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大量留学或移民海外的华人作家在国内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受人瞩目。严歌苓、张翎、陈河、陈谦、王瑞芸、袁劲梅、张惠雯、苏河、邵丹、于晓丹等频频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物和出版社推出新作，且受文学界关注程度较高，纷纷跻身各种年度选本和奖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邵燕君主持的“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对主要期刊进行了大面积阅读，再参照年终编选年选的结果，发现2008年度新海外华人作家创作的中短篇佳作已与内地文坛有分庭抗礼之势；到了2009年，无论长中短篇都几乎占半壁江山。可以说，他们的创作已在内地期刊全面开花，《人民文学》和《青年文学》2009年度分别推出“新海外华人专号”和“留学文学主题”。那些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内地走向世界各地的作者们，携带着中国当代历史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记忆进行创作，正在成为中国文学、汉语文学中重要的新力量。邵燕君说，以前的海外华人作者基本上是散兵游勇，人数也不多，并没有什么统一的组织，与期刊的联系基本上是个人的、松散的。他们大都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除严歌苓外，基本在出国前未以写作得名，至今也未以写作为生。所谓“人在天涯，心怀母语”，其沉静的书写原来只是个人生命的投放。他们的创作实绩至少在三方面给我们以启示。首先是写作态度纯粹，大都是业余写作，除了内心驱使外没有什么其他的驱动力量；二是写作资源丰富，包括经验资源和思想资源；三是写作基本功过硬且纯正。目前，他们的创作还在继续，他们创作的优秀作品为当代中国文坛注入了新的动力。 评论家施战军认为，如果说海外作家的创作已经和国内的文学水平不分伯仲，整体实力不再显得像以往那样业余，在汇流中显出了独特性甚至领军的势头，这种评价尚需谨慎客观。这些作家大部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他们所写的中国故事也大多是与他们所亲历和感受到的一二十年以前的中国生活有关，因此作品所依托的场景、情境和气氛，大都限于“文革”前后的时空标识，在叙写上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包括现代时期)的历史与人性方面，确实展现出有所沉淀的省思和有所把握的想象，纯文学的追望大于功利性的诉求，跟内地惯于狗熊掰棒子式的潦草写作相比，他们的沉实应当得到足够的肯定。也必须看到，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基本也局限于当时的印象，尽管他们也常回来探亲走访，但是对今天中国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审美形态的融入。在对历史的基本态度与大致评断甚至在语言和技法方面，许多代表性的作品明显与80年代的中国文学非常类似，并无太多新意和进展。 这一观点也在《江南》杂志主办的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两位海外作家的作品，陈河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用独特的视角穿梭于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战乱，游离于情爱的炽热和死亡的阴冷，在国家、民族、英雄这些宏阔的背景中又传达着异乡者忧伤而美好的情感，让他乡在追忆中成为故乡，使人感受到历史和现实、个人和国家的多重意味。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从一种特有的个体生命史进入“文革”，在追述历史对个人成长伤害的同时，又将个人对历史劫难的责任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青春记忆、忏悔意识、心理和精神的自我救赎，都被作者结构进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北美的框架里。 评论家贺绍俊也谈到，一些海外作家的写作资源主要是在中国内地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当然他们也会写到海外的生活，但他们写海外生活的作品远不如写中国经验的作品影响要高，因为他们的很多生活体验和记忆是最重要的写作资源。他们离开中国之后，进入到另一个文化语境之中，思想和心理无疑要经历一次文化震荡，也会对存放记忆之中的以往的经验重新加以体认。也就是说，他们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接受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对于中国经验的叙述也就有了新的角度，甚至新的语法规则。凡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国的海外华人作家，在文学叙述中基本上都有这种变化，只是程度的不同、变化的内涵不同而已。有的人的变化是思想层面的，有的人的变化是语言层面的。这也会造成他们的作品在中国境内的待遇截然不同。 也有评论家指出，不少海外作家的作品多数与我们期待的“世界性”文学认知无关，观念的超越性与叙述的探索性都不明显，甚至显得保守和拘谨，缺乏认知活力和审美冲击。华夏与海外文化和文学的碰撞交缠所产生的内心波动，也很难显露端倪。似乎他们很少受到他们现在所属的国度及其语种世界的文学影响，甚或知之取之的程度还不如国内的一线作家。本应可以窥见的“世界图景”，最终只是些“世界幻象”。当然也不是全部如此，严歌苓等人的作品相对较多地具有国际化写作的品相。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