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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简介：香港作家，与梁文道、林奕华等创立“牛棚书院”，出版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等。 小说，从一定角度来说意味着虚构，意味着现实不存在，意味着是假的。然而，现实存在的就一定是真的吗？历史可能是虚构的，新闻报道、统计数字或许是虚构的，连最不应该虚构的商品说明也常常是虚构的。现实世界已经颇不好分辨虚构与非虚构、真与假，本应是非虚构的文本，往往在理直气壮地虚构着。为什么会这样？假如虚构的义务已经被现实所承担，那么作为虚构原载体的小说写作还有意义吗？香港作家陈冠中在财新网思享家沙龙上，带我们探寻小说在当下中国存在的意义。 艺术要到艺术中去找，生活提供给你的只是扫兴 ——艺术本应高于现实，而现实却比小说更魔幻，因而很多人都不再看小说。小说存在的意义何在？ 虚构与非虚构有三层意义。西方将作品分为两类，虚构（Fiction）和非虚构（Non-Fiction），即小说和非小说，这是第一层意义；第二层是想象与真实；第三层是虚假的和真的，虚构就是假的，非虚构就是真的。 艺术本应高于现实生活。王安忆曾讲过一个故事，大意讲女孩生活的地方有一座铜像，人们都很喜欢，但是有一天铜像不见了，女孩想肯定是艺术爱好者把它收藏了。破案之后发现盗贼原来是民工，不仅盗窃，还把铜像砸碎了卖掉。王安忆说：女孩很扫兴。艺术还是要到艺术中去找，生活提供给你的只是扫兴，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她认为，在本体论上艺术是高于生活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讲艺术源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艺术在对生活的认识上具有很重要的功能。 然而现实有时却比小说更加奇特。几年前，在一个小镇上发生了抢小店的事情，其中有一些人专门抢可口可乐。案件调查出来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一帮妇女偷的。她们偷来做什么呢？倒掉可口可乐卖废品。因为卖废品最安全，没有人会问你废品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两块三的可乐卖了两毛三，是不是很浪费？但是它安全。这样的情节如果发生在小说里面，会有人认为不真实，不入戏，怎么可能把可乐倒掉卖废品呢？现在很多火车站建得很大，是不是浪费呢？有人认为不浪费，因为花1亿元来建，其中他自己可以赚1千万。 所以很多人说，在中国，现实比小说更魔幻，更不可思议。 我刚来大陆不久时，很多人告诉我说你们香港人不会懂大陆的，大陆很复杂。外国记者也这样说。比较安慰的是，现在中国人也不懂中国人。要不然对于一个问题怎么会有那么多种解释呢？假如中国现实是一个魔方，它都是没有归位的。现实是这样的现实，文字又怎能把它说清楚呢？ 现实太不可思议，所以很多人说你们小说家不行，不再看小说。 常识如果不被强调，大家很快就会忘记 ——现实为什么会比小说魔幻？非虚构的东西为什么成了假的？原因有很多。 不仅现实比小说更魔幻，非虚构的文字也并非都是真的。比如说我们的报道，是不是真的呢？我们的统计数据，是不是真的呢？我们的教科书上所写的，是不是真的？这些不是所谓虚构的了，但是是不是真的呢？还有比如说标签上写着“纯牛奶”，它是不是真的就是纯牛奶呢？ 但是非虚构的为何也变成假的了呢？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来说，有的人本性不可扭曲，是非分明；有的人本性里是见到什么都先否认；有的人作假是因为有名有权可图。有句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很多人都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些都是在故意作假。 然而进一步来说，即便不是故意作假，很多东西往往也都是不真实的。比如说广告，通过联想、隐喻来诱惑大众。很多人说话无滋无味，或者是人云亦云。鲁迅说我们要“不信”，而我们很希望能有东西可信，希望“我信”，希望有些是对的。 再次，还有些人是只说一部分真话。比如说，香港每年某月某日某事，报纸都会报头条，有一年没有报，于是我们都觉得少了些什么，那就是它说了一些事情，但是关键的真相没有说出来。 因此，非虚构的、本应是真的这些也可能是假的，现实中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日益模糊。这些都是常识。但是不强调的话大家很快就会忘记很多事情。 然而是否因为现实的魔幻以及非虚构之虚假就不用求真了呢？我们假定知识界的讨论是诚恳的，来看他们正在怎样做并且应该如何做。 要伤得起，要无情地求真 ——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消融，知识界更应因此而求真。然而，众声喧哗的知识界却少了一些批判自我的锋芒，只学得西方的皮毛。 唐朝有一个歌女叫绛树，一个嘴巴可以唱两首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现在好像也要有这个本事。但是不能只唱两首歌。 中国思想界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建构主义的狂欢。当下有多少派的思想在谈论中国，他们都有着不同的立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一是知识结构不同；二是我们没有一个观景台，一个阿基米德基点来看中国；再就是信息资源不对称，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微言大义。选择性地用一些历史资料和观点，屏蔽掉另一些；选择性地记忆和遗忘一些，并对自己掌握的材料过度解读。每一派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么是否有更深层的理由来说明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呢？ 佛家讲名相。名遮蔽相。西方有“后学”，后现代，后殖民，加后结构。这也是语言学的一次转向，由语言作为工具到怀疑语言，认为所有语言中都捆绑着权力。解构主义主张不断地解构，像剥洋葱，剥到最后并没想着要剥出什么东西。