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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广大的普通读者，还是众多的专业作家，都非常喜爱孙犁的作品。其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有这样两点：一是审美欣赏价值；二是写作示范意义。 1963年，《中国文学》法文版和英文版要译载孙犁的《山地回忆》等短篇小说，同时刊发关于孙犁的专访。这时，吕剑到了天津，我陪他去见孙犁。我记得好像并没有谈多长时间，但吕剑回到北京后，很快便寄来一篇近5000字的《孙犁会见记》中文打字底稿。孙犁看后，大加赞赏，说这就叫“识力”。我还从未听见过他对于有关自己作品的评论文章，予以这样高度的评价。这篇打字底稿，一直由我保存。“文革”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小说集《村歌》，孙犁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书中。每有各地来访，谈到他的创作风格等问题，他都是推荐吕剑的文章。也因此，辽宁师院曾打印50份，分赠各文科院校。 吕剑的《孙犁会见记》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个方面：一、孙犁的小说，怎么总是写得那么短，那么单纯，那么明净；二、孙犁写女人，怎么这样传神？孙犁回答：一是写小节，二是写柔情。他的这一文学主张，早在1941年，便写入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一书，即不断再版，还曾叫过《怎样写作》《文学入门》的《文艺学习》；并把这种方法，始终运用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在《文艺学习》一书中，孙犁写道：“作者不断地练习，使他能看出一个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最特殊的部分，和整个故事内容故事发展最有关的部分。作者强调这些部分，突出它，反复提示它，用重笔调写它，于是使这些部分，从那个事物上鲜明起来，凸现出来，发亮射光，照人眼目。”这样，虽然写的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环节，读者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鲜亮的环节，抓住整条环链，看到全面的生活，整个的人物。至于柔情，一般来说，妇女的性格和心思，都是通过很微细的动作、很含蓄的话语表露出来，这对作者来说，或是容易忽视，或是因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不予注意。但是孙犁则认为，一定要敏感到这些，捕捉住这些，并且格外予以重视；再加上联想，这个很微细的东西，必然又会得到进一步的升发。这样一来，写小节柔情，就能达到质朴、单纯和完整的统一。这是孙犁最为重要的写作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神之笔。他甚至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写文章最怕添油加醋，也怕只讲道理。主要是写人物的言与行。而且最好是多写些无关重要的小事，从中表现出这个人物的为人做事的个性来。”这里所讲无关重要的小事，实际上说的也是那些小节柔情。孙犁还进一步对这位友人说：“你写那种文章(指印象记)，最好把你见到的我性格上的缺点也写进去，这样你的文章就有了不同一般的性质。不要单纯歌颂，那样是站不住脚的。这是我对你最有用的建议。”这是引人深思的真知灼见，也是孙犁的独特之处，与众不同之处。 孙犁的理论和他的创作，是相互结合、相互印证、相互辉映的。他最喜爱自己写的抗日小说，在回答吴泰昌问“你最喜爱自己的哪几篇作品”时，他是这样讲的：“现在想来，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这篇小说有一万字，是孙犁写的篇幅较长的一个短篇。写一个叫秀梅的女孩，鼓励村里一个叫原生的青年参军抗日，她自己也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工作。后来原生的媳妇小五离开了原生家，秀梅则一直等着原生的胜利归来。孙犁极富诗意地把农村的日常家庭生活，那些小节柔情，和伟大的抗日斗争、社会生活相联系，让新时代的光辉，在年轻恋人们的身上投下了有力的影响，使他们的生活和理想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从而也就使作品富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孙犁对我说过，他最喜欢的是《山地回忆》。这篇小说，写一个叫妞儿的女孩子，心疼在寒冷里没穿袜子的抗日工作人员，给他做了一双新袜子。看来这显然是生活琐事，但在孙犁抒情的笔墨下，写得非常亲切，洋溢着、激荡着感人的、亲如骨肉的平凡、朴实的劳动人民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在这里，孙犁正是通过这样的小节柔情，把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即人道主义的情怀，升华到了一种极致。 孙犁还对我说过，他的结构最完整的小说是《“藏”》。这个短篇，写新卯和浅花这对年轻、幸福的夫妻之间产生的矛盾，浅花对新卯有了疑心，两个人的关系一度很紧张。结果是新卯为了抗日工作，在村外菜园子里秘密挖地道。当敌人来扫荡时，这个地道不仅掩护了抗日干部，浅花也在地道里生下一个女孩子，起名叫“藏”。 孙犁写得精彩的短篇小说，还有被人称为“天籁之声”的《琴和箫》，这一篇似乎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还有与《琴和箫》几乎同时写出的《丈夫》，写一个年轻媳妇，在中秋节思念参军抗日的丈夫，结果收到丈夫托人捎来的信，快活了一晚上，竟连那圆圆的月亮也忘了看；还有家喻户晓的《荷花淀》，以及《芦花荡》《碑》《钟》《嘱咐》《纪念》《浇园》《蒿儿梁》《采蒲台》《吴召儿》《小胜儿》《正月》等。当然，还有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 1963年，孙犁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文章以气为主，当写时不能无锋芒，最好于心平气静时，多做几次修改，这样则义正而词有含蓄，最为妥当，亦‘经验’也。”