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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概念，“ 80后”———在大陆与香港，却是不同的面貌与身姿。同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至今正从青葱茂发年华渐次成熟过来的青年，在内地，六七年前，这一代人是时尚与个人主义的代表，但这一两年间，在香港，则是本土意识与集体行动的代名词。香港上书局新出版文集《站在蛋的一边──香港八十后》，集合多位学者与评论人、以及“ 80后”主体受访者，共同以十多篇文章，梳理了彼此异同，从而在时间与地理空间位置上，标示出了一股华人社会的新社会力量。 从来命名都有“标签”的效果，容易引发过度诠释或误用、亦可致使粗略的简化。然而，正如内地“80后”主要形容内地的独生子女，香港“80后”的提出，有特定人群的描述，也有其社会与时代的脉络。 例如，内地出生、长居香港的作者廖伟棠，便借着深刻描述中港“80后”展现的不同特性，发掘两者出现的不同背景。在他看来，内地年轻的“80后”作家，是“张扬自己的私生活及其肉体至上的理念”，“把批判的激情借性进行释放，但忽略了更深的矛盾，比如说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弱者地位、被消遣的地位仍然存在中国文艺圈中”，这种写作态度是在物质主义世界中，“植根于虚无主义的反叛”。 香港“80后”文化人，他们的反叛却带有更多的“根基感”，写作“饱满了自己的信念、更从容了自己的步调”，“日益走向成熟”。而其根源便是“80后”近年来对香港不同的城巿议题关注。他们参与了一场场社会运动，在关于自我身份的主体寻索中，渐渐“树立了一杆虽然尚未清晰、但也明确分明的道德天平”。 这于年轻人而言，当然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在个人层面，社会学家吕大乐指出的第四代香港人，年龄正与“80后”吻合，却自小活在他人的期望与规范之下，小时要习琴学艺、辩论、书法，用不同“课外经验”填充履历，不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要去储齐它们。” 然而顺应长辈的设计并不一定使人生路更易走，文化研究学者罗永生指出：过去香港被视为殖民地的一种例外，是因香港人与英殖民政府共同参与，巿民与权力统治阶级有同一套逻辑，信奉如地产资本的发展形式，减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在面对城巿不断的拆迁改造，香港处处快速地趋向成为面目如一的商场，正加深年轻人对自身生活无力掌握的不满。一连串的土地保护运动中，“80后”其实正在探索出自己的一套行为方式，特别反映在年初的数千人参与的反高铁运动中：它之所以能引动这么多“80后”年轻人加入，当然是其象征意义……他们更加珍惜这个过程中所能做到的一些反抗，变成了一种带有世代意味的投入和引发一种对抗的姿态，我相信这种对抗的姿态是实质的。 这实质，便是香港的主体性：“80后”追求一种新的价值观，不再轻易向权力阶层妥协，现在大家要寻找不同的出路。 原载：《新京报》2010年5月22日 原载：《新京报》2010年5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