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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延展 华文之势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戴瑶琴 参加讨论

    每到年末,我们在回首这一年的海外华文小说时,总发现它奉献了惊喜。如同成长期的孩童,隔一段时间不见,人们便能感受到他的变化。历史的回声和生命的悸动在2009年的欧美华文小说中撞击出了夺目的焰火,它的灿烂映照出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陈谦、沙石、陈玉慧等作家的美丽剪影。他们的文学创作合力形成强大的华文之势,叩开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心灵。
    家国之梦
    对于海外华文创作者来说,家国之梦沉重而又苍凉。他们将自己连根拔起移植到异国的土地上,儒家“齐家治国”的家国梦伴随着人生的困厄、精神的孤寂、文化的阵痛和自我实现的欣喜,反复地隐藏和苏醒。它是驻扎在海外华人心中的执念。
    家族是张翎小说的重要符号。在她之前的创作中,温州梦与异国梦构成了交错的两岸。《金山》让张翎心中的家国之梦拓展和深化。《金山》以恢宏的叙事开启记忆之门,方家三代人在加拿大的求存经历,既锻造了一段华人传奇,又谱写了一曲家族悲歌。张翎检视着历史的年轮,用文字为“长眠在洛基山下的孤独灵魂,完成一趟回乡的旅途”。方得法脸上的刀疤,六指困守的碉楼,凝聚了两份刻骨铭心的现实经验。刀疤是华人为争取在异国的生存权所付出的代价;碉楼是留守故园的亲人孤独一生的凭证。锦山、锦河、锦绣,三个倔强的生命,喻示着“山河锦绣”的美好憧憬,它承载着海外华人怀乡的浓酽和还乡的企盼。张翎家国梦的内核始终是情。尤其是六指的命运令人扼腕慨叹,她耗尽了生命元气等待一张去金山的船票,而当船票来临的时候,她一次次承受了命运的摆布和时代的戏弄。小说对残酷现实的逼真再现给予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张翎的叙事风格随着《金山》由温婉典雅转向冷静犀利。
    严歌苓的《寄居者》呈现了另一种家国之梦。小说记录着犹太人企图在上海重组被战争打碎的家国梦。彼得一家的家国梦跟随着他们在欧洲—亚洲—美洲之间的迁徙而辗转,它的核心就是血统的延续。美国护照不仅是他逃脱“终极解决方案”的通关文碟,更是家族传承的救命稻草。同时,小说也平行关注在美国的华人寄居者如何实践家国之梦。“唐人街”就是May的父辈家国梦的再造。但是,神圣的家国梦包裹不住尊严的失落和人性的泯灭。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华人,都没有逃脱被物化的宿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货”。一个悲凉的事实被揭开了,在危险混乱的年代,在生存面前,谁都是可以被任意践踏的草芥。
    民族之义
    几十年海外华文小说的发展见证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灵魂蜕变。对中华血缘的捍卫和坚守是创作者所秉持的民族立场和思想理念。陈河作品,为华人对民族性的认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解释。
    陈河的小说是2009年欧美华文文学的重要收获。《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信用河》《无花果树下的欲望》《沙捞越战事》等,呈现了新鲜的小说题材。陈河的个人经历复杂又惊险,这为他的创作建造了庞大的素材库。小说的故事背景关涉中国、加拿大、阿尔巴尼亚、马来西亚丛林,叙事风格在“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的劲健中流转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的悲慨。《沙捞越战事》是一部独特的战争题材小说,它钩沉和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默默无名的华裔英雄。主人公周天化面对着日军、英军、土著、游击队,从容不迫地传递情报,多次化险为夷,为战局的扭转作出重要贡献。在我看来,小说的重要性在于深刻地探讨了民族本性以及族群关系。中日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论题,小说对战争中的中日关系的处理不是约定俗成的。陈河既花笔力展现了日本对东南亚的血腥控制和对生命的野蛮摧残,折射出华裔对日本军队的厌恶和仇恨;同时,作者表达了在异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无根的外族,他们一直背负着被驱逐的共同命运。周天化信奉自己是加拿大人,他选择参战源于他的反战信念,而非主动拯救日军铁蹄下的中国。如此民族观的展现,无形中与中国人传统民族观产生冲撞。对中国人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必须承认的事实允许,可又是一番冷酷的情感背叛。
