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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有亲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人，才能真正体验到什么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比照当下文学的社会边缘状态，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过，我既不会激愤地指斥这个年代文学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也不会天真地奢望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重演。在这个功利而且多元的世界，似乎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永远地坚如磐石，尤其是当代中国，那些被反复强调的重要东西，往往是被现实社会漠视的对象。因而我认为，作为文学教育这个艺术城堡的看护者，与其怨天尤人地批判外在功利社会的见利忘义，向世人倾诉或者兜售这个艺术城堡的价值，还不如悉心地检视一下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城堡本身的问题：文学教育作为这个暧昧年代的精神城堡，果真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脆弱吗，问题的症结何在？ 文学语言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据说，人类社会即将进入全媒体的时代，手机、网络和电视将会有机地连为一体，构成一个全能的音像资讯世界。这个由声光电构成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向人们许诺，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无比便捷的同时，还能提供越来越多难以想象的乐趣。我并不怀疑这种技术革命的灿烂前景，也隐隐感受它对文学世界构成的莫大威胁。但即便如此，我也坚信，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肯定会在这个巨无霸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理由很简单，从根本上讲，语言是拥有理性的人最有效的思维形式；文学也是必有一死的人，渴望超越自身有限性的最古老也最可靠的生命表现方式。迄今，人类毕竟尚未发明可以完全彻底地取代语言的思维形式和表现符号。 因而，我们还是应该从这座艺术城堡的质料——文学语言说起。作家运用语言构筑文学艺术世界，读者也通过语言去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进而体认与思考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从这种角度讲，文学就是一种语言艺术，所以在文学教育中强调文学阅读与表达的语言感觉，以及文学话语的习得，尤为重要。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文学语言。传统的文艺理论运用本质与现象的认知观念和方法论述文学世界，武断地将文学世界分割为内容与形式两个部分，并且在价值认定上明确地将内容置于形式之上，于是语言成了文学形式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文学因子。既然理论轻视文学语言，那么语言也就掉头而去，以致这种理论话语的语言本身，成为一个漂浮在文学世界之外的自足的话语体系。我手边正好有一本1975年十二院校编写的教材《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它让你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竟是一本文学教材！例如，关于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总结”，教材中写道： “陈独秀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批判孔孟之道，终于转向尊孔；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胡适，始终是一个尊孔派，他以假批孔的伪装投革命之机，在‘反孔’的招牌下推行尊孔复辟、崇洋卖国的反动路线，起了林纾之流所不能起到的破坏作用。……‘五四’以来反孔与尊孔斗争的历史证明：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派，一切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党派和人物，都主张开历史倒车，也都必定尊孔。只要还有阶级斗争存在，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就会继续下去。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将是文化路线思想斗争长期的历史任务。” 稍有文学史知识的人便可发现，这种理论话语不仅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而且突显20世纪70年代中期“批林批孔”运动的政治痕迹。它不仅完全剔除了“五四”时期胡适一再强调的白话文学观念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而且将一场原本关于现代文化转型的思想论争，阐述为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与党派斗争。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话说，这种话语“其内容，是一切概念和一切实在的颠倒，是对它自己和对于别人的普遍欺骗，而正因为内容是普遍的欺骗，所以述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谎言骗语时那种恬不知耻，乃是最大的真理”。 当然，这里所以牵文拘字地引述教材中的“总结”，意在表明，学术话语是系统化的理性认知，原本是人类理性精神的结晶，但也可以异化为精神教化的产物；因而作为文学话语的语言既可以陈述和认知文学世界，也可以遮蔽和颠倒文学的历史现实。还想说明，当代文学话语曾是怎样被意识形态严重污染，又是怎样的粗暴与贫瘠。这种作为文学质料的语言如此低劣，以致根本经不起任何时代风暴的冲刷，其惟一的价值就是从负面上昭示：这座废墟曾经是一座当代文学教育的“学术殿堂”。其实，当代文学史已经清楚表明，当代文学人文精神沦丧的时期，正是文学语言贫瘠并且充斥暴力的时期。 尽管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如此低下，但一旦步入正常轨道，很快便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文学创作从根本上摒弃了陈旧而专断的理论思维，猛力冲击着各种人为的思想禁忌，学术话语也逐渐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而蔚然独立，文学教育则在逐步回归理性和审美的本位。按理说，与前辈相比，“90后”的大学生没有僵化思想束缚的精神历程，并开始接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学术思想训练，文学素质特别是语言感悟与表达能力应该超越前代人。但是文学教育的现实却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相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明显呈现出滞后的状态。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当代文学教育受到来自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的各方面掣肘。