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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我们对迟子建的作品有一定的阅读和了解，我们就会发现在迟子建的部分小说中存在这么一种结构现象：迟子建所设计的整个故事都从“阻断”开始，在“阻断”中展开，从“阻断”中深入，“阻断”成了一种结构的类型。何谓“阻断”?“阻断”就是正常的生活流程被偶然事件打乱了：如飞机晚点，如汽车抛锚，如自然灾祸等。作者通过这种无法预知的偶然的“阻断”，展开一幅更广阔、更陌生的生活画面，从而更深刻地揭示生活真理，更真切地透视世道人心，给人们带来审美上的极大愉悦。 如作者200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被蒋子丹认为是一部文学成分比较复杂的小说，因为在作品中，写实与浪漫以及轻度魔幻的技法相互渗透相互交织。[1]但所有的这些技法都依附于一系列偶然的“阻断”来显示。这种“阻断”既成为作晶结构的枢纽，也成了作品血肉相连的内容，因为它已经构成了艺术世界里决定人物命运的基本力量。小说从一次偶然的车祸讲起： 我的丈夫是个魔术师，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他从逍遥里夜总会表演归来，途经芳洲苑路口时，被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倒在灯火阑珊的大街上。肇事者是个郊县的农民，那天因为菜摊生意好，就约了一个修鞋的，一个卖豆腐的，到小酒馆喝酒划拳去了。他们要了一碟盐水煮毛豆，三只酱猪蹄，一盘辣子炒腰花，一大盘烤毛蛋，当然，还有两斤烧酒。吃喝完毕，已是月上中天的时分了，修鞋的晃晃悠悠回他租住的小屋，卖豆腐的找炸油条的相好去了，只有这个莱农，惦着老婆，骑上他那辆破烂不堪的摩托车，赶着夜路。 这些细节，都是肇事后进了看守所的农民对我讲的。他说那天一不怪酒，而是一泡尿惹的祸。吃喝完毕，他想撒尿，可是那样寒酸的小酒馆是没有洗手间的，出来后想去公厕，一想要穿过两条马路，且那公厕的灯在夜晚时十有八九是瞎的，他怕黑咕隆咚地一脚映进粪坑，便想找个旮旯方便算了。莱农朝酒馆背后的僻静处走去。谁知僻静处不僻静，一男一女啧啧有声地搂抱在一起亲吻，他只好折回身上了摩托车，想着白天时走四十分钟的路，晚上车少人稀，二十多分钟也就到了，就憋着尿上路了。尿的催促和夜色的掩护，使他骑得飞快，早已把路口的红灯当做被撇出自家园田的烂萝卜，想都不去想了，灾难就是在这时如七月飞雪一样，让他在瞬间由温暖坠入彻骨的寒冷。 一切都是偶然。“一泡尿”与丈夫的生命之间，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极荒诞也是极真实的关系。这种偶然的“阻断”成了这篇小说内在的一种艺术推动力。丈夫死后，“我”决定去三山湖旅行，因为这是丈夫与“我”曾经有过的约定。“我”并且还希望借此做一些民俗学的调查，收集民歌和鬼的故事。“我”希望见到巫师，“我”希望能在民歌中燃起生存的火焰，“我”希望在鬼故事中找到已逝丈夫灵魂的居所，“我”还特别希望有一个巫师真能施展招魂术，让“我”与丈夫的灵魂相遇——哪怕只是闪电的刹那间也心满意足。 但是，“我”却只能在乌塘下车了。因为“前方突降暴雨，一段山体滑坡，掩埋了近五百米长的路基，火车不得不就近停靠在乌塘。铁路部门说，抢修最快要两天时间”。也正是因为这偶然的“阻断”，生活中更强大的命运波涛向“我”迎面汹涌扑来，天大的秘密被窥破，残酷的生活真相令人触目惊心：在一次矿难的唯一幸存者周二心目中的“鬼门关”，因为贫穷而“嫁死”的外乡女人，陈绍纯因为一次几近死亡的经历而酝酿成的凄婉悲凉的歌声以及离奇偶然方式的死亡，为捍卫爱情而拼死相搏因而致残后艰难归乡的农民兄弟，因期盼主人归家而瘦得皮包骨似的流浪的狗，迫于淫威强忍悲痛隐瞒丈夫死亡真相的蒋百嫂。而“我”个人的悲痛在这民众的哀伤中又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在小说临近结尾时，作者写道：“我叹息了一声，听着云领的脚步声，看着月光裹挟着的这个经历了生活之痛的小小身影，蓦然想起蒋百嫂家那个轰鸣着的冰柜，想起蒋三生，我突然觉得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变故是那么那么的轻，轻得就像月亮旁丝丝缕缕的浮云。”