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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盛行的时期，中心化价值解体，文化的整合功能丧失，整个文学亦处于多元化和多方位的过渡性状态，而在一片“众语喧哗”声中，有一种强有力的文学法则异军突起，那就是欲望化叙事。1993年《废都》、《白鹿原》的推出，晚生代的“欲望现实主义”，女性小说的爱欲书写以及“文学新人类”的“现代都市的欲望文本”等等，尽管写作立场不同，但这些世纪末的文学叙事都不约而同地抓住了当下社会的核心主题，以欲望化话语来传达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存经验、心理体验和人性思考。 一、“严肃文学”的叙事策略：欲望化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商业物质主义的迅速弥漫，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格局不复存在，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由中心滑向边缘，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着人生和艺术的双重困难。从意识形态高空跌落到生活“原生态”低谷和形式主义险境的“严肃文学”，自不甘于颓败的命运，幻想重返历史主体的地位，而他们既有的叙述策略在陌生“此在”情景面前严重失语，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又诱迫他们不得不去趋向，仓促之中他们抓住了“欲望”这一锐利武器。 于是1993年就有《废都》的推出。贾平凹作为“严肃文学”一位大师，他的《废都》在各类传闻大肆炒作之后以百万册的印数重现“严肃文学”的辉煌，贾平凹本欲全面改写知识分子的精神颓败史，书写这个时代的文化溃败史。而在这个颓败的文化现实中，贾平凹为重新确认自我回归历史主体的知识分子寻找到的支点似乎只有女人(性欲)。庄之蝶这个西京城里风光一时的文化名人，在现实中似乎是无所作为并步步霉运，或许只有在“唐宛儿”们处才精神亢奋，才得到肯定。贾平凹把他的文化企图建立在对欲望的书写之上，然而《废都》中四大名人的没落潦倒无情宣告了历史主体重新崛起的神话的破灭。《废都》的热销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胜利，严肃文学是在商业主义原则的操作下才重获轰动效应：文中大量的庄之蝶与众多女人的情爱纠缠性欲狂欢以及一连串的“□□”正好吻合了这个时代的阅读准则而己。 1993年严肃文学向商业主义靠近的另一表征是：《白鹿原》。在这部表现中国民族生活史的“史诗性”巨著所提供的历史景观里，我们看到的是超量的欲望化场景，是错综一体的物欲、情欲和权力欲。而这一叙事策略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早已见端倪：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锋派”作家集体转向，由对文体形式的实验转向了对历史的审视。他们以虚构为武器，充分运用想象的能力和权力，遁入历史之中“戏说”一番。在他们的笔下，正统历史小说中的民族阶段斗争模式开始让位于个人欲望的角逐。如苏童《米》、《我的帝王生涯》、《罂粟之家》、洪峰的《东八时区》、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刘恒的《苍狗白日梦》等，表现出对民国野史的偏爱，从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抓住历史的“神经”，即由对物欲、情欲和权力欲的无休止的攫取构造了历史。在苏童的《米》中，主人公五龙是一个被饥饿和性欲所折磨的农民，他的占有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贪婪地占有米和女人，以满足自己在“食”和“色”方面欲望，当这种欲望不能满足时，就转化为疯狂的复仇。小说展示了一种新型历史观：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建立在“食”与“色”基础上的生息繁衍的历史。 显然，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借助欲望化叙事来重新解说传统历史话语的策略是可行的。历史题材本身对当下时空的疏离与对立性质为他们提供了言说的自由，而欲望的个体化和私人化特征又可避免公共记忆和集体经验的整合。“苏童”们欲在这个社会转型、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年代重获表达世界的新权利，但随着他们欲望叙述欲望的膨胀，历史本体在他们的虚构之笔下渐渐走向虚无。 二、晚生代作家的“欲望现实主义” 晚生代作家多出生于60年代，受教育于80年代，成熟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化的社会里。与前几代作家相比，他们似乎“生不逢时”：既没有经历过民族解放战争，又没有经历过“三反五反”，对“文革”也没有深刻的历史记忆。当他们踏上文坛时，面临的是一个迅速变动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物质经济日益繁荣、商业消费主义观念深入人心、西方文化纷至沓来，传统价值逐渐解体……瞬息万变的生活似乎无人能抓住其本质、把握其内在精神，不过在欲望刺激下变得更加生气勃勃的生活表象已足以让人炫目。那么，既然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不能为写作提供题材，不如就抓住“当下”感受。