从中小学语文教育开始，各类体制化的考试就植下人文教育危机的种子。我想提出的文学教育问题是，大学文科学生古今中外名著的阅读量，普遍达不到基本的要求；理论思维仍然受到单一性认知范式的束缚。整体而言，低年级大学生的写作思维仍有严重的模式化倾向，就是毕业论文写作，也存在着这种思维的残响余音。 这倒不是说人们没有意识到文学语言的重要性，其实新时期以来，无论是作家还是学界都越来越重视文学中的语言问题，也做了大量努力。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从文学本体性的高度论述语言。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文学语言研究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显在的标志就是尚未形成普遍认同的文学语言教学的方法论。在大学中文教育中，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基本上处于分离的状态。我们曾经满怀信心地张开双臂拥抱文学教育的美好未来，如今虽说不是两手空空，但至少离我们曾经的乐观预期相距甚远。 文学思想教育的问题与症结 高校学生语言能力的现状表明，语言深处潜存着一个思想文化结构，故此语言既可表达人的思维，也可钳制人的思维，而且这种钳制往往是以不由自主的方式显现出来的。因而欲想深究文学教育本身的问题症结，还必须从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切入。在此，我想以当代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为例，审视当下创作的思想问题。 尽管在当下文学创作的价值论定上，文学知识分子尚缺乏同一性的认识，但就文学语言的表现力和想象力而言，还是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即使是被人视为“文学垃圾”的90年代文学，也并非像有人想象的那样一无是处。譬如《像卫慧那样疯狂》中的那段常被人引用的话： 如果说物质享受的过分追求有时让人倍觉彷徨，那么生活中简简单单的快乐却又是无处不在的，这种轻松就是实在、自足、可取的。即使有一天它不幸膨胀成昆德拉式的不能承受之轻，那也比暮气沉沉、教条的沉重的东西要棒。 所以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 文本的叙述语言中，知性主体与感性生命水乳交融，犹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流淌。有时，它在你毫不经意之间闯入眼帘，让你清晰触摸到生命绿叶的茎脉——连同那绿叶的微凉湿润与清淡芳香。是的，你可以对作者的少不更事却故作深沉不以为然，也可以指责作者如此轻松地卸下社会重负而循入逃避，但是却不能不感叹：他们深谙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的辩证关系，对于业已知晓的人生层面自有把握。这种与他们的年龄不太相称的世故与平和，明显表现出创作主体的代际裂痕。不过，倘若细读他们的作品便不难发现，其叙述语言无论怎样蔓延和发散，均围绕着真实的个体生命流转，即使是日常生活的遭际，也蕴含着独特的个人体验；而且叙述焦点往往定位于个体青春的悸动和敏感的身体，因而被称为“私人叙事”。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叙事的思想逻辑：在他们眼中，曾经神圣的信仰光环已经消散，因而与其把生命的激情投向辽远、缥缈和虚妄的星空，不如转向真实可感的切己生命，以此填补自我的空寂。与此同时，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陌生面孔与疯狂追逐功利的欲望世界，他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感到难以把握与身不由己，因而干脆将纷乱的思绪转换成对个体生命和世俗欲望的体认，自我表现本身也就成为文学的终极意义。 然而，私人叙事毕竟是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表征，因而他们的创作存在着两个值得关注的思想问题。一是叙述语言华丽流畅但却缺乏思想力度和深度。他们的叙述大多流连忘返地游移在个人主观感受层面，透露出一种把玩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轻浮意味；叙述语言很少携带浑浊的生活重力，垂直地抵达坚实的思想基座。从表面上看，他们作为“在路上”的一代，难以确认稳固的精神栖息地，又无意重新整合被碾碎的理想碎片，甚至以嘲笑的方式抵制任何企图规劝他们的“他者”，因而安于这种无根的漂泊状态。但是作品不经意流露的末世感觉，还是掩饰不住命定的精神焦虑，诚如贝尔所说：“醉狂终究要过去，接着便是凄凉的清晨，它随着黎明无情地降临大地”。这里需要正视的问题在于，私人化的写作倾向，在自我表现上几乎达到自恋的程度，以致遗忘复杂的社会现实。读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寻觅不到普遍关注的人生悖论与时代的精神向度，这就致使原本趋向社会边缘的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更加纤细了。 二是道德底线问题。面临这个暧昧年代的混乱现实，他们深知个体的无力与卑微，因而刻意祛除上辈人的激情与悲壮，心安理得地行走在干净而繁华的城市街道上。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我一直都像吮吸玉浆琼露一样吸着这种看不见的氛围，以使自己丢掉年轻人特有的愤世嫉俗，让自己真正钻进这城市心腹之地，像蛀虫钻进一只大大的苹果那样。”这样摇曳生姿的感性语言，使人想起本雅明曾经说过的话：城市的奇迹不是在那些造成它的人群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然而问题在于，现代式的自我逃避与委运任化，归根到底还是源于个人主义；而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这种自足的个人主体生不逢时，业已陷入本身难以克服的自由伦理的困境。因为现代人的自由倾向，偏向于道德上为自己立法；如果个体遵从感觉和欲望去把握生命意义，那么既有可能获得想象的自由，也有可能成为自己身体感觉的奴隶。在这种悖论式的生存情境中，如何把握个人的道德底线？ 从新生代的私人化写作中可以发现，当下文学的语言质料，与以往的文学语言比较，在表现生命感受和情感意义上已经显现出较强的表现力和想象力；但由于缺乏思想基座的有力支撑，显得精致而纤细，难以真实而全面地表现我们这个时代复杂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从某种意义上揭示，在这个功利主义盛行而理想信仰式微的年代，文学很可能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和不认同的接受。由此可见，文学教育的问题症结在于，文学思想的基座受到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的严重侵蚀。 总之，我认为当代文学教育自身的关键问题，还是语言与思想。倘若将我们这个暧昧时代的文学教育视为精神城堡，那么文学语言是城堡的质料，文学思想则是城堡的基座。就文学语言而论，文学教育任重道远：一方面要致力于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的变革，另一方面则要在文学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语言教学体系。就文学思想而论，当代文化语境中任何关于重筑永恒的科学形而上思想基座的宏大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美好意愿。也许，以普适的价值理念与底线道德，不懈地充实与加固既有的思想基座，才是契合时代的精神守望。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