一次偶然的“阻断”，消解了“我”的悲痛，升华了“我”的精神境界。这种“阻断”既是一种艺术的形式，更是一种生活的过程。因此蒋子丹说这是迟子建第一次用“轻”来形容自己的不幸，迟子建通过这个故事，“将自渡之船撑出了哀思之海”，表现了“努力超脱个人伤痛，将自己融入人间万象的情怀”。[2] 二 迟子建是个温情主义者。但这种温情主义并不意味着迟子建对生活中无常的面貌没有感触和认识。她通过艺术世界所展现的伤怀之美的精神内核其实还是对生活无常的一种酸楚、忧伤、无奈的态度。迟子建可贵之处在于，她能把这一切无常的命运都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并勇敢去承受，在承受中真切感受其中蕴涵的独特的美，从中获取努力生活的勇气、力量和智慧。 如迟子建的一篇散文《阿央白》，作为女性主义立场的宣言书有非常深刻的价值。但这篇文章的诞生却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一次偶然事件。在短篇小说《飞天》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次偶然的阻断，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启发并激发她对生命的感悟。 小说写了一次飞机晚点。因为“我”的行程受阻，也与同样受阻的一个不知名的男人相识。从开头的抗拒心理到逐步的试探，再到知心地交谈，生活之美从被阻断之处汩汩奔涌。一次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晚点事件，成了发现快乐、创造快乐的机遇。生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新鲜的美让人春心荡漾、激情满怀。“我”也由此悟出了男女之间最美好最本质的真实，并联系到参观“阿央白”的过程，写下了《阿央白》一文，以一种反潮流的姿态宣称：只有男人的手，才能使女人的美得到真正意义的解放；也只有男女和谐相处，男女双方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因为迟子建从小所处的生活背景的影响，迟子建的两性观是和谐的两性观。但以一个象征女性生殖器的阿央白为题来如此真实坚定地表达，其中不能不看到这次飞机晚点、行程阻断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迟子建是一个梦幻型的作家，更是一个生活型的作家。她从来不故意与生活“闹别扭”，因为她信奉一个原则：不能跟生活不融洽。当从西方文学借鉴来的那些思想同她的生活相比格格不入时，她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它——尽管这也许会被人认为是浅薄的温情主义。她说：“我没有必要为一种精神活着，用那种精神去图解我的生活和我的作品，那我还是按直觉去反映我眼里的生活，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其它最精彩的思想、精神和真理在我的小说里是没有用的。”[3]在迟子建的理解中，人生充满了大量不可预知的因素，这种因素会经常导致人生旅途产生阻断、发生逆转。这是生活的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是人生的陷阱，也是人生的机遇；是人生的磨难，也是人生的觉悟，更是美与丑自由展现的大舞台。 在《驼梁》中，是一次车程受阻。十七岁的王平高考落选，落选的直接原因是他自己的单相思：第一场语文考试，他暗恋的女生李淑娟身体不适，这导致他“不由胡思乱想起来，心中暗暗为她叫苦”，使他的心“一阵一阵抽紧”，只能“呆呆地看着试卷，一筹莫展”。结果李淑娟考上了石家庄的一所大学，而王平却以八分之差遗憾落选。王平他只好跟老兄学开车跑运输。在李淑娟家人为她上大学而杀猪请客的那一天，王平特意自己开着车专程找到李淑娟，并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相思之情。可李淑娟既不接受他的落选原因的解释，更反感王平直接的爱的表示，以一句“死不要脸”和一个嘴巴让王平彻底地埋葬了酸楚的初恋。