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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立场、原则的坚持与责任的承担 陈映真具有“中国人”的国族身份、第三世界左翼知识分子的阶级身份以及台湾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身份。也许不应否认某些先天种族的和后天环境的因素在陈映真“身份”形成中的作用。如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液和父亲的教导使他从小认同和热爱着中国；生活于中华文化的氛围中，更加强了他对于国家、民族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认同。然而，从非本质论的角度言，陈映真的“身份”更主要却是“建构”的——它是作家在时代、社会关系场域中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中所建立起来的。正如陈映真在一篇近作中所说的：“事实上，我对‘第三世界’的难忘的体会，不是读理论出来的，而是源自几次具体的感性经验。” 进一步言之，对于陈映真，“身份”并非一种应景的“标签”或“口号”，而是代表着立场、原则的坚持与责任的承担。对“身份”的认知使他在实际行为中坚持某种原则和立场，而这反过来又加强了他对于自身身份的自觉，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加强。正是对于原则、立场和理想的坚持，使得陈映真成为左翼文学文化的一面思想旗帜，在台湾社会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尊敬。 陈映真从早期带有现代主义色泽的创作转向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创作的情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作家中具有普遍性。陈映真的特殊意义在于：其一，他最早觉察现代主义的弊端，撰写了《现代主义底再开发》等文进行细致的分辨和批评(包括对自己的剖析和反省)，从而达成对“现代主义”的审视和扬弃。其二，陈映真从其切身的生活感受和文学实践中，获得了对于台湾社会结构的一个根本性的认知，即战后台湾在世界冷战和国共内战的重叠构造下形成了相应的意识形态交叠架构，而许多问题都由此而生，许多现象都可以用这种内战和冷战意识形态的作祟来加以透析和解释。其三，由此认知延展出与所谓“台湾文学本土论”相抗衡的“第三世界文学论”的建构和追求。正因内战和冷战，陈映真格外倾心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而所谓“第三世界文学论”，就是要使包括台湾在内的百年来的反帝斗争中形成的中国文学的个性，融汇于亚非拉被压迫被殖民的整个第三世界文学的共性中，并以此同一性取得相对于欧美东洋富裕国家文学的“自主性”，而非汲汲于强调台湾文学对中国大陆文学的“自主性”。这样，在“第三世界文学”的整体中，中国文学的分裂问题无形中得到解决。这一思想成为70年代以来左翼乡土文学乃至当今“人间派”的精神龙骨。 陈映真对台湾“冷战一内战”相交叠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深刻认识是一主线，几乎贯穿其所有创作，对其“身份”的建构具有莫大的作用。这一认知绝非某日一时的灵感，而是积数十年之感受和思考而得到的结论，其间社会、文学思潮的激荡，起了重要作用。或者说，它是数十年来陈映真个人文学实践和台湾文学集体思维的产物，因此是极为真切和确实的。此外，陈映真的三种“身份”并非相互割裂，而是互相促进加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既然是“建构”的，就会有发展变化的过程。如果以1975年陈映真出狱为界，前期更多的是一种身处台湾窒闷困局中的直接感受、体验和形象表达；后期则对于台湾社会和政权性质、美国宰制的世界体系推行新殖民主义等问题具有更多的理性认识。在这过程中，陈映真的三种“身份”也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增强。 二、陈映真的“中国人”身份 在固有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陈映真亲身感受民族分裂、同胞分离的痛苦，因此满怀同情、不分畛域地描写两岸人民在台湾土地上的相遇、交汇和融合，在此过程中，其“中国人”身份不断得到确认和强化。具体说，由于内战，中国暂时处于分裂状态，陈映真敏感的文学心灵深刻感受两岸人民分裂的痛苦；由于冷战，美军、美援以及美国文化的阴影长期笼罩着台湾，这都反而使陈映真从小形成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得到了加强。因此，他在高中时代就参加了因刘自然事件引起的反美抗议活动，并在此后数十年始终坚持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立场；他关注着来到台湾的广大大陆同胞，出于大家都是“中国人”的认知，写出两岸人民在台湾土地上相濡以沫的情形。 年幼时陈映真最早感受到的是“国共内战”的阴影和恐怖的氛围：小学老师和邻居的被捕，学校旁边的政治犯监狱，车站张贴的枪毙人的告示，大人们充满恐惧和忧愁的眼光……这些印象化成了他早期小说中有形的故事情节或无形的背景氛围。