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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文学与诗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学术委员会邀我为研讨会作学术总结。我参加过许多研讨会，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始终认为，学术研讨会只不过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平台，或者是构搭一座彼此对话的“桥梁”，通过讨论、对话，彼此交流了看法，获得新的信息和经验，从而诱发出种种新的思维，拓展了自身的学术视野，如能做到这样，就让人满意了。所以，真正的学术总结不是一时能做得出来的。本次“论坛”也是如此。但既然我的发言是以“学术总结”为名，就借着这个“题”，对“论坛”的组织和与会博士生的论文、发言谈谈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就研究问题的方法和与会专家、博士、博士生进行沟通和交流。 本次“论坛”共收到18个省市和地区(包括港澳台)43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博士、博士生提交的101篇论文。由于篇幅关系，参照匿名评审时专家意见，选取其中的26篇辑成论文集。在101篇论文中，有52篇是个案研究，近20篇是诗学研究或带有诗学意味的论文，还有关于亚裔文学、华语传媒、华语电影、台港澳文学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方法也比较多样。有宏观的立论，也有微观的分析。以个案研究的论文为例，就包括作家、作品、学者、刊物、文艺团体等46个具体研究对象，有一些研究对象是以往未有触及的。 本次“论坛”收到的论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创新意识、问题意识比较强，结论也比较明确。从研究对象涉及的区域看，有研究北美和欧洲的，也有研究东南亚的，但没有收到研究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论文。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对泰国华文文学和新加坡华文文学关注得较少。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华文文学历史悠久、成果丰硕，我们学科的不少研究者早期就是通过泰、新华文文学而进入到世界华文文学领域的。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拓展，不少论文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心理分析的方法，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审美(文学性)的研究受到多数论文作者的重视。论文不只是停留在思想和文化的一般阐述，而是有文本的细腻解读，对作家心灵的探索，以及对作家生存状态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内在联系的追问。我一直认为，对经典文本个案的研究，应对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进行审美的解读，并且要有精神层面的探讨。审美研究是探索这一领域文学性的基础，也是关系到它作为一个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特殊文学领域具有何等审美价值的重要问题。 从“论坛”的研讨形式看，有大会的学术报告，也有分论坛的讨论。推荐到大会作报告的九位博士，均作了充分的准备，效果良好。在分论坛中，有个人的专题发言，也有自由讨论和专家的评议，当中不无交锋，气氛十分活跃。在简短的时间里，共有60多人次在不同的会场发言，达到了举办这样一个层次论坛的初衷和期望。下面，就论文的写作和研究方法谈两点学术方面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关于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从本次收辑进论文集的26篇论文看，都能够从自己的研究范围、对象中发现、提出新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对于年青学者来说，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的演进、深化，关键在于能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因为能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意味着有一种新的思路。一篇优秀的论文，一部好的学术著作，开头能吸引我们的就是它所提出、设置的问题。问题的发现和提出，表现出研究者的知识水准、领悟力和洞察力，也就是个人学术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对于与会青年学子，今后如何逐步建构起自身的学术领地?重要的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一个一个地去解决本学术领域内存在或涌现的问题，例如去完善某一种论说，又如推翻某一种片面、不正确的偏见，或提出新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回应……能发现问题，有问题意识，对于青年学者至关重要。我经常这样鼓励我的博士生，从博士论文开始就要选择一个有学术生命力的“长线”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并非一次做完就没有后续，而是可以不断开拓，“庭院深深深几许”，是足以向深处走而且越走越宽的一个学术领地。当然这个学术领地的大小，要看你努力的结果，还要看学术机遇和研究对象本身的思想和文化的含量、价值。而要做到这样，应该在学术研究中，持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还应有理论、有方法、有实证分析。所以问题和方法，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尤为重要。根据我个人的认识，问题意识是对事物“内在理性”的一种突破，以质疑、索解的科学态度去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运用知识和经验去判断外界和自身，使其不断补充、完善、发展。对于博士而言，这个要求是不高的。记得曾经有学者做过一个调查，将1994年到2003年发表的564种刊物上的1109篇论文进行分析，其中有新见、有问题的只占3.7%，许多论文无问题、无方法，甚至无结论，大而化之，自话自说，有的是用综合、描述的话语来铺叙成自己的文章。为何?我想是因问题的缺失与方法的缺失，以及作者研究目的不明确。当然，这个调查是7、8年前的事，现在情况如何?我们没有去调查，不过从此次“论坛”收到的论文看，多数是有问题意识的，而且也有自己选择的方法和不同程度的实证。存在的问题是:有一些论文对所研究课题的学术史交代不够清楚，梳理不细致，或者只将与课题相关的资料目录罗列出来，没有综合辨析，因而显得针对性不强，缺乏新意。事实上，对前人成果的阅读、筛选、归类、辨析的过程，是发现问题和引发自己学术兴趣和关注点的基础。这一点我希望博士生们能有所认识。 第二，关于个案研究。我一向赞成青年学者做研究先从个案做起，我自己也很有兴趣于个案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撰写的《〈三国演义〉在泰国———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起点———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及其他》(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1期)，很被学界关注，就是两篇个案研究论文。我自己在做个案研究的过程也有许多体验和收获。夏中义教授是国内学界研究个案很成功的学者，他认为做个案的方法与创意在于:在文献学层面给予对象(某一作家、理论家、学者或著作)以整体性逻辑还原。从学术的发展看，这一看法十分深刻，这种“还原”的陈述与追问应该包括: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有哪些著作或作品?哪些是他的标志性成果?有何创新与贡献?其写作背景和心理动因是什么?为何能给文学界、学术界带来大的影响?从精神层面去探询对象，追问其深层意义。这样做，有助于改变以往某些文学史、文论史、学术思想史存在的纯粹概念和范畴的演化，只重历史、政治的背景原因，而忽略了作家、理论家、思想家的创造力及其作用。做个案研究，一定要把作者的“话语”肌理弄清楚，特别是他们的个性追求和学术思路，个人对现实的体悟、感应、评判和创见，以及历史如何给他们提供某种际遇和空间，从一个“点”，沉潜到历史的深处，在学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来研究作家、诗学家、学者和理论，就能探到“史的脉动”和“人的体温”，于是，远逝的历史就被我们唤醒，重新活在新的学术场域中。 我们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海外华文文学与诗学”，因而应有诗学命题的意义。从诗学层面去探询我们的研究对象，难度较大。记得海外著名华人学者夏志清在他的著作中曾说，做此类研究，要学会“集群会通”式的探讨，我很赞同他所倡导的这一方法。“集群会通”式的探讨，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急于寻求新体系、大理论的建构，而是要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有兴趣的学术问题，去面对各种诗学话题的延伸状态，如文论中的学派、观点、范畴等等。“集群会通”就是要在操作层面上，由清理到“会通”。从其原生状态梳理起，只有在一个一个问题具体清理基础上才可能达到“会通”，才有可能进行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立论，才会有一定层面的“会通”。如果是从事比较诗学方面的研究，这种“会通”可以是同中见异，也可是异中见同;“会通”的清理可以是从作者提出的理论，也可以从作品所隐含的文论“话语”，还可以从读者接受方面去“会通”。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考察作者创作中的文化立场、姿态、意志和诉求，以及形成的理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最后，我希望与会的青年学子能继续努力，以辛勤的劳动迎来这一领域一个又一个的学术“春天”! ［作者简介］饶芃子(1935—)，女，广东潮州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