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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传奇文学生命，尤其是她被中国大陆学界重新接受的过程，可说纠合着海外华人批评家与大陆学者的多重冲突和矛盾。从1961年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次为张爱玲发出“荒野的呐喊”[1]开始，到90年代大陆亦掀起“张热”，在张爱玲逐渐为大陆文学界所接受的过程中，海外华人学者的“奔走呼告”，总给人一种“突围”的印象，只不过，他们不是从内部冲出重围，而是从外部向内发起进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大陆学界，海外“张学”似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边缘的位置。 一、相对于主流的边缘位置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不吝溢美之词，诸如“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等[2]，对当时的大陆学界来说不啻一声惊雷。然而，除却一开始意识形态上的冲突，随着双方争论、交流的深入，海内外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日益彰显，尤其是海外华人学者对大陆主流文学观念的破坏、颠覆姿态更是异常坚定。 且看王德威的一段话：“基本上，我认为张爱玲作品贯串了三种时代意义，第一，由文字过渡（或还原？）到影像时代。……第二，由男性声音到女性喧哗的时代。……第三，由‘大历史’到‘琐碎历史’的时代。……正是在这些时代‘过渡’的意义里，张爱玲的现代性得以凸显出来。”[3]王德威甚至直接表明其目的：“在我们观察张对后之来者的影响之余，更具思辨向度的作法，是省思她的出现，如何也改写/重写此前现代文学的向度。”[4]是张爱玲改写了此前中国现代文学的向度，还是海外华人学者试图借张爱玲来颠覆中国原有主流文学观念？如果从文学批评家而不是作家的角度来看，答案不言而喻——海外“张学”的目的的确在于冲击中国大陆原有文学秩序及文学观念。 关于张爱玲创作的细节描写，周蕾在其所著《妇女和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的阅读笔记》一书做出了卓有洞见的分析。她认为“女性的特质就是细节”，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细节描写在女性文体和美学上的重要意义：“相对于那些如改良和革命等较宏大的‘见解’，细节描述就是那些感性、繁琐而又冗长的章节；两者的关系暧昧，前者企图置后者于其股掌之下，但却出其不意的给后者取代。”[5]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一书对周蕾的观点有所发展。她从几个方面分析了“细节描述一向被视为女性文体的特征，亦是女性文体被排斥于主流文学的明显‘缺陷’”这一关键问题的原因：一是茅盾“挑选‘重要’的，去除‘细节’的”的主张所代表的“新文学与男性语言价值观”，二是细节描述的“复数性、散发性”与“传统的中心主义与目的性”的背道而驰的关系；认为张爱玲的细节描写作为一种女性特质，对新文学的“重要”、“伟大”主流采取“规避”和“破坏”策略，从而形成了她个人的苍凉美学[6]。可见，海外学人把张爱玲的细节描写作为其女性写作特质和技巧的重要体现，对中国新文学以来宏观、整体、统一的男性主流文学观进行了破坏和颠覆。 关于张爱玲创作的电影技法，周蕾通过对《封锁》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张爱玲正是利用“封锁”期间的公车，这一“与平常生活隔绝、疏离的时空”而达到对男女社会关系的改写，从而“以一个反父权主义的立场来看，张爱玲选择的，正是放弃了以男性为权力中心，放弃了以家庭、家族，甚至以理想人性这些连续性的历史观念为生命平衡点的‘正常’时空”；并且，张爱玲对这种隔离技巧的理解其实与电影“基于摒弃时间的连续性”的定义有着相通之处[7]。李欧梵则认为张爱玲与电影的渊源关系，首先体现在其文字中的视觉感以及电影蒙太奇方法的使用，更重要的是她对当时好莱坞爱情“谐闹戏剧”的借鉴——“对中产（或大富）人家的家庭纠纷或感情轇轕，不加粉饰，以略微超脱的态度，嘲弄剖析”——这“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叙述造成了某种颠覆”[8]。与此相联系的是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周芬伶对此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发掘出张爱玲作为“女剧作家的反男性凝视”眼光。她认为在早期中国电影编剧的作用甚于导演，且男导演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张爱玲作为女编剧，其剧作无疑就像电影镜头，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男性凝视眼光而表达出了一个女性编剧的镜头语言，从而对主流电影用男性的潜意识，以女性为永远的凝视对象而构组的男性观众机制有所冲击[9]。可见，张爱玲的电影技法，在海外华人学者的阐释下，成了与正常的连续性时空相对的隔离的美学时空，与高调文学立场相对的通俗谐闹喜剧立场及与文字相对的视觉感。而无论是正常的连续性时空、高调文学立场，还是对文字的重视，在中国文学中，都是男性主流文学观的体现。所以，细节描写和电影技法，在海外华人学者看来，都是张爱玲特有的女性写作技巧，而通过这种写作，张爱玲对中国男性主流文学观进行了全面的破坏和颠覆，从而“改写/重写了此前现代文学的向度”。 实际上，这一男性主流文学观、此前现代文学的向度，追根溯源，正是五四文学传统。如康来新所言：“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其实并未与世纪同行，倒是紧紧尾随于19世纪的写实主义。张爱玲则不然，她的‘创作在精神上却与同时代的西方文学有严格意义上的同步关系。西方文学中真正对她具有吸引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作家”，从而张爱玲“毋宁是再‘现代性’不过的现代主义作家。”[10]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华人学者竭力突出的是张爱玲相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其目标指向则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得以确立的历史支撑点——五四传统。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关键在于西方现代文学标准的插入。正是在西方现代文学的映照下，张爱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差异得以显示。 从而，在细节/宏观、琐碎/宏大、隔离/连续、高调/通俗、视觉/文字、女性/男性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主流和边缘的对峙。当然，这种边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海外华人学者在文学观念上与中国原有主流的不一致，是具有相对性的；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不一致”背后的成因及其发展动向，以揭示其边缘之实质。 