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痖弦，台湾著名诗人。1932年出生于河南南阳。痖弦是台湾《创世纪》诗刊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台湾诗人中，痖弦以对乡土情感、悲悯情怀、生命之甜美的抒写与对现代人生命困境的探索而著称。 根据统计，现今华人人口占世界第一位。中国大陆2007年公布的数字是14.06亿，台湾是2300多万，世界各地华侨、华裔估计约5000万，所有这些人，都是说华语的。也就是说，全球有四分之一的人使用中文。说中国、中华民族是语言大国、语言大族，不是夸张之词。 中文又称汉语，从初民结绳记事起，少说也有6000年的历史。通常，一种文字年代久了，就会趋于老化甚至死亡，只有中文，可以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它就像一棵神木，老干加新枝，永远保持强壮的生命力。中文有精密完整的构成体系，经过悠久时间的演化始告完成。它弹性大，韧性强，可以大破大立，经得起任何新生事物与社会变化的挑战。单就文学上来说，中国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赋和乐府的民歌，魏晋南北朝的诗和骈文，隋唐五代的诗和民间的歌赋，宋代的诗词，辽金元的杂剧和散曲，明清的诗和传奇，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学，一路发展下来，早已把中文锻冶成表述力、形象性最强的美文，而每一个时段都对我们的民族语言产生了更新和提高的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倾向西化，中文以中流砥柱之姿，与欧美各国的语言交锋，经过了一番碰撞，在“取”与“与”、“迎”和“拒”之间作了最正确的选择，充分证明了这世界语种的“老前辈”一点也不古板、僵化，它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吸纳任何新的内容。当年“现代主义”新锐作家主张语言创新，实践经验证明，中文的延展性完全可以因应此一变，任你拉长、压扁、扭断、打碎，但一经重组，就可以创造出新的可能，焕发出新的光辉。如此灵敏活泼的语言机能，最适合文学的表达，世界上大概只有法文才能跟它媲美。我们发展华文文学最重要的依仗，非汉语莫属。 一般人的印象是认为中文难学。其实并非如此。中文有属于自己的逻辑系统，但并不古奥，它肌理明朗，亲切而家常，丝毫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初学者只要找到其中的诀窍，就可以循序渐进，登堂入室，领略个中三昧。也有人说，中文不重视文法，是一种粗糙的语言，其实这是错误的印象，中国是世界古典语言学三大发韧国之一，另外两个国家是古希腊和古印度。不过我们的语言学是另一个类的、独特的，著名语言学家张至恭研究发现，汉语属非形态语言，形态变化上的限制极少，表面上似乎不特别强调文法，但却是一种“无法胜有法”之法，使人在自然的学习中领悟出表述的奥秘。 中文的另一特点，是历代累积的成语成句特别丰厚，形成所谓的“名言”，供后学者采撷。懂得活学活用的人，只要把古人名言重新铸造，就可以生发出新意。写作者尊崇这个规范，熟悉这套名言的语汇，写文章就不愁技术上的出格犯规。 文化符码的概念，是中国古典诗词研究者们常常强调的。他们发现，诗词中的语汇常常超出文字表面意义而另有指涉，一个词汇就是一个符码。譬如说“终南捷径”，并非指在长安大雁塔上可以遥见的终南山下的那条小路，而是别有象征；唐代文人每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举棋不定，究竟是隐居好还是出仕好，所有的矛盾挣扎，都在“终南”这个字眼上打转，这就是所谓文化符码。 中文与世界其他语文最大的不同点，是中文是带思想、带感情的文字，学习它的人，不可能是“不粘锅”，任何人只要熟稔了它，进入它的世界，就不可能仅仅将之视作纯粹的工具来使用，一定会同时浸染到语文背后的历史、哲学、伦理、文学意象等等的象征，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涵泳在中国文化宏大的氛围中，令外邦人着迷、沉醉，有时使人怀疑学习者是不是忘了当初研习中文的目的，简直在进行“精神移民”了。君不见很多汉学家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从语言贯穿到思想，从思想贯穿到生活，彻底“汉化”，如果再娶个中国太太，最后连穿衣打扮、举手投足都是“老中”的样子了。在北京、台湾已经有外国人以字正腔圆的“京片子”来说相声、数来宝，用流利的中文写文章。我们梦想中的“世界最大文坛”，将来要加上他们的身影了。 我不知道别的国家的文字有没有如此大的魅力，如此具有“侵略性”。当然，当年的上海十里洋场，也有人学了几句“番话”就变成假洋鬼子的，但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能以相看两不厌的心态面对西方文化，并且从外文的学习中，体会到中文在世界众多语文中占有怎样的独特位置，从而更宝爱自己的母语。在我交往的朋友中有两位大师级的作家：文坛前辈梁实秋和诗人卢飞白（笔名李经），他们“走向西方又回归东方”的心路历程，令我敬佩。