这一批富有现实敏感性的作家们纷纷以对当下生活的表现构成他们写作的主导资源，并且他们准确地破译出当下社会生活的核心主题：欲望。在他们形形色色的“欲望现实主义”(刘心武语)的文本中，高举欲望的旗帜，直接表达个人化的生活经历和“现在”感受，在对欲望的张扬与描述中展示现代人的追求、困惑与挣扎。 邱华栋在《蝇眼》后记中声称其创作围绕着“都市欲望化生活的迷乱与反抗”的主题，展示当代生活的“碎片化、信息化、物欲化、恶梦化、残酷化”；朱文将写小说看作是出于“心中不曾平息的欲望”；刁斗则认为：“人是一种欲望的集合体，其中情欲是根本”，并说：“我不讳言，情欲在我的小说里是一块基石，就象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块基石一样。”可见，欲望之于晚生代的作家，不仅是文本外写作的原动力，也是文本内的核心主题。他们笔下的人物，大多充满了对金钱、性、权力、暴力的欲望。如朱文《我爱美元》中，主人公“渴望金钱”，“血管里都是金币滚动的声音”；而且文中描写了这样一位作家，“双眼通红，碰见一个女人就立刻动手把她往床上搬”；写作对他来说，不过是解决个人“性欲”的“泄药”。邱华栋几乎全部作品都在倾力表现人的欲望与梦幻，以及追逐欲望的疯狂、痛苦与虚妄。如《哭泣游戏》中的黄红梅，从偏僻的山区来到繁华的京城，为了在现代都市中站稳脚跟，以自己的肉体与机智在都市人中间周旋，从一个普通的保姆、按摩女，变成一个女老板、女大款、女名人，她在城市的轮盘赌中获得了成功，却也死在城市豪华别墅中。《生活之恶》中的吴雪雯和眉宁，亦都是在放纵欲望、在欲望得到极大满足之后却走向了精神的虚妄。在何顿的笔下，则活跃着一群心中充满着赤裸裸的生活欲望的城市化进程中内地城市市民，如《无所谓》中的罗平、王志强，“对知识不感兴趣”，“在一起谈论的是赚钱”，“赚钱”才是他们的“正事”；《我们象葵花》中的冯建国，全部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要心怀大财”，“发狠搞”；在《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中何军劝导张军：“现在这个社会只谈两件事，谈钱玩钱、人玩人。”诸如此类，这些人物身上各种欲望带来的焦躁和冲动以及生活的“脱轨”处处皆是。晚生代作家们多把镜头聚焦经济转型期的现代都市，而他们笔下的都市“是一座欲望之都”(邱华栋《手上的星光》)，充斥其中的是经商热、炒股热、情场游戏乃至嫖妓、吸毒、赌博、斗殴等等，而这种种商业化时代特有的都市生态景观多植根于人性欲望的释放和竞逐。 其实晚生代作家们与“苏童”们都属于缺乏深厚历史文化记忆的一代。在这个社会文化大转型、文学边缘化的时代，“苏童”们选择了以欲望化话语“戏说”历史，企图重获话语权力；而“晚生代”们选择的是直面当下现实。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创作边缘性的地位，“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干什么都是社会的填充物罢了，作家也一样”(邱华栋语)，故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不再看重甚至淡化或削减以往小说写作的宏大叙事和“寓言式”深度主题。他们大肆书写现代人尤其是都市新人类膨胀的欲望、恣意的追求以及在追逐过程中自私与执着、为达目的不顾一切的心理心态，欲望满足后的精神的虚妄等等，而很少对人物、故事作道德关注和理想瞻望，即所谓“没有崇高的理想，而自甘作现实欲望的刻画者”，但在这些“欲望现实主义”文本中，“也分明看出了欲望挣扎中的良知挣扎，看到了人性在其中的诸般异相。”刘心武的这段话指出了晚生代创作虽旨在解构，但他们大部分作品仍具有较浓的观念性质与寓言色彩，表现出一定的人性深度。 三、女性主义小说的“爱欲书写” 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等作品呼唤人性和情爱、但躲避欲望的书写到王安忆的“三恋”(《倾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以压缩的形式表现妇女经验中一向被遮蔽的欲望体验，新时期文学的女性爱欲书写可谓是步履维艰。直至20世纪末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男性权力话语为中心的传统的价值和文化秩序受到冲击而出现文化“裂隙”，市场经济下的多元格局带来了一个日益自由、宽松的话语环境，女性主义文学终于“浮出历史的地表”，尝试着从文化“裂隙”中展示被遮蔽的作为性别群体意义的“女性”。女性主义作家们清醒地意识到父权(男权)文化下女性“无从说起”的状况，要争取话语权力，她们能够用来言说自身的也只有自身，“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埃莱邦·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启示下，林白、陈染们大胆地借助“欲望化”叙事法则和“躯体语言”的述说方式，以一种毫不隐讳的唯美的感觉化语言诉说着种种女性的性心理、性体验，从而突破“菲勒斯中心”开辟出女性的言说空间。 林白是女性主义作家中运用“躯体叙事”的最主要的代表之一。她在《致命的飞翔》中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身体家园的亲切认同感。她以自觉的女性视角、女性立场，运用诗意的审美的笔触大胆地书写作为爱欲主体的真切生命体验，将女性鲜活的生命激情、旺盛的性爱能力惊世骇俗地展示于文本。在对女性美轮美奂的身体的描绘中林白努力建立着女性的自信、自爱和自觉(如《从子弹穿过苹果》中对巫女蓼的裸体描写，《回廊之椅》中的落日裸体浴女图)；在对女性长期被遮蔽的大量情欲体验的大胆揭示中林白充分肯定了女性的生命力量，大大动摇了传统伦理中既定的两性关系法则。