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底层写作的潮流和当代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焦虑有关。于是,虽然以现实关怀、批判性的面目出现,底层写作只不过是支离破碎地呈现了下层生活的苦难片段,却无力、也无心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激情去批判性地呈现民众的真实生活场景。所谓底层写作仍然在暗中借用“纯文学”的主题与模式,这决定了所谓底层写作的局限。 关键词:底层写作;纯文学;底层苦难 近年来,书写底层似乎成为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成为批评界和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形式上看,后者正是对前者的反应,但其实,二者的关系是平行的,都是处于同一历史语境中对共同的历史现实问题的回应与表述。一方面,关注底层的创作的确给批评界带来了新鲜的刺激;另一方面,包括文学批评界在内的人文知识界、思想界早已表现出了对“底层”的兴趣,底层文学这一概念和话题其实正是它阐释与批评实践的一个结果。众所周知,所谓底层文学在20世纪文学史上并非新鲜事物,不说“五四”以来的书写小人物的文学传统与左翼文学关注底层的倾向,仅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来说,至少从形式上看,底层的场景、命运、生存状态一直是文学表现的一个对象,虽然其在主流创作中所占比重有下滑的趋向。显然,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书写、关注底层的文学的出现———事实上这也是不真实、不确切的,而在于底层文学何以会在当下重新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我们重新讨论底层文学时,真正的指涉及意义何在? 在底层文学的潮流和批评中,我依稀看到的是当代知识分子阶层(主要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自身的焦虑。在中国社会市场化的过程中,依据对资源、利益的占有份额,以及影响、制定分配规则的能力,中国社会日益清晰地分裂为不同的阶级。现代化已成为少数社会精英集团的现代化,居于金字塔顶端的精英群体日渐形成对社会利益、资源与机会的垄断,并开始公然地对其他阶层进行掠夺。随着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和剧烈,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动,除了少数加入或依附于社会精英集团的知识权贵,这一阶层在总体上已丧失了1980年代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并且日益沦为少数社会精英集团的掠夺对象。比如在购房、医疗、教育、收入等方面,广大知识分子已成为少数社会精英积聚财富的供血者,虽然他们的状况要比社会下层如农民、工人好得多。这种在社会利益格局中的地位的变化,已难以再使一般的知识阶层维持一种社会中上层的虚假想象,而在1980年代以来的一般想象和描述中,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层中居于一个上层的位置,普遍的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的说法表明了这一点。虽然其中包括对精神价值这种象征资本或无形资产的尊重,却也说明了他们在社会中的总体地位的优越。所以,在改革的前期,作为分享了改革成果和利益的阶层,他们是现代化意识形态最有力的鼓吹者。但是,近年来现代化的逻辑与后果充分显现后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却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当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制度安排有了新的认识(阶级的差距与冲突,社会秩序、伦理秩序的丧失)。随着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在整个利益格局中的边缘化,他们对现实秩序有了新的体认与判断,普遍产生了被剥夺感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这生成了一种对自身命运的焦虑,也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性的不满。[1] 当然,我并不是说,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是基于自身利益而决定自己的发言立场,事实上有很多知识分子富于洞见的对现代体制的批判和他们具体的生存状况没有直接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众多知识分子对于现代社会、中国现代化方案的不满和他们自身的生活状况有重要的关联。底层文学的兴起与批评界的热情阐释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它不同于社会学、思想史领域内对于当代体制的批判,从一开始它就是一种意义含混并包含各种诉求与冲动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决定、至少是影响了关于底层的表述(文学表述与理论表述)的真正用意与可能达到的批判深度,也使它的面目与态度充满歧义与暧昧。 尽管我们承认对于底层的文学的、理论的关注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知识分子的道义与社会关怀,但我们又不得不看到,通过“底层”,许多知识分子(作家、理论家)表达的仍然是他们关于自身的想象。