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心理描写手法，以情节为线索，为凸现人物性格特点服务。比如《夜行货车》第一节《长尾雉的标本》，述说林荣平下班后，开车去小热海的路上，忽而想起老板摩根索恶作剧的笑声，忽而忆起刘小玲苦涩的倾诉，再而惶恐地沉浸在白天刘小玲的怒气中。这种意识的流动，既交代了洋老板对林荣平的嘲弄，述说了洋老板调戏刘小玲的劣迹，又揭示了林荣平的奴才嘴脸。 4 H" @; H3 {9 r5 \+ o6 d4 T- s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心理分析是赋予创作才能以力量的最本质的要素。这一“要素”在陈映真小说的艺术世界里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万商帝君》中，作家写极力往上爬但终不遂愿的林德旺从华盛顿大楼流落街头，有一段极形象的心理描写：“他看见一条拖着肮脏链子的，被人遗弃或者自己走失了的，形容悲哀而邋遢的某一种外国狗……那样子满脸满嘴的毛，连眼睛都盖住了，怎么认路，怎么走?”惟妙惟肖地把甘为洋犬而得不到主子赏识的狼狈心态活画了出来——这真是对林德旺鞭辟入里的心理剖析，在《文书》、《山路》等各个时期的作品中都有很好的体现。纵观其作品，作家是把人物的心理分析放在特定环境中进行的，与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的逻辑具有“共时性”，所以既深刻又令人信服。同时，他的心理分析旨在显示人的深层灵魂，常给人以美的享受。 ; u, |6 ^! U! N' s0 n5 K0 n0 Q3 | 二、鲜明的民族风格 u$ A; E$ \7 [& x' c 对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陈映真是极为重视的，艺术上主要表现在他的小说的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上。 - O" H6 [; G U9 z* B$ h9 q 茅盾在《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一文中指出。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结构，“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联”。陈映真吸取了这样一种章法结构的精髓，创作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吸取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特点，创造了一种近似于章回小说的新体式，分开来看，它每篇完整独立，合起来看，它每篇又是主题的一个部分。这种“分”“合”交融的体式，组成了现代章回体小说的主要特点，并采用文体交融、人称交错与时序变换等多种连接手法来结构布局。这部系列小说每篇均完整独立，篇内章节各设标题，各自成为独立完整的小单位，各有它的格局。从作品的整体结构看，每篇都以《华盛顿大楼》的里里外外为典型环境展开故事情节，从而使各篇的分主题具有强大的社会容量与思想深度。《云》，基于主题和多种类型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其结构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单一的线性形式，而代之以矛盾交织、波澜迭起、万象纷呈的开放式的多维结构。有两条线索，三层结构，层层分明，又汇为一个总主题。共同表现了中国工人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掠夺手段的虚伪和残酷，使作品既浑宏又统一，既壮观又清晰。 在人物刻画方面，陈映真探索出一条既保持民族特色，又能体现时代特征的中西结合的新道路。陈映真早期和70年代前期的作品偏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广泛采用意识流等手法。70年代中期以来，他既没有忽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发掘，又能娴熟运用中国传统的刻画人物的方法，注意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去剖析人物，借助人物富于个性的语言和动作，突出其独特的性格。多种手法的调动，使得他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是同一类型，也绝无雷同之感。如同是洋经理，《云》中的艾森斯坦和《夜行货车》中的摩根索就迥然不同，前者一派绅士风度，温文尔雅，骨子里却异常狡诈虚伪；后者则骄横粗野，庸俗不堪。又如《夜行货车》中的刘小玲，作者很注意通过刻画人物内心裂变描写人物性格、命运的发展，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 陈映真小说语言也是构成其民族风格的浪漫气质的重要因素。他的小说语言是富有诗意的知识分子语言，而很少将台湾本土的口语方言写入作品。他汉语普通话的书面表达流畅自如，精致凝练，带有学者风度。从这一点看，他与我国30年代文学血脉相承，不仅凝练，而且情韵极浓，色彩也很鲜明。当人们读到《云》里，“忽然间，几百只蓝色、白色、黄色，分别标志着不同劳动部门的帽子，纷纷地静静地举起，在厂房、在宿舍二楼、在装配部楼顶，在电脑部的骑楼上纷纷地举起，并且，在不知不觉间，轻轻地摇动着，仿佛一阵急雨之后，在荒芜不育的沙漠上，突然怒开了起来的瑰丽的花朵，在风中摇曳……”我们的眼前不是出现了一幅静动结合，彩色绚丽的生机勃勃的画面吗?而画面里深含的又正是作家那份对人间的真爱，对人们的深情。《山路》的片段描写：“就是在那些荒芜的日子里，坐在门槛上的少年的李国木，看见伊远远地踩着台车道的枕木，走了过来。台车道的两旁，尽是苍郁的相思树林。一种黑色的、在两片尾翅上印着两个鲜蓝色图印的蝴蝶，在林间穿梭般地飞舞着。”感受到阴柔优雅，舒缓浪漫，常夹杂大量的长句和语气词，富于抒情意味。 此外，陈映真还善于把不同性质的文体交互融合，既扩展了描写角度，也丰富了叙事小说的传统样式。如《最后的夏日》与《贺大哥》等等，都在叙述中穿插着别种体裁形式。不同人称的交替使用也平添了作品的立体、真切感。政治小说一般是很难写的，极易写成标语口号式流水帐，但陈映真的《山路》却写得多姿多彩，趣味横生，仿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构思巧妙。作品从“杨教授，特三病房那位老太太……”开始，杨教授查不出病情，很快把笔墨拉回了以往，直到作品结束时，才恍然大悟地从女主角死后的遗书上明白了一切。这遗书是写给刚获释的小时候的情人黄贞柏的。故事是那样曲折而动人，蔡千惠女士的品德是那么磊落而高尚。小说给人以浓重的回味。 综上所述，多方面的因素形成了陈映真文学深深的民族风格和浪漫气质。他以传统的、严肃的现实主义为创作总原则，但不囿于此，注意艺术表现的多元化，在创作中大量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和方法，追求“现实主义的张扬”，多年以来，不断深化之。因此，陈映真是台湾乡土派作家中受西方艺术影响最深的作家之一。这种对西方文学精神和技巧的刻意摄取和有机融汇，不仅使陈映真的小说世界在根本上具有了一种现代意识、现代眼光、现代品格，而且还造就了他的小说艺术世界的思想深刻性和艺术表达的贴切圆融。陈映真较高的审美素养将使他不断克服小说创作的一些弱质，而获得长足的成就。 原载：《海外华文文学论坛》2007/02 原载：《海外华文文学论坛》2007/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