于是作品中有那么多的非正常死亡，如《我的弟弟康雄》中空怀淑世理想而在现实中碰壁，在不可排解的内心痛苦中自绝的康雄，《某一个日午》中向往父辈建立新世界的理想，但开眼所见“无处不是腐臭和破败”、自觉“被阉割成为无能的宦官”而自戕的房处长的儿子，以及《第一件差事》中宣称“活着也未必比死了好过”而自杀的体面伟岸的中年男士；又有那么多的神经失常者，如《文书》中经历战乱坎坷以及在台湾亲手枪杀的政治犯竟是爱妻的哥哥等事件，幻觉中一只绿眼“鼠色的猫”如影随形紧跟着他而精神崩溃的军人，《凄惨的无言的嘴》中将逃跑被杀的雏妓尸体上的淤血伤口，看成一个个无言的嘴巴的精神病院病人，以及《永恒的大地》中充斥着“慌乱的气息，耕耘着病态的情欲，品味着死灭和绝望”的病态家庭里整天看天气准备乘船回老家的神经病的父亲。写于1960年的《家》中那个在“绝望的战争的阴影”中，为躲避兵役而耽留于升学补习班的少年，几乎每堂课都产生了“无数青而瘦的学子们的手在空中挥舞着，抢夺授业者的嘴里降下来的‘哈喇子”’的梦魇式幻象，使人深刻感知精神异常现象在那个时代的普遍性，而所有这些都与国家处于分裂和内战状态息息相关。 “内战”给予陈映真的另一个深刻感受，是目睹了那么多来自祖国大陆的因离乡别亲等原因而痛苦着的灵魂。1962年陈映真到军中服役，下层外省老士官的悲剧命运，让他深人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拨弄”。于是他一再落笔于祖国大陆来台人士，也较早触及了两岸民众的相遇相处、相互接受融合的问题。除了陈映真自己列举的《将军族》、《文书》、《累累》等之外，《那么衰老的眼泪》、《某一个日午》、《最后的夏日》、《第一件差事》、《永恒的大地》等亦属此类。陈映真深切了解从大陆来的人们在那个“渺遥阻绝的故乡”，有魂牵梦萦的亲人故旧，有流亡、苦难经历的记忆，其生命经历烙刻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剧烈胎动和阵痛，在与台湾同胞遇合时，产生了一些难题。陈映真期待着双方同时克服和扬弃各自的偏颇。在作品中，他便“以社会人而不是畛域人的意义开展着繁复底生之戏剧”，使两岸同胞能够“消失了畛域底差别”而以同甘共苦、祸福同担的共同命运之社会人的身份亲切自然地相互理解、同情、体贴和拥抱。如《一绿色之候鸟》中的季先生来自北方，而其妻却是当地农民的女儿，季先生在妻子入殓时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恸哭，让人觉得这里只有骨肉亲情而毫无“畛域”之分。作者又以“一只产生于北地冰寒的候鸟，是绝不惯于像此地这样的气候的，它之将萎枯以至于死，也定然吧”的叙述，表达对那些从祖国大陆迁徙“流落”到台湾的人们的悲悯和同情。也许正是早期对于民族分断、两岸人民分离的痛苦悲剧的观察和体会，成为他后来将消除民族分裂状态作为终生奋斗目标的重要原因。 1968年陈映真作为政治犯入狱，紧接着发生了“保钓运动”以及台湾文学思潮由“西化”向着“回归传统、关切现实”的转向。乡土小说家黄春明、王祯和等揭露着美、日殖民经济和文化的入侵，王拓、杨青矗展示着渔民、工人遭受的阶级压迫和剥削。陈映真在狱中欣喜地注视并思考着这些转变，出狱后不久遭逢大规模的“乡土文学论战”，于是勇敢投入其中。作为乡土文学论战两大焦点之一的台湾是否属于“殖民经济”的问题，以及在论战中初萌、在8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的台湾文坛“分离主义”倾向，都牵涉到“中国人”的国族认同问题。对前一个问题，陈映真通过《“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等理论文章以及后来的“华盛顿系列”加以探讨和表现。他认为，二战后随着旧殖民体制瓦解，新帝国主义对后殖民地的宰制，改而透过后殖民社会的内部合作来进行。他们通过大量受过各种专业养成训练、满脑子美国价值和“现代化理论”的亲美(日)、反中共的本地后殖民地“合作精英”，具体实践和推动世界体系对于后殖民地的各种意志。小说《万商帝君》刻画了首先在国族认同上出了问题的所谓“合作精英”们；《夜行货车》则塑造了为维护民族尊严，以放弃在跨国公司的优厚待遇为代价，勇敢地对羞辱“中国”的洋人说“不”的人物形象。 对于后一个问题，陈映真始终坚持以“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在台湾的中国作家”来定义台湾文学及其作家，并通过一系列主动出击的论战和批判，与分离主义展开严峻斗争：在乡土文学论战时就叶石涛文章中的分离主义苗头提出质疑和警戒；80年代初与“台湾文学本土论”论争；90年代后对扭曲了的“本土化”和“台湾民族”论的批判、对“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驳、对陈芳明“战后再殖民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观的揭谬、对日本右翼学界错误言论的批驳等等。在这些论争中，“中国人”的认同乃是一块最厚重的基石，一个所有论述的出发点，一条贯串始终的主线。 三、陈映真的“第三世界左翼作家”身份 陈映真服膺于左翼观点，仍应部分地归因于内战所引起的两岸分裂状态。台湾当局因此严格查禁了祖国大陆的左翼书籍，却吊诡地促使众多台湾青年暗中追寻左翼书刊的启迪。初中时陈映真“不告而取”了生父不忍烧毁的鲁迅小说集《呐喊》，并认为比起同时阅读的俄罗斯小说，更能引起他“深切的吟味”；大学时代，他把省吃俭用的钱拿到旧书店去换取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耽读竟日终夜”，甚而扩及《大众哲学》、《联共党史》、《马列选集》乃至毛泽东的小册子。