从这一意义上说,在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中,有些人对知识分子表述底层的真实性与可能性表示怀疑,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虽然这一说法在理论上未必正确。[2]包括作家与批评家在内的中下知识分子群体借“底层”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秩序的不满与抗议。底层指称着被现实体制彻底剥夺的群体,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苦难生存正表征着当代现代化方案尤其是其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合法,其中不难看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中小知识分子的义愤。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站在了底层的立场上,在自我想象和潜意识中,他们已经处在了一个相对于社会精英集团的底层位置上。对于底层的文学书写呈现了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对下层的同情,甚至同病相怜。但是,知识分子与所谓底层的共同利益是脆弱的,相对真正的底层,中小知识分子阶层毕竟处在社会分配格局的有利位置,所以他们借底层所传达的对于现实秩序的批判与质疑又是有限度的。如果我们研读一下当代表现底层苦难的小说,不难发现很多作品还包含着隔岸观火的旁观者的津津乐道与暗自庆幸,另外还有一种深恐自己坠入其中的担心与焦虑。根据我的阅读体验,关于底层的小说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这种情形。这使整体的底层写作(主要是小说)并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力量及强烈的批判性。 这或许就是很多底层写作(当然不是全部)对现实秩序的态度。在本质上,它是处身于社会精英团体与广大下层之间,犹疑于两个边缘的中下知识分子的文学表述。它既是对于此前一直未纳入视野的普通民众苦难命运的呈现,又有着情感与观念上的隔阂,缺乏真正富于思想、情感深度的对现实的批判激情。所谓底层写作,虽然以现实关怀、批判性的面目出现,事实上却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中国当代历史危机的核心问题,支离破碎地呈现了下层生活的苦难片段,更无力、也无心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激情去批判性地呈现民众的真实生活场景,面对当代总体的历史危机。事实上,对于底层的书写尽管带有对现实秩序的挑战的色彩,或许也具有这种未必自觉的初衷,却可能最终被主流意识形态重新收编,转变为使当代危机合法化的叙事。如果底层文学对底层生活的书写仅仅以猎奇心态来表现苦难,把苦难奇观化;或仅仅将底层苦难视为一种极端化的生活处境,来书写人性等超越性的文学主题;再或者只是将下层苦难作为一个当代小说获得叙事动力的可能性。它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书写底层的真正意义,化解了底层生活对现实秩序的潜在质疑作用,重新以美学的方式肯定了现实秩序的合法性。那么,它和“主旋律”文学对当代苦难的书写性质有何差别呢?最多只是形式上的不同罢了。[3] 如果这样的话,底层写作又有何意义呢?它只对于苍白乏力的当下文学创作和缺乏话题的当代批评有意义。通过底层写作,底层的苦难成为一个丰富的素材库,甚至带有超出当代作家文学想象力的传奇性,于是,它自然转化为一个文学写作的新的源泉。底层苦难被转化为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与历史、现实无关。对苦难的书写于是成为一种带有虚假“人民性”的“美学脱身术”。[4]批评界也由此找到一个可以不断增殖的话题,“底层”成为当代学院化学术生产体制的润滑剂,风干为脱离现实危机的纯理论的抽象。于是,这一话题可能内在具有的批判性潜能,也消融在晦涩的理论探讨中。所以,吴亮对南帆等人的嘲讽也并非全无道理,虽然总的说来这场笔墨官司很无聊。[5] 从根本上说,底层不是一个文学或美学的命题,而是一个历史的,乃至政治的命题,任何试图使它纯美学化的努力都是无意义的。当然,它并非没有文学的意义,但这种意义要在历史、政治的前提下展开。在此,我不得不重新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底层”对文学意味着什么?一方面,的确,文学的审美价值、意义并不能因表现内容或政治立场而获得或丧失,同样,是否表现底层并不构成判断美学价值的尺度。但另一方面,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准是否只有美学的标准?是否还有道义的或政治性的尺度?我知道,这种表述可能令很多人警惕,认为不过是重弹判断文学的政治的与美学的双重标准的老调。我当然不是要以政治甚至政治立场来判断、裁定文学,问题是,我们能否离开政治来看待文学或美学问题?这又是否可能? 现在或许是走出纯文学的迷思的历史时刻了。1980年产生的纯文学的想象,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这一点已经无需再多说。作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实践,它最初具有的革命性潜能已消耗殆尽,成为导致了今日文学总体的乏力与苍白的一个重要观念因素。“纯文学”已牢固地建立起一套关于文学的主题、技巧体系与判断标准(比如写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复杂性、内在冲突、现代技巧、非现实主义),时至今日,在它当初的革命性耗尽之后,日渐沦为书写琐屑悲欢的托辞,欲望化书写的掩护。当下文学充斥着细节肥大症与破碎性的社会经验,无法提供卢卡契所谓“总体性”的对社会的想象方式,只是以纯文学的形式高度不纯地传播着当代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或非政治的政治观念,从而成为现实秩序的粘合剂,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者。