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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座城市，最终都会选择出一位或几位优秀的作家，作为自己灵魂和文学上的“代言人”。这些作家必须能够悉心洞察和揭示这座城市的秘密和命运，能够为世人讲述和诠释这座城市前世今生的沧桑故事。有人也把这样的作家，称为这座城市的“通灵人”。也因此，越来越多的读者愿意去文学作品中寻觅自己所心仪的城市的人文地图，去文学作品里感受自己所热爱城市的历史沧桑和精神气息。 于是，我们就有了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乔伊斯的都柏林、狄更斯的伦敦、普鲁斯特的巴黎、E.B。怀特的纽约、托马斯·曼的威尼斯、米兰·昆德拉的布拉格、老舍的北京、白先勇的台北，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上海…… 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对他的故乡列宁格勒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香港，虽然不是周蜜蜜的故乡，但她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对于香港，她也早已“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香港的楼宇、街道、历史、文化、社会众生所构成的独特韵味，已经深潜在她的骨子里，流贯在她的血液和气质里，也浸润在她每天的生活、写作、阅读和呼吸中。 实际上，“香港情式”、香港的前世今生，早已经成为周蜜蜜生命里最大的牵挂，也是她写作中的一个如同法国作家莫洛亚所谓的“永不满足的复合声”。她已经创作和出版了多部以香港为背景的作品——不，应该说，香港这座城市才是她那些作品永远的“主角”。毫无疑问，香港，将是周蜜蜜此生“永不满足”和“重复书写”的“同一本书”，这本书书写的是一座繁华城市的履历与悲欢。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大批内地的文化人因为战争的灾难背井离乡，暂避于香港，小小香江竟集一时文化之盛，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而那个年代，也正与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里所描写的时代相似：那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年代，那又是糟得不能再糟的年代；那是闪烁着智慧的岁月，那又是充斥着愚蠢的岁月；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又是令人绝望的冬日；大家都在直接升入天堂，大家又都在直接走进地狱……那么多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政论家、教授、戏剧家、哲学家，都聚集在香港，过着仿佛“阴阳界”上的生活。薄扶林道、学士台、六国饭店、思豪酒店、孔圣堂、圣约翰大礼堂、九华径里、女皇道、浅水湾……处处都留下了当时文化精英们的心音与沉思，留下了时代的叹息、历史的履痕和文化的行脚。这是灾难岁月促成的文化盛会，也是时间写在香江记忆中的史诗。 周蜜蜜的长篇小说新作《文曲谱》，似乎意在承续那个特殊年代留在香江的那缕南来的文化血脉，谱写一曲新的文苑英华之歌。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之一邢盈的父亲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批旅港文化人中的一员。如此的人物设置，似乎也正是暗示着一种历史和精神上的承续关系。 小说写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即香港回归之前，一大批从内地来到香港的文艺男女的悲欢离合和人生沉浮经历，是一部从故事题材到人物身份和命运都十分“文艺化”的小说，也是一部香港版的“围城”和“小世界”。 这些文艺男女中，有多年郁郁不得志只好靠给舞台剧团画布景谋生的画家程阳；也有出卖了艺术良心而依靠攀拉各种商业关系和资本炒作获得名利且招摇炫人的宇澄埃这样恶俗不堪的“艺术家”；有出淤泥而不染、不甘向庸俗生活低头而仍然心存美好爱情幻想的舞台剧女演员吴玉如；有人生命运和爱情生活都十分曲折、却依然坚守着自己文化良知的女编辑邢盈；有身世奇特、为生活所迫而沦落风尘，却又幻想因为文学而转身从良、改变命运的女作家；有始终难以与生活和解的流浪诗人；有喜欢随波逐流、出入于各种文学场合，借以娱人娱己的周刊记者；有曾经怀有电影梦想、无奈来港后只能靠接拍电视广告为生的失意导演；有以开菜馆谋生的歌唱演员；有靠编故事取悦读者的神怪作家；还有不自量力而附庸风雅、幻想依靠金钱贿赂能进入诺贝尔文学殿堂，结果只是自取其辱的“富婆作家”……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就像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范柳原们把这座城当作他们不断翻新的爱情舞台一样，这些怀着各自的梦想和希求，而为生活与命运的无常所驱使、从大陆南来的文艺男女，也在这太平洋的边缘、光怪陆离的“东方之珠”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或浪漫、或苦涩、或艰辛、或伤感的“儒林外史”。小说里所呈现的情景，也使我想到米兰·昆德拉笔下的那些男欢女爱：那是由穿着高筒靴和化装服的男男女女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相当认真却又常常事与愿违地说着他们记住的话，说着他们狂热地相信但又并非完全了然的话语。或许，他们都在生活中扮演了戏里的角色。 小说取名“文曲谱”，作者在书中最后一章“文曲星之谜”里，也假借一个算命先生青云居士之口，对女主角邢盈做过这样的解说：“在紫微斗数中，文曲星是六吉星之一，有谓：文曲星，癸水，阴水，北斗正曜星。主科甲，名望，有艺术专长。又称魁星，主文墨，异路出仕，于身命为桃花滚滚。” 正是一个个人物在时代波涛里的沉浮起落，构成了这座城市记忆里一段最真实的沧桑史。作者为这些人物所设置的活动场所，几乎就是一幅完整的香港文化地图，如香港文化中心、中环商业区、南丫岛和其他离岛、湾仔、浅水湾、皇后像广场、香港艺术中心、中环大会堂、大会堂剧院、中环一角的外国记者俱乐部、维多利亚公园、九龙深水埗笼屋、火车总站、旺角油麻地的庙街等等。作者熟稔这每一个地点的转弯拐角，因此我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新的人物登场之时，在每一段新的故事开始之前，她都会先在这些场所驻足徘徊和描述一番，或钩沉一些历史事件、一些过往人物的来龙去脉，或追忆一些文化风尚和人物命运的转移秘密，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的文采风流和街市烟景，也看到它的起伏变异和华丽转身。而作者的这些描述，也总是情致萦绕和引人入胜的。 有的评论家说，在白先勇的小说里，有着台北人的离散与追忆，那是台北身世的记录，而张爱玲的人物身上，有着上海的悲凉与倾覆。其实，在周蜜蜜的小说人物身上，我也感到了一种香港回归前夕的“离散与追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原本是怀着“找一个可以自由创作自我闯荡的崭新的艺术世界的入口”的梦想而来到香港的。但是，命运却最终让他们变成了为人生而“找出路”。“难道我这一辈子，在舞台上就只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吗？老是要我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为了讽刺我，嘲笑我在现实中的失败吗？我真受够了。不！我再也受不了……”小说里也充满了像吴玉如这样的不甘与反抗。但是，这里最终成为了他们命运的“围城”。 “香港啊香港，这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艺术家的天堂，还是艺术家的地狱？”也许，这不是那个不得志的画家在叹息，而是作家周蜜蜜在反思，在追问。她试图通过这形形色色的文艺男女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让我们看到个人的身世际遇在一座繁华城市历史命运中的因缘、纠结、沉浮，以及无奈与尴尬。也许，生活和爱情的故事无法翻新，但是，他们的故事无一不在诉说着生活的艰辛、冷酷与重量。他们的故事，或许也就是这座城市的隐喻。 帕慕克说，“伊斯坦布尔就是我的命运”，这座城将是他的“终极主题”。香港，或许也是周蜜蜜的“终极主题”。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8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