梁先生是散文大家，学贯中西，他是翻译莎士比亚、撰写英国文学史、编纂英文大字典的人，但除了有绝对的必要，他从不说英语，与他交往那么多年，没听他说过半句英语。忆起梁老，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那袭穿旧了的中国长衫。李经与我相识于美国爱荷华大学，两人一见如故，彻夜论诗，不知东方之既白。他的英文造诣，好到可以到伦敦造访大诗人T.S.艾略特，他那首著名的诗《伦敦市上访艾略特》，写的就是与艾氏见面对谈的感受。李经的学问和诗创作虽然如此“高蹈”，但生活简朴，像个农夫，我向朋友介绍他，说他旅美几十年，任何时候就像昨天刚从杭州来的一样。从人格深处散发出来的芬芳，应该才是我们想象的“大文坛”的作家风范。 2006年9月，广东韶关举行“山海相约”诗歌活动，我因事不克与会，写了一段祝词，发在大会编的特刊上。我说：“华文文坛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坛，让我们为汉语诗歌描绘新的蓝图，缔造一个辉煌的文学盛世。我期望那集纳百川、融合万汇的大行动之出现！”我发飙的这段话，并非故作壮言慷慨，而是在非常激动的情形下有感而发。去国十余载，心中一直埋藏着这样的想望：使华文文坛成为世界的大文坛，不管这样的想法成不成熟，也不怕别人笑话我浅陋，把它勇敢地说出来吧。经过两三年的沉思，我坚信这梦想有一天会变成理想，概念没有问题，以我们的人口（当然更重要的是文学写作人口）以及汉字传播的普遍，加上我们在国际文坛上的热烈参与，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建立一个世界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汉语大文坛。 语文是思想居住的屋宇，高屋建瓴，睥睨四邻总难免给人以张狂的联想，但为我们自己营造一间大屋子遮风蔽雨，绝对是必要的。杜甫有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们有杜工部同样的心情，同样的盼望！在这个超大号的精神大屋顶下，我们可以展开很多工作：编刊物，办出版，开大会，组织各种基金会照顾作家生活，更要创设一个像诺贝尔文学奖那样国际性的文学奖，奖励全世界的优秀作家，不让那位发明炸药的瑞典老头专美于前。得中国诺奖者或许是位外邦人，但总也是“寒士”，也要他尽“欢颜”！ 或者有人担心，世界各地有那么多写作团体，挤在一个大屋子里，大家处得来吗？我认为这是不必担心的。世界上的族群数犹太人最团结。团结的原因，主要是靠犹太教会的整合。咱们的国家没有国教，如以文化的方式促进团结，绝对可以达到同样的功效。目前海峡两岸、港澳地区及各国华人作家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但提到孔子孟子、李白杜甫，谁也不会有异议。一言以蔽之，文学（文化）是我们共同的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 有人认为，世界上使用最多、传布最广的语文不只中文，英文（印度、澳洲、新西兰等）、西班牙文（中南美洲诸国）、法文（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同样属于大语文的幅员范围，如果把那些语言相同的国家加在一起，他们岂不也可以跻身世界的“最大”？我想这些国家的语言环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试将我们要组织世界最大文坛的条件加以归纳，可以举出下列四点：一、人口众多，二、语言优秀，三、情份交感，四、文化共融。这四大条件我们一样都不缺，而英文、西班牙文和法文却不具。我们是王道，西方是霸道，根本上是两码子事。以别国语言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有些是自己的国家族群太多，语言文字无法统一，不得已而借用外邦语言，以别人的喉咙发自己的声音。更多的国家是因为殖民的结果，殖民国以侵略的手段进行语言殖民，被殖民国心不甘情不愿地屈从了语言的现实。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人说英文，拉丁美洲各国的人说西班牙文，非洲一些国家说法文，只不过是把它当作纯工具使用而已，工具是没有色彩的，没有立场的，似乎人人可以得而用之。泰戈尔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也曾用英文表达，聂鲁达和博尔赫斯也向西班牙语文借过火，但他们所彰显的却是自己民族的心魂。 华文文坛——世界最大文坛的建构工程浩大，要把各种条件集中起来才可以毕其功。其实我们还有别的仗持，追溯以往，我们发现，早期中国留学生留学日本、欧陆的年代，华文文坛的奠基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是无意识的，不自觉地，如今把那些先驱者的文学活动连成一个整体来观察，就有深刻的意义了。 先说日本。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吸引了中国青年的目光，留学东瀛成为当年的潮流。鲁迅去得最早，1902年就东渡了。周作人1906年前往，一生迷上了日本。1906年李叔同（弘一法师）、欧阳予倩等人在东京创立“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等新剧，开中国话剧运动之先河。