于是，“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陈映真激忿、焦虑和孤独，“他从梦想中的遍地红旗和现实中的恐惧和绝望间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其早期作品中已有不少马列毛和鲁迅著作影响的明显痕迹。《一绿色之候鸟》中，有人说季叔城的孩子长得像父母，季叔城却断然说道：“不要像我，也不要像他的母亲罢。一切的咒诅都由我们来受。加倍的咒诅，加倍的死都无不可。然而他却要不同。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这令人想起鲁迅的名言：“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在自我剖析的《试论陈映真》中，作者开篇就将自己定位为“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并说明处于“中间”社会层级的小知识分子很容易向上爬升和向下沉沦，这明显脱胎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此外，七年政治犯生涯使陈映真得以与50年代白色恐怖中入狱的百数十名政治犯相遇，“不知餍足地听取那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感动于当年“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这显然是80年代后的《山路》、《铃铛花》、《赵南栋》、《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等作品的缘起。上述经历使他得以用“阶级”的而非“省籍”的观点来看问题，这或许是后来部分乡土文学作家陷入“台湾民族”论述的泥淖中，而他却能坚持和捍卫中华民族主义立场的关键所在。可见狱中生涯既增强了陈映真的左翼作家的身份定位，也增强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陈映真的创作不分“畛域”却分“阶级”，如《将军族》着笔于来自祖国大陆的和台湾本地的底层小人物共同的卑微处境和尊贵心灵。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首次将“第三世界”概念引入台湾文坛。这意味着其将阶级观点从社会内部扩大到国际关系中，并放在世界“冷战”背景下来思考。或者说，所谓“三个世界”论其实是国际间阶级关系的一种理论表述。海外保钓运动的左翼论坛就曾出现过这一概念，而西方人以所谓“自由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来划分第一和第二世界，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他则倾心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美苏超强和工业发达的各国为第一、第二世界，其余国家为“第三世界”。“对毛泽东而言，‘第三世界’不是贫穷、落后、弱小、疾病、战争的同义辞。毛泽东是把‘第三世界’摆在共同反对美苏宰制的霸权之有生力量这个战略角度来思维的。” 陈映真向“‘第三世界’问题意识极端荒废”的台湾引入这一概念，不能不让人赞叹其特有的敏感。因为正是在这里，陈映真与乡土文学中所谓“本土派”开始分道扬镳，而“第三世界”概念在几年后，也成为他对抗文坛分离主义的利器之一。在80年代初与“台湾文学本土论”的论辩中，陈映真力图将台湾的历史和文学纳入整个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及其文学运动的巨大潮流中，甚至纳入整个第三世界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和共性中加以考察，其“第三世界文学论”的要点包括：1 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共同的历史命运，面临着相似的国内和国际的现实问题，其文学也有共同的或相似的主题。2 中国(包括台湾)和第三世界文学具有相同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3 第三世界作家应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他认为：“与其强调台湾文学对大陆文学的‘自主性’，实在不若从台湾文学、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同一性中，主张台湾文学——连带整个第三世界文学——对西欧和东洋富裕国家的‘自主性’，在理论的发展上，要来得更正确些。” 陈映真建立“第三世界文学论”有其亲身经历的支持。他曾在与一位南非女作家的交谈中，深 刻认识到第三世界文学的战斗作用和现实主义的必然性。她说，在南非，苛酷的生活要求作家必须而且只能为自己和同胞的解放、与残暴的种族主义作斗争，“写作的时候，南非作家不能只是考虑表现技巧”，因为她的同胞识字率不到10％，南非抵抗派作家的“出版”，是在半夜的群众秘密集会上朗读，因此“要求明白易懂”。陈映真感叹到：“这就是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作家与文学啊!”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是第三世界作家的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是由他们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和时代任务所决定的。