真相永远在距离之外，遥不可及。但是在中国用“后学”时不一样。知识界尽管将理论演绎得轰轰烈烈，最根本的问题却在于，拿来了西方的语言样板，却没有学得西方的批判精神，不能在解构中求真，因为伤不起。西方就把自己伤得很厉害。 鲁迅没有学过“后学”，但是他有这样的直觉，他提出九个“反”：不要什么都信，不要强求去信，反对犬儒，反对无用论，反对无为论，反对只做不说，反对放弃，反对绝望，反对现实。鲁迅是在铁屋中没有出路也不绝望，绝望了也要反抗，一个反抗外在，一个反抗内心。鲁迅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也不愿去。”要做什么呢？走自己的路。如果没有路呢？世界上本来没有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走啊。我们中国人经常伤不起，就不求真了，鲁迅不是这样的，要无情地求真。 所有字正腔圆的话都是有所保留的，小说参与建构了我们的世界 ——本属于虚构的小说，恰恰是求真的法宝。它以想象来拓展现实，以虚构来掩护真实，在嬉笑怒骂中展示一个可能的世界。知其不可说而说，正是小说的意义所在。 倘若要求真，小说是一条很重要的途径。为什么说小说重要？小说是虚构的，然而小说也都是依据现实或真实的材料来写的，从小说发展史及小说本质来说，小说都是在求真。 西方小说早期很多都采用书信体，是为了让读者和编辑认为：我写的是真东西。小说的兴起相当于把观景台给拆掉了，中世纪建立起的上帝秩序随着堂吉诃德走出去了，没有人能够再找到阿基米德基点。所以昆德拉说，小说和哲学、科学同时建构了欧洲。小说让他们发现，原来我们存在于这样一个世界。 中国小说的近代形态从晚清兴起，受到史传传统的影响。据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说，小说非虚构想象之能比，可以补正史之阙。很多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作者说它是真的。比如晚清一系列小说，《老残游记》《孽海花》等等都是以周游方式记录新的事情，是用边缘人的眼光看这个新的世界。小说就是要把这个破碎的世界整合起来，它想说的是真实。 五四以后抒情化、散文化进入小说，但基本是求真的，乡土小说如沈从文等也都是求真的。有对生活的真切观察，才有小说叙述的真实。 王德威认为当代小说的成就并不仅仅是补正历史之阙，小说比当代书写的历史说不定更正确。也有作家说过，小说提供了多种想象的可能，扩大了我们的思考范围，让想象世界的总和增加，比其他论述更真实。我自己的书里写政府高官直面百姓，讲出所有真话。作者让他讲真话，他就讲了真话，而且还长篇大论了，这是不是就是补足了生活的不足呢？ 这个世界有很多我们触摸不到的东西需要小说来拓展。王德威最近在北大做过一场讲座，题目是《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其中讲到：“异托邦指的是我们在现实社会各种机制的规划下，或者是在现实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想象的触动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想象性社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我们如何利用文字想象力，或是无限的科幻想象力，不断地在乌托邦和恶托邦之间，创作各种各样的异托邦呢？我觉得这是文学之所以必然存在、必须存在的绝对意义。”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异托邦在生成、消失，甚至我们自己也在营造。在乌托邦、反乌托邦或恶托邦之外，有一个异托邦，也可以叫异域、异境，是这个世界中还有我们没论述到的。 王德威称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个概念是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用文艺表现真善美的片面性。另一个用声音说话的是鲁迅，他喜欢发出“真正的鹗声”，鹗就是猫头鹰，不像麻雀一样发些小语。“众声喧哗”与“鹗声”都有一个“声”字。它也是一个比喻，所有的比喻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们为了言说也只能暂且这样用。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异境、异声，加起来就是被遗漏下的。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可说的真实，暂时可以用这几个词来表达。 有些东西不通过小说不能说出来，所有字正腔圆的话都是有所局限有所保留的。有些事情不可言说，不可思议，妙不可言。正因为有这些存在，才需要小说，都可以言说的话就不用写小说了。有些事情是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但还有一些是人人心中无的，要有人写出来才能让人知道。小说参与建构了我们的世界，开动了这个世界其他的可能性。混沌时代是写小说最好的时代。知其不可说而说，不可做大说就做小说，这是小说在现代存在的理由。 结语 有观众现场提问道：在中国现实中，小说是式微的，很多人都只读非虚构的东西，当然这些非虚构也包括虚假，包括不全面陈述，因而，认为小说存在意义重大与现实相悖，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需要小说的时代却没有小说？小说家都睡着了吗？ 陈冠中指出，所谓真的“鹗声”，小说也是其中一种，它与好的电影、舞台剧等等一样都是说一段复杂故事的类型，不要放弃这样的长的文章。小说比其他形式更具自由性，不需要很多条件，只要有好的作家，只要他敢写就可以坐下来写了，但是像电影就不是一个人可以主观做到的，故而寄希望于小说。假如不看小说，不见得在其他文种中找得到。正因为大家不看，才更要告诉大家小说的这个功能。 最后，陈冠中也向大众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看小说，你同意吗？ 我同意，你呢？ （本报记者何瑞涓整理）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08-12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08-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