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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一九四〇年代初的上海，作家张爱玲的出现确是一个“奇迹”。既为奇迹，少不得有出乎意料、超越时代之意，不过在现代文学研究者黄心村的研究视野中，张爱玲固然才华横溢，但她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出现并非个案。“她的周围是一群与她一样在战争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女性作家”，她们的创作虽非直面现实的残酷，却为乱世书写立此存照，在浓重的黑暗中闪烁出生命之光来。因之，《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以“郝思嘉游记”作比，暗喻了艰难时世、女性形象、顽强生存和通俗文化的外来影响。 如果承认战争中的生民还有日常生活权利的话，我们对非关铁和血的另类战争叙事也就有了探讨的理由。我很认同黄心村将电影导演费穆的《小城之春》与作家施济美的“闺秀小说”《凤仪园》对比，均为日常生活的委婉诉说，却处处渗透着战争的创痛记忆，并不因为是个体的叙事而消解了历史的意义。由此，我想到翻译家傅雷在战时上海看到张爱玲发表的一系列小说，随即化名迅雨写评论盛赞其《金锁记》，却贬抑《倾城之恋》，认为“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艺术观、审美观念不同，评判标准各异。但我们如果抽空了时代的氛围来看《倾城之恋》，不免凌虚挥拳；将之放置于乱世中的上海、香港双城，那种日常的炎凉与冷暖或许会有更多的况味吧。 女性作家的写作关注个人、关注家庭婚姻、关注文化的细微处，似乎无涉战争，但实质上这是“一种重要的文本策略，也就是在书写家庭主题的掩护下记录个人的战时体验”。时势与环境所限，作家们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但正是在此动荡的乱世，反而开出夺目的花来，虽看似奇异，却正有其必然性。因为沦陷的都市造成高压的政治生态，也使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都市文化暂时出现真空，急需有新的群体来填充。中国的“郝思嘉”们以深具个性化的叙事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舞台，隐性地切入纷扰现实，留下另一种战时的记录。 于是，黄心村在《乱世书写》中探究战争叙事与女性书写及家庭性定位、女性出版文化、女性杂志的艺术，分析张爱玲的新型散文语言、苏青与潘柳黛的自传体小说、施济美的闺秀小说，她希望将“抵抗”一词从孤岛文学传统的掌控下释放出来，“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沦陷上海的女性文化活动，文本策略也能看成是有效的战争表达。”我想，历史的情境不应是狭隘的，现代文学的研究亦早已开放，应该能容纳得下在特殊时势中顽强生存、争取话语权的中国“郝思嘉”们。 就像我们不能否定沦陷区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也不应抹杀“郝思嘉”们在时代夹缝里的文化生存。她们面对的是动荡不安的时局，“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在这种被抛弃的紧迫感中，似乎一切皆转瞬即逝、难以捉摸，女作家们心情沉郁，惘惘地想抓住一些什么；于是，她们写作，在对自我的表达中寻求个体的平衡。她们从不以什么大的题目来标榜自己，但却以扎扎实实的文化实践接续了上海的都市文化生活与时代的文化脉息，并于历史的废墟之上升华个体叙事。 而时代的吊诡之处还在于，留给这些女作家们的黄金时间只有短短几年，时势一变，她们在沦陷区的文化实践被质疑，其创造的话语方式亦愈趋不适。敏锐如张爱玲早有感知：“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其时的中国“郝思嘉”们以不同的方式与历史作别，或退隐，或远走他乡，唯余张爱玲长盛不衰的“传奇”与昔日同伴幽远的回音到达我们的今日。 《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 (美)黄心村著 原载：北京日报2011年03月17日 原载：北京日报2011年03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