在这里，陈映真将“第三世界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两种身份连为一体。 又有一次陈映真向菲律宾作家阿奎诺介绍了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阿奎诺也介绍了菲律宾文坛民族派和崇洋仿洋派、现实主义和学舌的现代主义之间的斗争，于是决定主动上门“找东欧作家们”。这显然是试图建立起“第三世界”作家的联盟。没想到东欧作家们正耽迷于美国电影，羡慕着美国式生活。阿奎诺开始讲述菲律宾的悲惨历史和当前美国在菲律宾的新殖民统治：“美国人……带给我们军事大基地，连带就带给我们强奸、车祸、性病，使贫困乡下来的少女变成娼妓，并且以共产党的罪名讨伐和歼灭菲律宾农民的反抗。”最后大家热泪盈眶地一起唱起了《国际歌》。共同的命运和使命，使陈映真与第三世界作家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1991年夏在日本召开东亚各国左派团体的会议。当时资产阶级舆论正在全球范围内大作反共反华文章，没料到这个由日本“左派”组织主持的会，也套用右派、资产阶级的语言、逻辑谴责中共。陈映真坐立难安，硬着头皮上台发言，指出他们抛弃左派应有的观点、价值、语言和逻辑这一错误。这一发言得到来自“第三世界”广大作家的支持，陈映真写道：对我而言，这是深刻而难忘的“第三世界论”。陈映真在这里坚持了自己作为第三世界左翼知识分子应用的立场、原则，承担了与自己的身份相符的责任。 陈映真的第三世界左翼作家身份还落实于创作实践中。“冷战”使台湾成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反共堡垒”，西方的资本和文化长驱直入，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台湾成为“越战’’美军的度假圣地，陈映真也得以目睹和感受这些成为战争机器的美军官兵的特殊心灵状态，以及台湾人为了丰厚的物质而付出的精神扭曲和肉体遭辱的代价。1967年发表的《六月里的玫瑰花》是一篇笑中带泪的作品。来台度假的黑人美军军曹与台湾吧女，一者被骗“为公正、民主、自由与和平而战”，在越南杀人放火，最终命丧黄泉；一者为了生存而出卖肉体，是台湾成为新殖民地的表征。小说隐约有了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视角：两人之所以产生一段异国情缘，是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被压迫者。艾密丽是从小被卖的养女，黑人军曹也说一百多年前其父祖曾像牲口般被拍卖，只因上了战场，才平生第一次有了与白人平起平坐的感觉和权利。当然，陈映真这时的认识还是初步、感性的，只有当他人狱出狱，经历了70年代社会文化思潮的洗礼，又创作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和投入“依附理论”、“第三世界文学论”等论争时，他对于新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问题的认识，才达到了一个新的理性高度，其“第三世界左翼作家”的身份也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坚定。 四、陈映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 除了第三世界作家的现实主义“宿命”外，陈映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还从他处理“现代主义”问题中表现出来。1965年他在《剧场》上发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一文，开头就写道：“我对于文艺上的现代主义，抱着批评的态度，已经数年了”；然而此次由于“剧场”演出《等待戈多》跟了几天班，尽管演出条件不好，却仍然受到“极其深在的感动”，于是纠正了以前全盘否定现代主义的态度。认为西方的现代主义文艺，在反映现代人的堕落、背德、惧怖、淫乱、倒错、虚无、苍白、荒谬……的时候，“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是无罪的”；当然它也有脱离民众，缺乏“健康的伦理能力”、“不能包容19世纪的、思考的、人道主义的光辉”的“贫困性”等缺陷。而台湾的现代主义更等而次之：一是它在性格上是亚流的，二是它患了思考上和知性上的贫弱症。 陈映真自称这种批判的态度使自己“一直没有出过‘现代主义’的疹”。然而从其早期作品中却不难找到作者本人都“赖不掉”的证据。且不说其中有那么多的“死亡”描写，以及在《贺大哥》等多篇小说中显露的对于弗洛伊德学说的熟稔和采用，更重要的是作品的整体氛围——“白色的、荒茫的岁月”中那“一片凌人、窒人的阗寂和茫漠”。因此，陈映真早期的现代主义色彩未必是自觉的，而是当时时代氛围的自然投影。由此也可证明，台湾现代主义的产生并非全无客观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当时的环境并不允许用写实的手法直接描写诸如枪毙、监禁这类“白色恐怖”的事情；另一方面，那种抑压的气氛，对于作家而言，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感觉，一种心理上的病痛，只好采用比较奇特的手段(象征、幻象、神秘诡异的事物等)来加以表达。如此才能解释那么多的“乡土派”作家，包括黄春明、王祯和、吴晟等等，早期也都曾有过现代主义的“面容”。