在一次往石家庄运土豆时，王平心想：“你李淑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进了石家庄的一所大学了吗?如今我也进石家庄，我开着汽车去，我要把车开到你们学校门口，吃饺子，啃猪蹄，喝橘子汁，石家庄算个屁!”可这辆载着土豆和立志“复仇”的王平的车却在深夜的驼梁盘山公路上抛锚了。他无奈弃车走了三个小时的夜路才找到一家“益发小卖店”。诚信的小店主那对新的电池“光芒鲜亮而活泼，把博大的夜弄得支离破碎”。在感谢店主的心态中，他已经“当然不会再想去李淑娟所在的大学门口吃”了。在拂晓时，他回到车旁，却发现一个陌生的司机李德已将他的车修好并“慢慢地将车从悬崖边倒到正路上”。俩人一同开车经过“益发小卖店”并更加认识了诚信而热情的店主：因为店主为了还王平多给的钱已在路旁等候两个钟点了!吃完饭后，店主小女儿彩云带王平去山间采花，并告诫王平，说这里花和蛇都多，“不过你不伤着蛇，蛇就不咬你”。 仔细分析一下小说的内容，我们就能体会迟子建的巧妙的艺术构思，以及通过这种艺术构思而包含的温情主义世界观。一次“复仇之旅”却因为意外的阻断而烟消云散。小店主和李德的热情、诚信、善良化解了王平心中的怨恨之气。那能“把博大的夜弄得支离破碎”的可见的是小店主的电筒光，不可见的是小店主那朴实而高贵的精神品质。正因为有小店主和李德这些善良的人们的发自内产合的“鲜亮而活泼”的光，王平内心的黑暗才会被驱散，那一辆“复仇之车”也才能“从悬岸边倒到正路上”。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从“阻断”中感受了生活，获得了对生活新的认识。生活中“花和蛇都多”，那么就热爱“花”吧，也给“蛇”一个自由生活的空间，“花”和“蛇”共存共舞，才是真实的真正的生活。光明战胜了黑暗，善良化解了仇恨，“阻断”之中蕴含了丰富的深刻的生活的哲理。 早在1998年，在一次访谈中，文能认为在迟子建的新作中，如《逆行精灵》，如《观慧记》，对生活中的偶然事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文能问迟子建：“你以往的小说更多的是在一种相对静止、封闭的环境中展现人物和事件，而这两篇小说则是在一种动态、陌生的环境中捕捉人物瞬间心理和呈现戏剧人生的，这里包含了你对创作和人生的一种什么新看法?”迟子建是这样回答的：“没什么新的想法。这两篇写‘偶然事件’的小说相距较近，也是一个‘偶然事件’。至于你谈到的对人生的新的想法，如果真有这样想法的话，那么我希望老天有一天会扔下一个‘白马王子’给我，我想人生的此等‘偶然事件’是人皆欢喜的，你说是吗?”[4] 在迟子建的一以贯之的理解中，“偶然事件”并不偶然，它也只是一种生活的相对少见的常态罢了。因此，在她的关于“偶然事件”的艺术表达中，并没有“新”的想法。另外，迟子建的戏言中也真实地透露了她对“偶然事件”的欣赏心态。因为她认为此等“偶然事件”是“人皆欢喜”的。在一种沉闷的习见的生活节奏中，有了这种“偶然事件”的阻断，人生才有新鲜感，也才会更有刺激、更有活力、更充满对生命激情的渴盼和热烈的赞美。 三 在表达“阻断”对人生的影响这个意义上来评价，中篇小说《逆行精灵》是一篇特别重要的作品。正如前面文能所指出的那样，这篇小说“是在一种动态、陌生的环境中捕捉人物瞬间心理和呈现戏剧人生的”。李万武认为迟子建通过一群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在逆境中的相处，生动而感人地透露了作家的人性观。[5]方守金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评价道：在这偶然阻断的生活旅途中，美丽俏拔的鹅颈女人仿佛就是森林雨雾中那个飞来飞去的女精灵。“作家塑造出这个罕见的半是放浪半是天使、半是世俗半是诗的女人形象，是想告诉人们，当婚姻桎梏了人的天性和内在需求的时候，前者并非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东西。”[6]崔苇也认为这个形象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是极为罕见的。