1914年，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筹组的“创造社”成立于东京，该社成员回国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日本的华人作家形成文化气候。这种情形一直到抗战开始才停顿下来。 美国方面，胡适1910年赴美，创办《留学生季刊》，并试写新诗，出版《尝试集》，接着陈衡哲、闻一多、梁实秋，加上“五大臣出洋”（康白情、汪敬熙、罗家伦等），也形成了一种声势，而白话文学的提倡，使胡适成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领头雁。 欧陆各国，1919年间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赴欧，李金发、林风眠、王光祈在先，徐志摩、袁昌英、梁宗岱、朱光潜稍后，以巴黎为活动场域，这些人中有作家，也有画家、雕刻家，中国美术家留欧的传统由此开始。 东南亚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东南亚各国的星华（新加坡）、马华（马来西亚）、菲华（菲律宾）、印华（印尼）、泰华（泰国）、越华（越南）文坛如雨后春笋相继诞生。由于此一地区距祖国较近，与大陆文艺界渊源深厚，生活在本土的作家也有很多远赴南洋，或创办报纸，或主办刊物，如郁达夫、胡愈之在新加坡，巴人（王任叔）在印尼，都留下了可观的文学业绩，影响深远。这种互通生气的双向交流，使海外文坛与本土文坛形神相通，创造了同其血缘却各具风格的文学风貌，而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情调与异国风味，也丰富了中国原乡文学的内涵。这几年由于大马青年作家群在台湾旋风式的出现，使两地文坛的互动更为频繁，有些马、华作家往返于台马之间，同时参与两个文坛的文学建设，成为“世界华人文学一盘棋”的最佳样板。 近30年来的美加华文文坛相当蓬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掀起留学热，“留学生文学”应运而生，主要的活动场域在美国的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这三个华人最多的城市，普遍设有文学社团，也有文艺刊物的创办，蔚然形成洋溢青春气息的文风。报纸副刊方面，作家的发表园地多集中在《世界日报》《明报》《星岛日报》。《世界日报》社长马克任，办报之外也主导美国华文文学活动，建树甚多。加拿大华文写作活动较美国为迟。近20年成立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温哥华）、加拿大华人作家协会（多伦多）、加拿大中国笔会（加东地区）以及诗人洛夫组织的“漂木艺术家协会”活动很积极。他们在深化华文文学主题思想方面新猷甚多，近年更特别重视与其他地区的华人社团的横向联系，邀请聂华苓、刘再复、叶嘉莹、洛夫、王健、痖弦担任这些社团的顾问，把文艺活动提升到文艺运动的层次，影响自是不同。 以上的简述，旨在说明世界华文文学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虽然，事实的存在先于理论的提出，建立世界最大文坛的倡议，虽属隐形宣言，但先驱者们的开拓之功不可或忘。 老子认为，任何人与事，若是分裂就会崩解，存在着重整合。老子曰：“昔之德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西哲也有共相殊相、大我小我、大宇宙小宇宙的概念。共相是一般，殊相是个别；大宇宙（大我）是世界，小宇宙（小我）是个人；大我小我得到统一，变成一个大意志，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大民族、一个大民族如中华民族者应有的作为。建构大文坛，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世界。它代表华文文学迈入了成熟，有了文化担当，如此才可以激动潮流，引领时代。 老子所说的“一”与西方哲学家说的“大意志”同理，但并非一般所说的定于一尊，对文学来说，定于一尊是危险的。文学贵在联合，联合不是无意见的凝结，而是众声喧讲；不是文学思想或创作路线一致化，更不是强调群性，压抑个性。联合的精神是：不同文学观念的彼此尊重，不同文学作品的兼容并包，不同文学理想的异中求同，不同文学道路的并行不悖；在和谐的气氛下，以相敬相重来替代孤芳自赏、唯我独尊，以共存共荣替代各立门派，党同伐异，这方是大意志大文坛应有的宏伟气象。那么多不同的作品蜂拥汇集，一定会乱，我的看法是，真正的“文学大家族”不怕“五胡乱华”。乱，常常是繁荣昌盛的另一表象，是新事物、新生命孕育的必然过程，所谓乱中有序，那个序，历史老人自然会为吾人爬梳整理出来，一部文学史就是这么写成的。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02-25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02-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