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将大量涉及少女和成年女性的爱欲心理和行为借多米的成长历史表述出来，细腻地描写了主人公多米自慰、焦渴、性好奇、性幻想以及富有冒险和挑战色彩的性爱经历，述说了“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毁灭自己”的女性个人的战争，而在《回廊之椅》中则描述了朱凉太太和使女七叶以洗澡的独特方式寻求肌肤相亲之悦、性与生命自娱的同性之爱。过去总是难以启齿、羞于言说的女性情欲体验(尤其是自慰、同性恋等方面)得以全方位展示，而正是这些多具有自主自足特征的体验帮助女性重新发现和认识了自己。在女性的爱欲王国里，男性“惨”遭放逐，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秩序被冲击。 20世纪末女性小说在书写性爱主题的长足进步无疑要感谢市场经济带来的宽容、自由、多元的文化语境；但初始阶段的市场经济的不成熟，“权力经济”现象的产生，使男性权力话语借此再次崛起，当代中国女性又一次面临被搁置在社会话语边缘的危险。而“欲望至上”观念的盛行以及与之相应的内在心灵的浮泛，使得为寻求独立话语权力的“隐私化”的女性欲望经验表露反倒成为当代商业性文化情境中为满足情趣低下的“窥视心理”和感官刺激的“奇观”。 四、“文学新人类”的都市“欲望文本” 20世纪90年代文化环境的商业化、时尚化、私人化和多元化为“文学新人类”横空出世提供了上演的舞台。这一批更为年轻的作家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人学”高潮时期的理想主义教育中形成初步人生信念，而当他们走出校园进入社会，世纪末的社会文化大转型带给他们的是以欲望为轴心高速旋转的多元化的生活。他们在学校所受的信仰与理想教育在快速发展的现实社会中显得苍白无力；面对父辈的说教，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人生经验的匮乏使他们对未来没有一种明确的精神信念，他们认为自己唯一拥有的也是唯一能把握得住的只有“现在”、只有自己、只有青春。而青春中最值得信赖并且最能把握的是欲望，它比任何乌托邦理想更为实在也来得更为便捷。 所以在“文学新人类”的有如梦呓一般的语言呢喃之中，诉说的是个人化的情绪和感受，表述的是“我用青春赌今天”的当下性的个人之恋。这些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现代都市中刚刚踏入社会不久的问题青年，历史的苦难与他们无关、现实的沉重他们也并不在意，而未来他们又无力把握；他们遵循的是商业化社会的快乐原则，多沉湎于现代都市生活极度的物欲享乐之中，追求各种充满刺激、具有极端个性自由的时尚生活方式，纵情、随意，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和性的欲望，而在对欲望的书写上，较之上一代的作家(60年代出生的作家)，“文学新人类”与意识形态有着更大的距离：欲望化话语在朱文、韩东等晚生代作家处常作为一种解构宏大叙事和寓言式深度主题的手段；在林白、陈染处则是一种谋求独立话语权力的策略；而在“文学新人类”处，性就是“天性”，就是其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成的动机。他们的小说情节大同小异，多半是青春少女在酒吧歌厅与一些男性之间的情爱故事，爵士乐、大麻、嬉皮士、同性恋、高潮、同居、酗酒……，在小说叙述中常见此类表象化的字眼。“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像卫慧一样疯狂〉)这也是“文学新人类”的小说共同体现出来的生存态度。 尽管这些“另类”人物与欲望同谋，但在对欲望的追逐中，在对各种情感冒险和生活刺激的找寻中，他们又分明感觉到精神的空虚，感到内心深处缠绕着一股总无法摆脱的焦灼与厌倦。在卫慧小说中的人物常身处闹市而深陷于躁动不安的孤独感之中，棉棉的小说总弥漫着焦虑、失措、迷茫、绝望的气息，朱文颖、刘燕燕等作家的作品以一种喃喃自语诉说着个人化的“永久的青春隐痛”。而“文学新人类”们多善于“把少女内心的伤痛与最时髦的生活风尚相混合；把个人偏执的幻想与任意的抉择相拼贴”，从而“透示出一种紧张而松散的病态美感”(陈晓明语)，传达出一种欲望化时代的另类感受。 这种感受倒并不一定是“无病呻吟”，但文学新人类的欲望文本多在欲望的表层复述个人化的情绪的生存感受，对形而上的追求进行搁置，而对形而下的欲望与行为作媚欲式地展示，这就使他们难以站在某种理性的高度对自身生存境域作审美化、精神化的观照。所以他们那些缺乏理性支撑、多停留在感性层面的欲望文本，自然就成为了商业化时代为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而大肆炒作的对象。 注释： [1]杨经建.世纪末的文学景观[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0年。 [2]赵树勤.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M].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 2001年。 [3]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年。 [4]陈晓明.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6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