他并且还从地域风情角度指出这次偶然阻断的意义：“它将一辆客车上各色人物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集中起来，通过展示不同的人生断面上的带有偶然性的人生事件，通过北方森林地带苍茫、神秘、美丽的氛围营造，将沉郁凝重和浪漫多情两种生存境界交融于一体，人木三分地揭示出人生向善向美、崇尚本真性情、渴望心灵沟通的理想。”[7]这些专家的评论，角度虽说各自不同，但都发现了一次偶然事件在不同方面的意义。偶然中有一种生活的奇妙力量。这力量消解一切也创造一切。 我们先看小说的人物形象。《逆行精灵》的人物集中在一车十二个人身上。对这一车几乎完全陌生的旅客，迟子建将他(她)们既放回了各自的现实生活中，又为他(她)们创设了新的生存境况。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而每个故事都有其典型的社会意义。司机面临着忠(对妻子)孝(对父亲)难以两全的矛盾，做好人却不得好报的痛苦。老哑巴的故事则展现了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的矛盾。卖山货者的故事揭示了利欲熏心的社会风气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问题。孕妇的故事展示了城市的喧嚣做作与农村的自然灵性的对立。黑脸人面临道义与亲情的苦境。鹅颈女人的浪漫故事展示了世俗的性与自然、浪漫纯美的性的对峙……作者从这种种困境、对立和矛盾中展开对性、情感、金钱、道德、法律、复仇、罪恶等社会基本问题的揭示并试图进行阐释。在世俗欲望与自然生命需求的比照中，作者的情感显然倾向于后者。但是，对于现实世界的诸多社会问题，作者无意于用社会批判的方式来揭示或暴露，也不深入探究，她只是轻轻地避开，用迟子建特有的艺术的方式将现实的苦恼和沉重虚化在对原始森林美丽的自然风光的向往和原始乡土淳朴善良人性的赞美中。作者写孕妇放弃城市而进入农村的叛逆，写女人的良善、抱琴者的清高，写售票员对斤斤计较的短发大嫂的鄙薄，都是在赞美乡野民情，在乡野村民的美好人情中寻求情感寄托。这种乡野民情集中在豁唇这一中心人物身上，就塑造出一个被社会所遗弃，为现实所不容的灵慧、聪敏、充满爱心，与大自然相融相浸的山野孩子的形象。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世俗城市的反感和对原始自然人性的向往。而单纯的小孩、抱琴者的音乐，鹅颈女人的舞蹈以及梦，林中会飞的女人(鬼魂)这些现实困境的逃避物无疑置换了老哑巴、司机、黑脸人、豁唇的现实苦难。现实的沉重和伤悲连同名利欲望一起被遮掩在美丽神秘的大兴安岭自然风光中，甚至老哑巴那令人心酸的死，也被夜晚的精灵的影子遮挡了。 不管怎么说，在一个短短的旅程里展开如此丰富的社会基本问题的阐释，并且不伤害小说的基本情节，这对于作家来说，难度也是不小的。然而《逆行精灵》的高超之处还在于通过长途客车中途滞留这一普通生活事件展示人生道路难以预知的逆转，在寄理想于原始初民般的生性的同时又揭示出人生偶然、神秘、不可知的一面。 再看《逆行精灵》的情节。一切是非皆因天下雨造成的客车滞留而引起。天下雨本是天意，司机费尽心机也无法让站长放行——人在冥冥中也顺应了天意。在这上天“偶然”的安排中，一车人的人生计划甚至命运几乎都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人生呈现出了极富戏剧性的扭转。鹅颈女人的经历最有戏剧性。在车上时，鹅颈女人、木匠、抱琴者三人摆开了“蝗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势，阻断后的滞留打破了这种局面，连续给鹅颈女人的人生带来两次富有韵味的转折。一次是鹅颈女人与小木匠而非抱琴者走进森林，完成一次“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艳遇。次是鹅颈女人应站长之邀跳舞，舞蹈吸引了抱琴者，在无意中造就了鹅颈女人与抱琴者关系“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转机。鹅颈女人的两次人生转折恰恰说明的是人生无意而得的偶然。作者似乎借此向我们表明：主宰人生道路的恰恰是许多无法预料的偶然和并非有意的获得。除了鹅颈女人以外，黑脸人和老哑巴的经历也值得揣摸。黑脸人气势汹汹地乘车进城复仇，这一点与《驼梁》中的王平有相似之处，只不过王平“复仇”的方式是十七岁少年的方式而已。