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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陈映真的文艺思想丰富而驳杂，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主义观念、现代主义艺术等对他都产生过一定影响，而基督教文化对他的精神规约也不容忽视，他的不少作品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 一、人生情怀：“上帝的孩子” 陈映真出生于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21岁之前一直过着“按时到教会聚会、祈祷、读经的生活”[1](P153)。在他初出远门之际，笃信基督教的父亲叮嘱他“首先”要成为“上帝的孩子”[2](P182)。陈映真曾说“温柔的耶稣”是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偶像”[2](P181)，可见仁慈的耶稣形象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扎根于他的内心深处。 1977年，“不惑”之年的陈映真引用《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与朋友共勉：“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1](P238)91，耶稣无畏无惧的精神力量一度赋予陈映真极大的奋斗勇气。1987年，已到了“知天命”之际的陈映真深情地坦言“父母亲始终生动、有生命的信仰生活”是他“尊敬一种真诚的基督教信仰的重要依凭”，他“在前进的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中，理解到基督教在今天被压迫人民寻求物质和精神的解放中所做的重要贡献，理解到前进的基督徒与激进的哲学家之间真诚寻求相互理解的努力”[1](P153)，可见父母亲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思想中的“解放”色彩给陈映真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印痕。 2004年，年近“古稀”的陈映真进一步吐露：“基督教事实上有内在差异”[3](P68)，在各种基督教思想支流中，自己“喜欢解放神话一派，这是它与社会主义信仰的共同点”[3](P68)，说明他一直没有抛弃基督教信仰，而是将基督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进步的政治立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的。父母亲的宗教信仰，以及基督教文化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博爱的人间情怀、正视危难的气魄，对陈映真的人格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名深具爱国激情、富有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陈映真通过勤奋创作、精心办刊以及辛苦奔波来践行自己坚定不移的精神信仰———“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2](P92)。 二、价值取向：“爱”、“正义”、“怜恤” 陈映真在一篇杂文中提到“‘爱’、‘正义’、‘怜恤’是世界一切宗教至极浅显和直接的、共同的理想主义”[2](P197)，从他的文学创作中便能看到“爱”、“正义”、“怜恤”的价值取向。 收入《台湾宗教文选》的小说《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叙述具有反抗精神的犹大因为“不耐与不解主的国度”[4](P70)而酿成的悲剧。加略人犹大和奋锐党都对罗马统治者感到不满，但是犹大的“世界主义”社会主张和奋锐党“偏狭的选民思想”产生了冲突[4](P52—53)。后来他和祭司亚居拉之女希罗底相约私奔，从耶路撒冷放浪到迦萨城，并时常因为壮志未酬而感到忧郁。犹大成为耶稣门徒之后，本以为众人崇拜的耶稣暗中怀有某种革命动机，但是不久就失望地发现这纯粹是一种幻想。为了激起群众对罗马人统治的愤怒，犹大出卖了耶稣，企图通过耶稣的被处死来点燃群众反抗罗马人的烈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际，犹大终于悟出“没有那爱的王国，任何人所企划的正义，都会迅速腐败”[4](P68)，后悔不已的犹大最后吊死在无花果树上。这篇小说中的犹大形象是“相当正面”的，作者甚至通过犹大表达了一种“社会主义的理想”[4](P70)，这样处理题材的方式固然与《圣经》福音书有所偏差，却突出了耶稣和圣徒们追求“爱”、“正义”、“怜恤”的道德信仰。小说中多次出现了无花果、约旦河、旷野、耶路撒冷和迦萨的星空等宗教物象，环境描写带有浓郁的基督教气氛。 陈映真在对俗世男女的生活愿望的抒写中寄寓着宗教信仰的形而上体验。小说《永恒的大地》讲述一位梦想渡过大海、回归父亲记忆中美丽故乡的雕刻匠，经常在他的女人身上发泄着无处皈依的病态情感，而伊本能地保护着秘密的身孕，内心深处总是涌起“母性的悲悯”[5](P254)，期待着“一个来自鸟语和花香的婴儿”[5](P255)的降生。