或如白先勇所说的：事实上20世纪中国传统社会和价值遭到战乱空前的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危机跟西方人的可谓旗鼓相当”，因此当时台湾固然尚无西方现代派文学得以产生的那种社会经济条件，但却有类似的社会氛围和人的普遍精神状态。台湾与西方的现代主义，其发出的声音或许是相似的，但引发这种声音的本源是不同的。台湾现代派作家乃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里找到了可以移易借用的观物态度和方法，从而产生了一种声音的本源不同，但音调相似的谐振共鸣式的回响。尽管陈映真遵循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以尚无客观经济基础来断定和批评台湾现代主义的鹦鹉学舌的亚流(模仿)性格，实际上忽略了可能出现的某种特殊状况；但总的说，他对台湾现代主义的批判是敏锐而深刻的，同时也较早地表白了自己对“现实主义”的认同。 笔者以为，陈映真批评现代主义和彰扬现实主义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80年代初在阳明医学院的演讲《医学和文学上的几个共同思考》。该文对于“本土化”有非常切中肯綮的说明：无论医学或者文学，当从西方引进时，“还要考虑到中国的历史上、社会上、文化上、经济上和科学技术的各种各样非常特殊的条件”，才能变成对中国有用的东西。疏离、紧张、焦虑、沮丧、不安、人的物质化……这些对西方现代派作家，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就他们的社会来说，现代主义是一种反抗……是一种讨回人的自己的那种非常惨楚的呼声”，是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直接而自然的产物；但在中国以及整个第三世界，情况完全不一样，当日本军队占据了东北时，“我想，就没有一个作家，会去挖空心思写现代诗那样的东西”。第三世界作家“所关心、面对的，是整个残破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百废待举的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们所看到的同胞是那么贫困，医疗卫生条件是那么落后，也看见他们整个国家受到几个大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支配，长期没有翻身的余地。他们思考一个社会应该怎么样才能保障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一个国家应该怎样才能保持他的独立，民族应该怎样才能从帝国主义下获得解放，“这些，是落后而贫困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日思夜考的问题。相对地，个人的个性，表现的技巧，人的疏离、不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并不存在的。因此在他们的文学中所表达的，就是一片这种关怀的心声，一种干预现实，对于愚昧、落后、不公平的事情、黑暗的事情的一种抗议。”至于玩一玩“创造性”、“个性”、“艺术中永恒之价值”，写写富于“生活艺术”的“绅士作家”，总是少数而又少数啊!这等于他再次认定了“现实主义”乃第三世界文学的一种无可移易的“宿命”。证之包括台湾文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路程，是若合符节的。 由此可知，“本土化”的要义之一，是在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时，须加以符合中国现实情况和文化传统的转化。这一思想是针对着此前台湾文坛的“恶性西化”倾向的(所谓“本土”指的是“中国”)，而非像后来某些人将“本土化”扭曲为针对“中国”的“台湾化”。陈映真的根本观点是：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社会文化的产物，而在当前现实状况下，第三世界文学的主流必然是现实主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映真肯定了现实主义，并将“现实主义作家”当作自己的一个光荣的称号。 五、结语：陈映真的“身份”与台湾文学精神 陈映真是一个整体，上述三种“身份”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环环相扣，发挥了各自的却又相互联系的巨大作用：“中国人”身份使他成为与台湾思想界和文坛分离主义展开勇敢斗争的领军人物之一；“左翼作家”身份的坚持，使台湾文坛至今“红旗不倒”；“第三世界”概念的引入，让近年来日益偏狭化的台湾文坛扩大了视野，有助其认清全球化时代中台湾的位置和应走的方向，也有助于建立世界性进步作家的“统一战线”；“现实主义作家”的身份则代表着关切现实、关怀弱势群体的人道情怀以及面对黑暗势力的战斗、批判精神，而这正是台湾文学的基本精神和根本价值之所在。在当前台湾的现实环境下，这三种身份的坚持都必须具有坚强的信念和毅力。总而言之，台湾文学因为有了陈映真及其战友而能保持和发扬自日据以来建立的光荣传统和基本精神；而陈映真的作为和成就，则与他对自己的“身份”及其所代表的理想、原则、责任的认知、遵循和坚持，息息相关。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8年第5期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