二、由边缘位置到边缘立场的转换 如上文所言，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差异，是在西方现代文学的映照下显现出来的。实际上，在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研究中，西方文学标准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这不得不追溯到他们的求学经历和教育背景。 本文所定义的海外华人学者，指的是曾经或正在欧美留学，有着“西学”背景，并且在境外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华人学者；他们或在欧美工作，或返回港台，或往返于欧美与港台、大陆之间[11]。由此可见海外华人批评家的双重文化身份——华人与西学背景，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的边缘位置。 一方面，海外学人的西学经历使他们接受了西方治学方法的规训，地利因素也决定了其与西方文学的近距离接触，且往往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风气之先，因而相对于大陆学者，他们对西方文学、文学批评理论与治学方法有着更为原始而切近的了解，这导致了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西方文学标准的插入。另一方面，长期处于西方环境也使他们与中国相对隔离而难以切身体会中国语境。这使得他们在对西方批评理论作近距离移植的同时，面对中国文学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一种远观姿态。这种近取远观的态度，就是海外华人批评家相对于大陆的“边缘”状态的很好注解，这也导致了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大陆学者眼里，难逃“西方中心”的窠臼。 实际上，这涉及海外学人自身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认同问题。尽管赴西方留学的海外学人离国的原因因为历史和代际差别而有所不同，但不可置疑的是，他们都较大陆学者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的影响。那么，他们真的是那么“西方中心”，那么“中国边缘”吗？对于这种边缘位置，他们自己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这种边缘，应该说一开始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游学经历及客观环境决定的，也即是由不得他们选择的。香港学者梁秉钧的一段话就传达了这样一种无奈：“边缘性并不是一个时髦的名词，而是一种长远以来被迫接受的状态。它代表了人家对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你所作的事视若无睹。”[12]这种说法虽然略微夸张，但也反映出边缘位置一开始对海外华人学者来说，肯定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实际上，在海外华人学者这一群体内部，他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迫的边缘位置到主动的边缘学术姿态的转变过程。 从时间上看，海外华人批评家包括三代人：以夏济安、夏志清兄弟为代表的第一代（20世纪50年代赴美），是海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以李欧梵、王德威为代表的第二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赴美），成为目前此一领域的领军人物；第三代（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学者多为大陆青年学人，如刘禾、赵毅衡、许子东、张旭东、黄子平、孟悦、陈建华、唐小兵等[13]。 第一代海外华人批评家代表——夏志清的张爱玲研究及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之所以能在大陆掀起轩然大波，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和不折不扣的西方文学标准。这两者的结合使夏志清的论述表现出非一般的勇气和识见——这当然是夏氏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但是，深究下去，却也反映出他自身文化选择和认同的“鲁莽”。夏氏的立场及其对“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批评与当时的冷战背景和西方反共意识形态不无关系，而他在进行中国文学研究时采用的西方文学标准，更是其在西方文学环境里浸染、受训多年的结果。这两种立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几乎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其说是鲁莽，不如说是夏氏在自身文化选择和认同中对“西方”的“不自觉”的选择。而这种“不自觉”选择的深层，隐藏着的是跨文化影响中西方文化的强势力量。 《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期的夏志清，不自觉地选择了西方，也选择了中国的边缘。多年以后，夏志清在其《现代中国小说史》中译本序中说：“本书撰写期间，我总觉得‘同情’、‘讽刺’兼重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够伟大；它处理人世道德问题比较粗鲁，也状不出多少人的精神面貌来。但现在想想，拿富有宗教意义的西方名著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文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还说“本书1961年出版后，中国新旧文学读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14]。在这里，夏志清对自己当年的选择作了反思，对自己的文化选择和认同有了一份相对自觉的思考——至少在文学标准的选择上已经不是唯“西方”独尊，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也多了一份认同。这是作为海外华人学者第一代人的夏志清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经验。 相对于早期立场鲜明、掷地有声的论断和不自觉的文化身份选择，夏志清自己后期及夏氏之后的海外华人学者，其实都经历着一种“身份焦虑”体验。 海外华人学者对张爱玲创作中内容的华洋杂处和技巧的中西结合表现出来的关注和后殖民解读方向，可以说正是其自身身份焦虑的症状。蔡源煌的《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看张爱玲》认为“：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看张爱玲的世界，总要提到以欧洲人眼光看东方：‘东方主义’”，“像《第一炉香》里，葛薇龙看到她姑妈香港豪宅的布置，甚至于殖民地的东方人连自我呈现，都刻意迎合西方人的东方主义”[15]。