然而，滞留使他有了思索的时间，在旅馆里，醉醺醺的黑脸人思绪纷乱，徘徊在亲情与道义之间。最终，纷乱的思绪消磨掉了他杀人报仇的意志。滞留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豁唇无意中竟毁了黑脸人的杀人武器。于是，黑脸人开始盘算着乘下一班车返家了，黑脸人的复仇人生就这样被不可思议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而一直执着于告状的老哑巴在这往返了无数回的旅途中，打破自己“必然性”的人生旅程，毫无预兆地死掉了。黑脸人的“生”和老哑巴的“死”共同解释着人生的无常，谁也不会在意一个看似平常的客车滞留事件。然而，人生的无常往往就蕴藏在这些不被人留意的偶然和平常中。 为了强化无意而为的偶然对人生的主导作用，作者设置了两个在方向感上截然相反的意向——列向着目的地行驶的长途客车和逆行精灵。长途客车是一个具体实在的物质体，不论停留与否，它都按预定方向遵循预定路线行驶，它是一个必然的、可匆性的象征。而逆行精灵，它不是一个具体可触摸的物质体，它通过林中会飞的穿白衣的女人、妓女的鬼魂、梦、森林中的树精来呈现。它无法预料，它更没有具体方向，它飞来飞去，撞着谁就是谁，出现于梦、幻境中，它的方向只有一个“逆”。作者将题目设为“逆行精灵”，这一逆，实际是在逆客车的象征必然、可预知的方向。同时，客车是死的，而精灵似乎是有永恒生命的，是人与自然的灵魂，共有的灵性生命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蔡丽精辟的指出： 这两个意象的对照设里，揭示了相信灵魂的迟子建对人生的偶然、神秘、不可知性的认同，以及淡淡流露出的顺天命、顺自然的生命观。也许正因为有对人生不可知的认同和顺天依命的生命观，迟子建才会虚化现实，寄情于原始山水之中。同时，也许正因为她寄情山水，向往质朴单纯的自然人性和天人合一的境界，才使得她逃避现实苦难、顺天依命。[8] 蔡丽的评价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揭示了迟子建温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基础。当然，说迟子健“逃避现实苦难”是值得商榷的。“逃避”从来不是迟子建面对现实的精神姿态。她的所有创作都在不同的层次上表达着对“现实苦难”的深切关注，并通过自己的独特的艺术方式来哭泣、来思考、来愤怒、来呐喊。就像她曾在1986年的一篇创作谈中所言：她的小说是哭出来的。哭《乞巧》中山妹那青春的忧伤，哭《苦婆》中苦婆对饥饿的心灵阴影，哭《支客》中那不可窥破的人生之谜。[9]而无论是哪一种情感，在一种偶然的阻断中，都表达得更具艺术魅力。生命之花在这种无法预测、无法安排、无法控制、无法逃避的生活世界中开放得更加自由自在，更加绚丽多姿，更具有让人震撼、让人沉思、让人坚强的力量。 注释： [1][2]蒋子丹：《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及其它》，《读书》2005年第10期。 [3]迟子建、阿成、张英：《温情的力量——迟子建访谈录》，《作家》1999年第3期。 [4]迟子建、文能：《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花城》1998年第1期。 [5]李万武：《对人性动把恻隐心——读刘庄邦、孙春平、迟子建的“证美”小说》，《当代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 [6]方守金：《北国的精灵——迟子建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0页。 [7]崔苇：《民间理想与温情营造——迟子建近作述评》，《小说评论》1999年第5期。 [8]蔡丽：《乡野民情与无常人生——评迟子建的<逆行精灵>》，《当代文坛》2001年第2期。 [9]迟子建：《长歌当哭》，《北方文学》1986年第9期。 [作者简介] 管怀国，永州职业技术学院理工电子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3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