    两性之战
    两性关系是海外华文小说的常见议题。2009年,陈谦的《望断南飞雁》和虹影的《好儿女花》,都以家庭为缩影,在夫妻两性大战中坚守女性地位和尊严,张扬女性的个体独立意识。
    《望断南飞雁》中,机械的主妇生活扼杀了南雁对幸福的先期规划,她被强行灌输了一整套“从属”和“依附”的为妻哲学。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折磨下,她最终选择捍卫自由和追寻梦想。在丈夫收获终身教职之际,年届四十的她决然成为出走的“娜拉”。陈谦将语言锤炼得更为精致细腻,小说含纳女性真实的心理世界、洒脱的生活态度、执著的人生追求,但还未能有创作题材的创新和人物刻画的突破。
    《好儿女花》是虹影在2009年末向男权主义射出的一支利箭。题材的真实和敏感一度喧宾夺主,迎合了受众对名人生活的猎奇和偷窥,抢去了作品思想与艺术上的光华。《好儿女花》是从虹影对女性尊严被亵渎的悲愤中开出的花朵,她通过母亲、姐妹和自己的故事,将女性在家庭中对男性卑微屈从的痛苦、无言隐忍的挣扎、放手释然的潇洒一一呈现。女儿的出生促动了虹影重新廓清自己和母亲的人生轨迹;生父之谜和丈夫之谜激发着虹影对女性存在价值的深度思索。《好儿女花》的语言仍旧透露着虹影作为诗人的敏锐与才情。对母亲和女儿的爱昭示着虹影纯真的创作本性,而这正是她从《饥饿的女儿》开始,不断打开人性之门的神秘咒语。
    文化之辩
    “边缘人”从於梨华、白先勇等人笔下流转进了21世纪,而在现今欧美华文小说中,我们愈加发现它的文化使命即将终结,华人已不在文化的夹缝中蜷缩和徘徊,而是从容地实践文化的跨越和主宰。在2009年,中西文化比较依然是欧美华文小说的关注重点,对文化之异的强调早已让位于对文化之同的呼唤。“和而不同”是海外华文创作者对待文化之辩的共同态度。对中华文化的执著固守和对西方文化的坚决排斥,只会让海外华文小说中的“部落主义”者,成为当下世界里的堂·吉诃德。
    沙石推出了小说集《玻璃房子》,他用中国传统小说的手法揭开人类隐秘人性中“力比多”的秘密。小说的特点在于作者对西方世界中普通华人的关怀,不是将其作为“边缘人”,而是将其放置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之中,甚至在某些时刻充当起了美国人的拯救者。
    袁劲梅的《老康的哲学》,在老康和戴小观的冲突中,将这一老一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着对比,从而凸显出文化的异是既定的存在,不可强行扭转。“和而不同”才是当今海外华人文化观的恰当表达。“明摆着,两条海岸线对不上。对不上的地方就是他们各自守着的那片海岸的特殊之处。”袁劲梅用“海岸”意象分析中西文化关系,颇有新意。
    《CHINA》是一部唯美浪漫的小说。它通过18世纪一个西方矿物学家魏瀚的中国游记,讲述了中国瓷器艺术的灵秀神韵和精深内涵。陈玉慧用闪烁着“莎剧”神采的小说介绍了中西方制瓷的详细过程和赏瓷的美学标准。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这段文字恰可以用来注解西方人魏瀚的人生。在小说中,澳门、景德镇、紫禁城都是中国的文化名片,魏瀚正是在对城的认识中,一步步理解中国文明的神髓。小说的文化核心是中西艺术的比较,并表达对中西文明的共同尊重。《CHINA》展现了与欧美大陆新移民小说不同的文化触觉和阅读体验。
    还有三部小说加入了2009年的众声喧哗。严歌苓的《赴宴者》、李彦的《红浮萍》在大陆首次出版了中译本,同时,陈玉慧代表作《海神家族》也跃入了大陆读者的视野。三部作品,三个有意思的关注点。《赴宴者》通过一位下岗工人紧张刺激的“伪记者”经历,铺展开社会各色人等的现实主义人生。当下中国的热门话题和热门事件,在这部小说中竟然被一网打尽了。严歌苓贯彻了她一如既往的文学诚恳,进行对人生酸楚的表达和人性复杂的揭示。《红浮萍》用时代、政治和人性三个关键词,串联起了华人女子“平”的家族史。李彦从三代女性命运的书写中,袒露了时代和政治对知识分子联手烙下的精神创伤和肆意纵容的人性扭曲。《海神家族》以台湾的妈祖为精神皈依,以寻根为叙事线索,通过三代台湾人的家族故事,造就了一部失父史诗和乡愁史诗。
    需要注意的是,2009年度欧美华文小说的故事固然精彩,但缺少了一些个性独特的人物形象。小说开发了环境典型,却很少深入精思人物典型。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诗虽奇伟而不能操磨入细,未免粗才;诗虽幽俊而不能展拓开张,终窘边幅”,欧美华文作家应更着力用笔之精,继而延展华文之势。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08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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