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赞同瑞士人类学家基督徒巴霍芬的观点，认为在人类原始的古老宗教中存在着一种“母亲—大地”的神秘主义[6](P83)，又进一步阐明：“母性原则不仅永远地是生的性的原则，而且还永远地是关怀的原则、保护的原则……这一点在对圣母的崇拜中感觉十分明显。”[6](P88)小说中被厄运包围的伊怀有一种近于圣母马利亚的虔诚信仰。这种圣洁的母性之光，在阿金(《那么衰老的眼泪》)、艾密丽(《六月里的玫瑰花》)、彩莲(《某一个日午》)、刘小玲(《夜行货车》)、宋大姊(《赵南栋》)等女性身上同样得以显现。此外，就小说中的雕刻匠而言，其父所述的美丽故乡不亚于以色列先祖所渴慕的“流奶与蜜之地”，但父亲为之神魂颠倒的故园家业“对于他是个极其遥远且无由企及的事”[5](P247)，成为对人类失去伊甸园之后的一种精神隐喻。 基督教认为耶稣降临人间“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太福音》)，罪人并非不可救，耶稣倒是常常和罪人、穷人、病人、娼妓等为伍，给予贫贱者和受侮辱者更多的关怀。罪人对罪行的非基督式理解反而会造成对救赎的疏离，从而更容易滑向悲剧。在陈映真的笔下就有这样一类悲剧性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形象，如《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分别因为陷入青春“肉欲”的出轨、“吃人肉”的战争暴行而自责自杀。与其说是基督教伦理对他们产生了灵魂逼压，毋宁说是他们自行放弃了基督的精神感召，对此陈映真既同情又叹息。对于处于不幸之中的社会底层劳动者，陈映真总是予以真切的人道主义怜恤。小说《面摊》叙述了卖面之家的悲苦境遇，而“潜隐在痛苦的人生中，有一份温馨的、深沉的人间爱”[7](P263)，《将军族》在描写“三角脸”和“小痩丫头”的纯真感情和悲苦命运时流露出怜悯博爱的宗教情怀。 《圣经》中运用不少语句称颂义人、诅咒恶人，如陈映真所说：“即使是宣扬爱的福音最大的使者———‘温柔的耶稣’也有怒斥法利赛人，怒驱圣堂中的商人的时候。有真正火热的爱，才敢于忿怒———对公义的丧失、对谎言的当道、对压迫者的忿怒”[8](P578)，他常常在作品中以旗帜鲜明的议论来宣泄“正义”激情：廓清历史欺罔的烟霭，还原撒旦作恶的本相(《一个罪孽深重的帝国》《西川满与台湾文学》等)；批评当局的不合理政策，宣扬公正、民主、宽容的社会环境(《绿岛的风声和浪声》《“学院理想主义”的忧郁》等)；揭露损害国家利益、出卖民族和人民的“鬼影子知识分子”(《“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反讽的反讽》等)……在陈映真义愤填膺、剑拔弩张的言论背后隐伏着公正审判的基督教情怀。 三、道德审视：“圣徒与败德者” 在陈映真的小说中，不时地闪现着圣徒的身影。《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在叙述圣徒犹大悲剧性的精神历程中揭示了耶稣的神圣感召力。传道于旷野之中的施洗者约翰指认了耶稣的身份之后，安德烈、西门、犹大都立刻归从耶稣成为圣徒，他们迅速而又强烈地被耶稣吸引，正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博爱仁慈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在遇到耶稣之前，他们已经是潜在的圣徒。 基督教圣徒常常宣扬爱人如己、因信称义，并且预言“救赎王”弥赛亚必将到来。小说《贺大哥》塑造了一位悔过从善的美国天主教教徒麦克·H·邱克曾经告诉“我”爱人类同胞的重要意义，并主张为了实现将来“美丽的世界”而要无条件地“爱”、“相信”[5](P280)，以至于修女也禁不住说他“真是有一颗基督的心”[5](P282)。 《圣经》讲述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到家吃饭，一个女罪人用嘴亲耶稣的脚并且抹上香膏，耶稣感其所爱并赦免了她的一切罪过(《路加福音》)。陈映真小说《哦!苏珊娜》叙述了浪漫女性“我”为两位圣徒预备咖啡时，无意中看到了圣徒彼埃洛的手而引发一丝欲念。彼埃洛的车祸使“我”决定结束过于放任的生活方式。显然，“我”被圣徒的手所吸引与女罪人用嘴亲耶稣的脚这两种行为具有相近的道德喻意。 基督教称颂圣徒的同时也谴责了败德者，耶稣曾经义愤地谴责文士们的伪善作态。败德者也成为陈映真小说所勘查的道德旷野的一部分，例如《最后的夏日》中卑琐虚伪的男教员和追求享乐的女教员李玉英，《唐倩的喜剧》中贪图名利、放逐信仰的唐倩，《上班族的一日》中为了晋升职位而放弃理想的黄静雄，《夜行货车》中的为了巴结上司而忍受丑恶的林荣平，《赵南栋》中的为了保住职位而与上司合谋的赵尔平、凭感官生活的赵南栋，等等。陈映真描写败德者的堕落是为了“唤醒”“人对于公、爱、关怀、利他心”的“饥饿感”[1](P47)。而且，陈映真洞察了人类灵魂中“圣徒”与“败德者”这两种精神成分共存互变的隐秘性———“革命者和颓废者，天神和魔障，圣徒与败德者”是“相互酷似的孪生儿”[2](P124)。《故乡》一文中刻画了徘徊在善恶之间的复杂形象———“我”的哥哥，他由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变成了放纵邪淫的恶魔”[2](P25)。基督教更多地看到了“人类本性中存在着参与罪恶的先天性”[9](P75)，以此强调人在上帝的启示下获得救赎的可能性。马克思对此提出了批评：“为了要人改邪归正，就使他脱离感性的外部世界，……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充分地实现这种分离，使人完全和世界隔绝并集中于自己的唯灵论的‘我’，这就是真正的德行。”