他就是写一篇短文，也是全力以赴，写完后满脸涨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是母鸡刚下过蛋一样。他所写的作品，在没有发表和出版之前，总是反复修改，进行艺术锤炼。在写作的时候，就是一篇很短小的，几百字的文章，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下笔，精雕细琢，出奇制胜。在作品发表以后，不管是长是短，一般情况下他都能大体背诵出来。说明这些作品在写作的时候，他是看过多次、改过多次；就是在作品发表以后，他还要看若干次。就像是一个铁匠打制他的产品，要在铁砧上锤击砥砺。孙犁这种对艺术的严谨的、精益求精的态度，使他的作品具有着一种令人击节的乐曲的音韵和节奏，达到了一种可以叫做诗的优美境界。 因为工作关系，我读过孙犁的大量手稿。面对那些呕心沥血的文字，不能不对他写作的认真态度肃然起敬；也就知道，他那简洁、隽永、秀丽、含蓄的文字，是怎样写出来的。不要说一句话的增删，一个词语的改易，能够使得文章意味深长，形象鲜明；就是一个“的”字，一个“了”字，甚或是一个标点符号的调动，也能使得文章思想加深，节奏、音韵和谐。1963年春天，孙犁连续写了四篇散文——《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黄鹂》《石子》。孙犁把稿子寄给我以后，接着又给我写了两封信，要对稿子做些修改。在一封信中，要对《回忆沙可夫同志》一文做两处改动，一、“最后得意忘形……跌了下来”删去；二、有一段有两处“戏剧大师”，都改为“戏剧家”。在另一封信中，附着两大段文字，一段补入《石子》，接补地点为“整个的采捕过程，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之后；补入《清明随笔》的，接排在“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那一段的后面。这真使我吃惊，稿子只一份，在我手里，孙犁竟能背着稿子进行修改，可见已经烂熟于心。1981年秋天，我手里有一篇孙犁为《张志民小说选》写的序言，当我去看望他，他让我把稿子寄给《小说林》，并且叮嘱把勾掉的一个字再画回来。稿子就在我的手提包里，便取了出来，要改动的一段文字，原稿是这样写的：“是的，志民和许多人，经历了这样的一段历史。他度过了艰苦贫寒的童年，然后进入了反抗残暴侵略的行列；他们学会了运用文字，这些文字，是伴随着枪声，射向敌人的；是伴随着犁耧，生产粮食的。”“他度过了艰苦贫寒的童年”一句，在“他”字的后面有一个“们”字被勾掉了，要画回来的，就是这个字。孙犁对他文稿中的每一个字，竟然熟悉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正如他在《文艺学习》一书中所写：“要熟悉你的语言，像熟悉你的军队，一旦用兵，你就知道谁可以担任什么角色，连战连捷。写作，实际就是检阅你的军队，把那些无用的、在战场上不活跃的分子，当场抹去他的名字，叫能行的来代替吧……选择语言，也如同农民选择好的种子，那样他才有希望使禾苗丰收。” 孙犁的写作，不仅有着文学理论的指向，而且有着文化修养的支撑。在抗日战争开始，正式走上文学道路之前，从1929年到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他已有十年寒窗苦读，读了很多“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刚刚翻译过来的苏俄文学作品和一些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他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和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喜欢他们作品里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于美的追求。他也喜欢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写得单纯、朴素、简练、真挚。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孙犁非常喜欢的一部书，其中对众多女性的描写，尤为欣赏赞叹。他最为喜欢的还是鲁迅，非常注意鲁迅的抒情的方法，叙述和白描的手法，特别是作品中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对人生态度的严肃，和对所写人物的命运的关注。这一时期孙犁的读书，称得上是真正的苦读、细读、熟读、精读，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他是能够背诵下来的。在保定读中学时，下课后跑到读报栏前，站着阅读鲁迅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杂文，直到能背下来才肯离开。在北平流浪和在白洋淀边同口小学校教书时，把所读书中喜爱的段落抄录下来，贴在墙上，背过了就再换上一些别的。记得1962年秋天，在颐和园云松巢，我协助孙犁核阅《风云初记》，休息时谈起《红楼梦》，讲到晴雯这一人物，他竟然大段引用原文，背诵了晴雯补裘这一情节。他向我谈起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非常称赞，在这部书里，果戈理把自己对俄罗斯祖国的热烈希望，就是作为一个忠实儿子的情感，写进去了；并且向我背诵了那架旧式的马车，在俄国风雪的道路上奔驰，果戈理的赞叹之词。孙犁崇敬鲁迅，对鲁迅的著作，更是非常熟悉。有一次，我向他谈起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的一件事，他当即说出，在鲁迅某年某月的日记中有记载。他还对我说过，鲁迅的《朝花夕拾》，他是一生都放在案头的，尽管已经对这本书非常熟悉，一些段落和篇章都能背诵，但是还要经常翻看、阅读和体味。正是这样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师承，影响了孙犁的写作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以及风格的形成；加之他的生活经历、时代影响，尤其是情感经历、性格气质，造就了世人所称颂的一代名家孙犁。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15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