张小虹则更深入，她首先将东方主义定义为“他者的西方恋物化”，由此从恋物心理学和后殖民主义结合而成的“殖民凝物”角度，分析了张爱玲笔下的旧中国与新西方的掺杂混糅，以及张爱玲作为“文化杂种”的写作身份；而“文化杂种”因为“既可用中国人的眼看外国人，又可用外国人的眼看中国人”而有一种“视觉的精神分裂与错乱”[16]。后来周芬伶的“双重视点”说法更直接地肯定了张爱玲的复杂身份对其写作的中西风格的影响：“她在写作时同时光顾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看法，而具备双重视点，一方面向外国人展示中国的文化橱窗，一方面向中国人抒发民族感情；她既创造了外国人眼中的‘他者’，又揭开中国人自身的‘人民记忆’，这种中英文互写、华洋掺杂的风格，奠定了张爱玲的文体基调。”[17]海外华人学者对张爱玲所做的后殖民解读，一方面基于张爱玲创作的特点，另一方面毋宁说是他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自觉思考。华人身份和西学经历使中西两种文化在海外学人的思想背景里同时存在和交缠，正如黄子平所说，这是“连串‘焦躁的商量’”，并且这种“焦躁的商量”“出自他们书写与发言的知识特权，出自他们意识到了这种特权而无法自救的内疚和罪恶感”[18]。 实际上，海外华人学者亦常常把自己作为后殖民解读的对象而达到反思自身的目的。例如李欧梵，他就通过后殖民理论来审理自我身份和文化渊源。他不仅“自居于边缘”，还对“离散”一词追根溯源，认为“被放逐的知识分子无疑与祖国有紧密的心灵联系，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流散在外，虽然面临精神的困境，但是到第一、二代会有很大的改变，他们的流散也扩展了中国文化的空间，使中国文化的群落散布的越来越广。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在离散中得到凝聚的”[19]。李欧梵通过运用后殖民理论对自身文化身份进行审视，自觉选择了“边缘”，并理清了这种“边缘”的来源——离散，与最终走向——中华文化的凝聚。李欧梵对“边缘”之离散来源与凝聚走向的分析值得思考，其对边缘的主动选择在海外华人学者中更具有很大代表性。如其评价，周蕾也是“站在边缘的，diaspora的立场来重新批判美国的、甚至于在中国的所有高调的中心主义立场的人”[20]。出身大陆，曾经到香港访学的学者王光明也在经过一番痛苦挣扎之后，最终认同了边缘“：真的，边缘是必要的观察距离和高度。”[21]“边缘”从一开始被迫接受的客观位置成了海外华人学者的一种自觉的学术立场，成了他们面对中国和世界言说的特殊方式和策略。 王德威评价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段话颇能概括说明海外华人学者的这种源于离散而又走向凝聚的“边缘”立场： 这本书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专治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本书也述说了一名浸润在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最前卫的“大传统”、“新批评”等理论——的批评家，如何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这本书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在异乡反而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最后，《小说史》的写成见证了离散及漂流（diaspora）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与作家共同的命运；历史的残暴不可避免的改变了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经验。[22] 三、姿态还是心态 边缘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和策略，给海外学人带来了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相对大陆的中国文学研究，他们自觉利用、发挥丰富的西方学术资源优势，引进西方文学参照系，运用西方治学方法和文学理论来对中国文学进行解读，为中国提供了进入历史问题的新的可能性，在入思视角、批评方法上对本土解读具有很大的借鉴、参考作用，从而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种世界维度，促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学面貌的多元化。就其张爱玲研究来说，终于使张爱玲冲破大陆意识形态封锁而挤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继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常客甚至贵宾，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大收获。而中国大陆学界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重写文学史”运动、90年代中后期展开的“反思现代性”讨论，很大程度上也与海外学人的中国文学研究活动的冲击和带动有关。实际上，随着大陆学界的日益开放，海内外学者交流日渐增多。今天，海外华人学者的活动范围已不再限于欧美与港台，他们频繁往返于大陆与海外，在大陆权威杂志发表论文，到大学演讲，与大陆学界的交流和融合已达到相当程度。甚至，海外学人的文学研究，携带着西方话语的先天强势力量，对大陆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随着大陆学界对其的接受和日益重视，海外学人的中国文学研究似乎正由一开始的边缘位置走进中心。温儒敏提出大陆学界在与海外文学研究交流中要警惕和克服“汉学心态”，保持一份清醒和应有的自己的学术个性与自信[23]，这未尝不是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思考：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是日渐被大陆纳入中心，还是正在成为另一个中心？而这种由边缘向中心的转化，对海外华人学者的边缘学术立场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反观海外华人学者在其张爱玲研究中对大陆主流文学观念的一系列有力的冲击和颠覆，其去中心的强烈的目的性难免让人怀疑：在其表面的边缘位置背后，是否本来就隐藏着另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不一定是所谓的西方中心，也可能是海外华人学者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 再看海外华人学者对“边缘”源于离散而又走向凝聚的思考，这是否说明，“家国”，永远是海外学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乡愁？而凝聚，将是“离散”永远的向往？