[10](P228)可以说陈映真的善恶观更靠近马克思，他注意到了信徒堕落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故乡》中的哥哥之所以叛教堕落是因为虔诚的内部信仰已经不能支撑赤贫的家庭生活的外部重压了。陈映真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基督教的善恶观。毕竟，除了受过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之外，青年陈映真还曾阅读过《政治经济学教程》《大众哲学》《联共党史》以至《马克思、列宁选集》[2](P562)。当陈映真将阶级斗争的社会学成分融入基督教善恶观时，连犹大的行为也取得了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而一旦陈映真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中对社会进行神学观照，“早年的那个犹大———被压抑不明的马克思与有所疑惑的基督，在《万商帝君》中终于明确清晰为‘解放神学’的实践者———琼”[4](P70)，在这里，基督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组合成他的“解放神学”。 四、精神分析：堕落与忏悔 表现人堕落之后的罪感与死亡，是陈映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母题，其中渗透着基督教末日论的精神勾画。《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第一件差事》中的胡心保、《猎人之死》中的阿多尼斯、《山路》中的蔡千惠最终都因为对自己或者世界的道德状况感到不满而选择了自杀，他们都是毁灭罪恶、净化世界的基督教末世观的信奉者和践行者。 小说《凄惨的无言的嘴》中的郭先生说：“末世的时候，乱世道，灾祸不断；战争、杀伐、异病……而精神病是异病之一”[11](P50)。在陈映真看来，精神病成为人类除“死亡”之外的另一种堕落的症候。陈映真对堕落的这一看法非常接近基督教分支东正教影响之下的俄罗斯人的理解。别尔嘉耶夫曾经精辟地指出，“在俄罗斯的宗教信仰中世界末日论的成分一直是很强烈的”[12](P7)。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完全是末日论的……他表现出内心的崩溃，从他那里开始了新的精神”[12](P198)。在这点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似的还有契诃夫。契诃夫的小说《神经错乱》和《第六病室》叙述了社会道德败坏导致善良人精神崩溃的故事，因为道德问题而引发的精神疯癫构成了俄国作家理解末世论的一种独特方式。陈映真在谈到自己和契诃夫的精神联系时坦言道：“陈映真早期小说中的衰竭、苍白和忧悒的色调，是很契诃夫式的”[1](P136)。人物发生精神错乱的现象也是陈映真小说经常构筑的情节之一。《文书》中的安某在犯罪———精神错乱———新的犯罪中堕入了一种末世审判的精神炼狱；《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的巴尔奈因为参与了战争罪行而陷入了无休止的梦魇之中；《苹果树》中的林武治所想象的“苹果”树类似于伊甸园里的果树，他的悲剧说明天堂伊甸园对堕落的人来说不可企及，布道者在上帝的终极审判与人间的世俗审判之间总是扮演悲剧性的角色。 尽管陈映真描绘了道德审判下的死亡或疯狂，却不否定人忏悔、反省的精神努力。如果说“中国现代小说常常在人物的种种罪孽的描述中，让人物处于心理的矛盾与情感的波澜之中，在忏悔者的自谴自责中否定其以往的所作所为，从而摆脱精神的折磨与苦痛”[13](P94)，那么“读过三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1](P69)的陈映真也在小说中生动地描写了人物否定旧我、悔罪自新的心理风波。《山路》中的少女蔡千惠为了赎回家族的罪愆付出了一切生命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量，其真诚的忏悔意识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亚于受难的圣徒。具有忏悔意识的小说人物还有《一绿色之候鸟》中的赵如舟、《贺大哥》中的麦克·H·邱克、《云》中的张维杰，等等。“忏悔”显示了陈映真笔下人物追求灵魂“解放”的精神向度。 五、情感影像：“十字架上的男体”、“鸽子”与“猫” 基督教认为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才能将上帝表明出来。对于陈映真而言，至善的上帝是和耶稣的人间影像联结在一起的。在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中，“我”看到了“那个挂在木头上的基督”的“裸体”便立刻想到了康雄，仿佛看见他“带着这个未熟的躯体从十字架上下来了”[5](P14)。“我”后来之所以不敢仰望十字架上的男体，是因为堕落的“我”见到那个象征着信仰与善良的男体就会引发罪感。《贺大哥》中的“我”想起了贺大哥“蓄着仿佛圣诞卡上的耶稣的胡子的脸”[5](P272)，善良仁慈的贺大哥在“我”的心目中简直就是耶稣的化身。也许是出于对现实社会和历史语境的悲壮体验，救世主耶稣在陈映真的视野里竟是“饱受风霜”和带着“忧愁”的[2](P181)，他已被陈映真人间化、人情化。