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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张贤亮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在从1958年到1976年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经受了两次劳改，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在炼狱的毒火中熬炼过来(见张贤亮《满纸荒唐言》，《飞天》，1981年第3期)。这严酷的生活经历，使得他早期的作品苍凉悲怆，沉郁高华，具有较强的展撼人心的力量。本来，象他这样一个经过炼狱，在盐水、碱水和血水里各浸浴过三次的人，徜能立定脚根，张开天眼，执著地深刻地审视和表现自己独有的生活体验，是完全有可能创作出更好更有生命力的作品来的。遣憾的是张贤亮偏偏没有这种必要的闲和平静、执著坚定的心理素质。最初的移挪，是放弃自己感深知真的“炼狱”里的生活体验，象《男人的风格》中的那位叫石一士的作家那样，“想挣出地狱的阴影”，“想写比较重大的题材”，于是，他写了几乎是对政治经济学图解的《龙种》，写了人物的心理、性格和行为远未浑和宁贴，而且显得毫无深度和生气的《男人的风格》，写了意义层面单一、理念淹没了形象的《河的子孙》。创作实践上的明显失败，使他结束了转换题材的错误，重又回到早期的着重叙述和表现自己大悲大痛的底层体验的题材选择上来。但张贤亮回归以后的作品(以《习惯死亡》为代表)，基本上是失败的，其失败之处，可以用粗鄙和肤浅来概括。 虽然就艺术方面来看，《习惯死亡》无疑更能见出作者的才气和灵性，它在叙述上，有时显得非常成熟圆溜，作者在丰富灵动的想象中，完成对悠远广阔的时空的艺术构织，显得非常自然。语言也摇曳多姿、五彩缤纷，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那种语言色调的苍白和构语模式的单一。但从审美品位和思想深度方面来看，《习惯死亡》则没有了他早期作品的高严和深刻。在审美品位上，它是一部粗鄙的作品。作者一反过去对女性的真诚的同情、感激和赞美，以态肆的笔墨和侮慢的态度，极力渲染和描写“我”在异域对形形色色的女性的性心理、性行为和性关系，作者过于关注低俗的泄欲性沉醉，从而流于令人难以理解也难以容忍的粗鄙境地。作者用苛刻酸损的语言，嘲弄正常的两性情感的纯洁、真诚和神圣，这一嘲弄的令人最难以容忍的一例，是作者对“曾在我早先写的一部小说里担任过女主角”的那位女性的“曲终奏雅”式的粗鄙描写: 她在炕边站了片刻，深情地看着我，问:“要我陪你睡吗?” 我说:“要。” 于是.她慢慢脱掉衣服。在烛光下，我看见她的乳房和肚皮都松垂下来，并且有一层皱折。她睬了我一眼，带着软意地笑道: “你看，我都成了这副样子了，你还来找我干啥?” 我说:“也许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吧。” 她说:“啥?你说啥?” 从这段文字.你看不到任何属于健全人性层面上的人性内涵，只看见一个纯粹自然本能层面上的粗鄙的“欲”的人。 偏重于从爱欲角度写女性，是张贤亮小说创作的一个特色。张贤亮早期小说侧重干从“爱”的角度写女性“灵”的神圣和伟大，但是到了后期，就侧重于对“欲”的渲染和展示，这种展示和渲染在《早安，朋友》中已经达列过厉害的程度，到了《习惯死亡》就可谓登峰造极了。从渊源和比较的角度来看，张贤亮对性爱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劳伦斯的影响，但他只在极个别的作品中(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较完美地将对性和爱的描写提升到劳伦斯的高度(即通过对性爱的表现和描写，揭示人性所遭受的压抑和扭曲)，更多的时候是对性爱的着意渲染和单一描写: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自然是多方而的。但就主体方面来看，恐怕还在于张贤亮的避难就易的逃避心理吧。诚然，对历史和现实，对人的命运作深刻的反思和真诚的表现，也确实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正因为艰难，所以就更需要作家的坚定不移的创作意志和深邃高远的审美眼光，而不能独自逍遥和沉醉于对自然本能层面上的爱欲的渲染和展示。 从思想深度方面来看，《习惯死亡》是肤浅的。对“文革”这段荒谬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并予以完美的艺术表现，恐怕是所有从那个混沌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真正有良知有使命感的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沉思和表现那一段一切都被颠倒了的历史，以及在这颠倒中历尽苦厄无奇不有的人生世相。巴金以“沉思录”的形式，直接袒露他那颗赤子的拳拳的忧患和“忏悔”的心灵，他的真诚和深刻使无数读者为之怦然心动，引发起人们深长的思虑和反省。冯骥才以充满文学意味的记实性文本，叙述了“文革”期间许多人物的悲惨遭际，其中每一个文本都包含有作者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无情剖析。《习惯死亡》也陈述了作者在那段历史中的痛苦体验，也包含了作者的思索和议论，但他的陈述和议论，因其以调侃的口吻发泄牢骚而陷于狭隘，没有达到他本可能达到的更深的层面，因而使他对现实的荒谬和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批判和揭示，都显得无力和肤浅。导致肤浅的不仅是他陈述和议论时的态度，过多过于直白的议论，也影响了作品的深刻和有力。这些显然并不高明的议论，说明作者创作心理的倾斜和浮躁，说明他还不能在平静的叙述中，借创造成功的文学形式来拓宽自己的意义边界，负载自己的理性沉思。仅有“文学性”还不足造就一个完美的作品，但一部成功的作品必须具有“文学性”。 总之，文学不是象张贤亮在《习惯死亡》中所说的那样，是“我们写累了想累了在生活中受够了然后渲泄一下卑鄙”的活动和结果。文学，尤其是负有神圣使命的现实主义文学，既不能也无法通达那种“既体会到神圣又玩味到卑劣，既表现出高尚又得意于下流”的境界。而在我看来，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应该严格地以真善美，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最高标准，应该以悲悯善感的诗心体验这人生，以融汇古今的目光审视这宇宙，以深刻反思的态度表现自己所感知到的人生世相，张贤亮要克服自己的粗鄙和肤浅，恐怕除了这条途径之外，是别无选择的了。 原载：《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1期 原载：《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