在这种观念看来,“主旋律”小说,不可能是好文学,金庸等也很可疑,卫慧、棉棉却可以是或可能是好文学,因为它符合好文学的标准。所以,这种文学观念其实和消费主义的文学观没有真正的界线,只是一种形式的区分,事实上,当下所谓“好文学”多是消费性、商业性的读物,“纯文学”更多地具有了优质商品的招徕意义甚至欺骗色彩,比如余华的《兄弟》就是当下语境中的“纯文学”。当初纯文学的鼓吹者与实践者李陀对纯文学的指责正源于此。他重提介入现实的文学传统,对抗的正是纯文学的狭隘与没落[6]。 但是,在纯文学的神话已经几近破灭的时候,仍然未能摆脱纯文学想象的作家们却从“底层”看到了延续纯文学梦想、同时也摆脱纯文学危机的方式。以纯文学的那一套惯例来书写底层,一方面似乎对过往纯文学不介入现实的致命缺陷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把底层纳入了纯文学的主题与形式,成为“美学的脱身术”,甚至成为书写具有消费性的欲望场景的合法借口(如近年对底层苦难的书写非常热衷于表现下层出身的女子卖身的故事,但表达的重心却不在卖淫的社会根源,而转向了欲望化的性与爱)。2006年,一贯以纯文学标榜的《小说选刊》风格大变,将底层的旗帜贴在封面上(封面都是大幅以下层民众为对象的图片),重点推介表现底层的文学,但其改刊的直接的压力却是纯文学无人喝彩的市场失败,改刊后,零售量果然大增。这说明,底层的确响应了社会性的阅读期待,面向底层于是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市场策略与文学姿态。但《小说选刊》选登的底层文学大多仍然是改头换面的“纯”文学,话说回来,即使该刊想选载真正的底层文学,也很难实现。 所以,当下的底层文学其实很难名副其实,除了《那儿》等少数的作品,它并没有让人看到文学的新的希望。“底层文学”这个让人激动的词汇并没有兑现它的承诺。也没有充分释放“底层”所内含的对于文学写作的生机与可能性。对于真正的底层文学来说,具体的美学风格可能不是紧要的,是否有真正的底层人士来书写也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否表现一般意义上的底层都不是至关重要的。真正的有力的文学,应是和当代批判性的思想结合起来,直面现实的文学,它对当代权力形式和体制加以批判———通过活生生的真实场景,呈现主流意识形态所刻意遮蔽、扭曲的历史。只要是以另类的批判性的立场来书写历史的文学,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是底层文学,尽管它表现的可能是上流社会的场景。说到底,底层并不是一个表现领域或题材的限定,而是一种文学的态度。否则,那些所谓表现底层的文学仍然可能只是一种姿态,却暗中反对着底层。 当然,或许我们不应对“新出现”的底层文学要求过高,即使是带着普遍的隔膜,尽管有诸多的问题,近年的底层文学的兴起,仍然有巨大的意义。它可以被视为初步摆脱纯文学的迷思并寻求新的文学可能性的开端。底层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病灶,一个巨大的历史问题被纳入了文学和批评的视野,这为文学挣脱当下困境提供了某种契机。 注释: [1]被剥夺感不一定等同于真实地被剥夺,前者很可能更多地带有自我认知与想象的成分。具体到当代知识分子阶层来说,相对于1980年代的中心地位或想象中的中心地位,有一种被体制、社会精英集团排斥、抛弃之感,当初作为现代化、市场、改革意识形态的鼓吹者,知识分子使这些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当这些观念性的内容成为现实时,他们却被排斥出瓜分胜利果实、分享利益盛宴的机会。如果说在1990年代初,他们还可以用人文精神之类的修辞来为自己社会地位的跌落提供不无崇高感、悲剧感的解释,那么到了1990年末期以后,恐怕就难免产生一种被利用之后一脚踢开的悲凉。 [2]比如,有一些批评者对底层以外的阶层表述底层的可能性表示了质疑。但事实上,不一定非得是底层才能表达自己,而且,底层即使拥有了出声的能力,也可能未必能有效地、真正地表达自己。 [3]“主旋律”小说中的乡土小说、大厂文学与“反腐败”小说往往也有对底层的书写,如农村的凋敝,工人下岗等。只不过,这些底层问题最终都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4]陈晓明在分析当前小说表现底层苦难的艺术倾向的时候指出:“这些小说在‘人民性’与美学表现之间建立起奇异的依赖关系。但‘人民性’的表达并不能在思想意识方面深化下去,而变成一种美学表现策略。在小说叙事中,运用突然转折的情节和技巧,寻求从表达‘苦难’压抑性的结构中逃脱的途径,形成当下小说艺术表现的审美脱身术,并形成小说特有的艺术效果。”(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文学评论》2006年2期)陈晓明的这一分析富于洞见,但他把这种虚假的“人民性”和“美学脱身术”看作一种积极的美学策略,我却不能同意。 [5]吴亮在作家陈村主持的网络论坛“小众菜园”上发表《底层手稿》,批评南帆等人在《上海文学》发表的《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的专题对话,说:“‘底层表述’在后谎言时代被适度地学院化了。用晦涩空洞的语法去代言底层正在成为一种学术时髦。”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吴亮也运用了非常“晦涩空洞”的理论语言。 [6]虽然李陀的表达不准确,理论上有不少问题,但基本意思是清楚的,问题意识也是准确的。参见李陀《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作者简介：刘复生(1970-),男,山东菏泽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原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期 原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