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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幸福，除却与个人的现实状况有关外，与社会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何兆武在口述自传《上学记》中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另一处则再次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伍立杨在《中国1911》中对个人幸福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也作了阐述：“政治清明，人心向善，民风淳朴；政治腐败，人心向恶，民风败坏。晚清数十年，人的道德底线是被统治者一次又一次突破的，所以当每一次人们认为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能够承受的事情，不能够接受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时，这种道德底线就一次又一次地被突破，这样在人群中就会有一定的人认同这个做法，或是潜意识地模仿这种做法……官权公然剥夺民权，强权肆意践踏人权，造成了大批流离失所的人群，官场腐败，贿赂公行，民不聊生。被压抑被憋屈得太久的民众，压力没有正常释放的途径，被迫对社会施以报复。” 晚清之际，多数革命党人，就个人角色而言，或出生官宦人家，或富裕大户，留学归来，任命要职，春秋正富，前程似锦，但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幸福，只因国家与社会如烂透的西瓜，脓液四溢，恶臭难闻。晚期已不仅仅是礼坏乐崩、教化失范、纲纪紊乱，而是窳劣猥鄙、积贫积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他们以死劝诫、蹈海自杀者有，毁家纾难、奋起暗杀者有。 陈天华于1905年12月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而亡，杨笃生于1911年8月在英国利物浦海口蹈海而死，原因皆在看不到国家的希望。1904年，陈天华在与黄兴筹备发动起义失败后，即表示“事不成，国灭种亡，活着也如同死了一样，何必求活命”。当时在反对日本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定的运动时，同盟会在斗争目的上出现严重分歧。激进派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而稳健派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两派斗争甚至到了水火不融的地步。陈天华遂决定以死劝诫，以成大事。他在《绝命辞》中写道：“诸君更勿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的消息传至英国时，杨笃生绝望至极。8月6日，即他临死之前，将自己积蓄的几百英镑寄予黄兴，以支援革命。 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慷慨悲歌，前仆后继。有成功者，失手时更多，成功时同归于尽，失手则壮烈就义，成功不成功，皆大义凛然，一身担当，皆杀身成仁，名垂后世。杀一人固无济于事，但可借此以为天下先，可借此惊天地泣鬼神唤起民众。此行多为孙中山、黄兴、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喻云纪、汪精卫、徐锡鳞、秋瑾、仇鳌、陈其美、陈炯明一类的知识分子。万福华早年居官，后弃官游历各省，暗结志士，倾向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从事反清革命。1904年夏，与人在南京组织暗杀团，谋刺户部侍郎铁良未果。同年11月在英租界刺杀广西路矿巡抚王之春未遂，被捕入狱。徐锡麟生于富商之家，少负奇气，踔厉风发，后在安徽巡警学堂经营校务，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一月薪水几十银元，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1907年7月6日，在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典礼仪式上，儒雅的白面书生徐锡麟竟刺杀巡抚恩铭成功。徐被捕后，审讯者要他写供词，其提笔疾书数千言，满纸皆“杀尽贪官”、“推翻清廷”、“恢复中华”言。 一腔热血，灌幸福之花，此幸福乃大幸福。舍身之不幸，对于追求大幸福的人而言，即解脱般的宁静。鲁迅先生《最先与最后》有言：“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但他们是另类，正如鲁迅先生《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是“中国的脊梁”，这些有为青年，无一不是时代的担当者，而有责任，便有痛苦，责任愈大，痛苦愈深，深沉隐痛之下，何谈幸福！ (《中国1911》 ,伍立杨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1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