小说《铃铛花》中，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但在“我”的心目中，“高东茂老师的那一双仓惶的、忧愁的眼睛，倒确乎是历历如在眼前”[5](P558)，作者在描画因救世济贫而横遭政治厄运的高东茂这一形象时，耶稣受难的面影顿时浮现了。在善良人物的身上烙上耶稣的印记，使人道主义者的面影染上道德光辉，表明陈映真的人物描写确是一种圣灵降临式的抒写，“十字架上的男体”于是获得了人间影像。 鸽子在《圣经》中意味着圣洁和灵奇，《创世记》记载挪亚从方舟中放出了鸽子来探查洪水消退与否，《约翰福音》中的约翰见证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了耶稣的身上。因此，鸽子可以说是承载着救赎使命的圣鸟，同时也是至善的灵奇化身。陈映真的小说《将军族》在写有情人意外重逢时，“鸽子们停在相对峙的三个屋顶上，恁那个养鸽的怎么样摇撼着红旗，都不起飞了。它们只是斜着头，愣愣地看着旗子，又拍了拍翅膀，而依旧只是依偎着停在那里”[5](P98)。这里的鸽子是两人生死相恋、无法拆散的情感隐喻。两人相认之后，快乐的气氛开始升腾起来，此时“鸽子们又飞翔起来了，斜斜地划着圈子”[5](P99)。在见证人物命运的过程中，鸽子是人情化的旁观，其道德灵鸟的宗教色彩据此得以生发。除了鸽子之外，《一绿色之候鸟》中的每个人的道德面目和心灵底色都被绿色鸟的光晕所映衬；《夜行货车》中的立在旅社柜台边的长尾雉标本虽然见证了各色人等的酒色表演，却依然保持着自身光彩的本色，成为人物形象的一种映照。作为一种隐秘的文化心像，绿色候鸟、长尾雉等意象均具有与鸽子相似的道德隐喻功能，饱含着陈映真的宗教体验。 在陈映真小说中，如果说“鸽子”隐喻着“善”，那么“猫”便指向了“恶”。《猫它们的祖母》中的猫叫声对娟子的情欲来说是一种挑拨，对于道德保守主义者———娟子祖母则构成了险恶之声。在陈映真的另一篇小说《文书》中“猫”对“恶”感的催生表现于幻象。“猫”的每次出现都是发生于“我”的犯罪感产生之后，它是罪的精神幻想，源自于旧恶又引发新罪，成为诱导人堕落的地狱精灵。《一绿色之候鸟》中点明“我”很反感妻子怀里的那只对“我”不曾怀过好意的牡猫，它和妻子冷漠的一面相联系，可见，代表“恶”的“猫”也是陈映真小说文本的精神符码之一，这样，陈映真就得以完成了两类道德影像的设置，形成了“鸽子”与“猫”的意象对峙：“鸽子”暗喻道德灵鸟，“猫”则意味着地狱精灵。 作为一名风格独特的作家，陈映真并非无可挑剔，他的创作曾受到“概念先行”、“技术犯规”的指责，然而即便这些指责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他肯定“解放神话一派”[3](P68)的基督教思想，提出“现实主义也要再解放”[1](P73)观点，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坚守“为了人的解放的文学”[1](P36)，他的创作被看成“是诗学也是神学”[4](P70)，他以自己的创作为读者展现了“解放神学”的诗学图景。 参考文献： [1]陈映真.陈映真文集：文论卷[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2]陈映真.陈映真文集：杂文卷[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3]赵稀方.陈映真新年访谈录[ 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2). [4]康来新，林淑媛.台湾宗教文选[Z].台北：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 [5]陈映真.陈映真文集：小说卷[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6] (俄)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悖论伦理学体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7]赵遐秋.蕴含着振聋发聩的思想力量[M] //陈映真.归乡.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 [8]陈映真.陈映真代表作[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 [9] (美)坎墨(Kammer，C. L. ).基督教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1]陈映真.陈映真自选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2]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 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3]杨剑龙.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2).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高兴(1978—)，男，安徽枞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东西方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