这种向往，对其中国文学研究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纵观海外“张学”及海外华人学者对大陆学界影响的过程，他们经历了一个由被迫的边缘位置到自觉的边缘姿态的选择历程，这里面“离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可能经历着一个由边缘到中心的发展过程，而这个“可能性”又到底会有多大呢？“凝聚”的向心力在此能否发挥关键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考察的眼光得放得更加长远，而不能仅限于到目前为止的三代海外华人批评家。 第一代学者的出国有着某些社会历史原因，其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相对鲜明且在其文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在文化选择上也相对不是那么自觉，但同时，他们又与中国文化有着更多天然而深层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他们有可能突破意识形态的苑囿而对祖国有着不自觉的“向心”活动。第二代学者在文化选择上有了自觉的思考，这使得他们既有着相对自觉的边缘学术姿态，但心态又未免带有些许“寻根”的意味，这种“寻根”心态对其边缘学术姿态可能造成一定影响，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其必然需要经历痛苦的挣扎和摇摆。而第三代及其以后的学者，其出国的原因并非是被迫的“离散”，而更多是主动的求学，这使得他们在学术上更加独立，在文化选择上也就具有更加清醒的思考，从而足以在多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甚至文化选择不再成为其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这样的一种状态，可能才真正成其为“边缘”——一种自觉独立的学术心态，而不仅仅是表面的姿态。这样的一种“边缘”学术心态，不一定将导致国家、民族文化的凝聚，但无疑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客观和多元化。 当然，对大陆学界而言，虽具有较为强烈的“中心”情结，但海外华人学者的边缘学术立场应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且随着双方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心”与“边缘”，甚至“大陆”与“海外”的界限也许都将不会再那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离散”也许也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注释】 [1]郑树森：《夏公与“张学”》，见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6 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254、26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王德威：《“世纪末”的福音——张爱玲与现代性》，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63—6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4]王德威：《张爱玲再生缘——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见刘绍铭、梁 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18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5]周蕾：《妇女和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笔记》，85页，麦田出版社1995年版。 [6][9][17]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268—272、353—359、145—146 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 [7]周蕾：《技巧、美学时空、女性作家——从张爱玲的〈封锁〉谈起》，见杨泽编《阅读张爱玲》，95—10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李欧梵：《不了情——张爱玲和电影》，见杨泽编《阅读张爱玲》，258—268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康来新：《对照记——张爱玲与〈红楼梦〉》，见杨泽编《阅读张爱玲》，3—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李凤亮：《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文学评论》2006 年第3期。 [12][21]王光明：《从批评到学术——我的90年代（代序）》，见《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7、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程光炜、孟远：《海外学者冲击波——关于海外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讨论》，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蔡源煌：《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看张爱玲》，见杨泽编《阅读张爱玲》，191—19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张小虹：《恋物张爱玲——性、商品与殖民迷魅》，见杨泽编《阅读张爱玲》，108—13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黄子平：《更衣对照亦惘然——张爱玲作品中的衣饰》，见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15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19]转引自王岳川：《海外汉学界的后现代后殖民反思》，载《东方丛刊》2001 年第2期。 [20]李欧梵、季进：《文化的转向》，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22]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 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32—3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作者简介：吴宏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杂志社编辑。 原载：《南方文坛》 2010年第2期 原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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