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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并不完整的文学史，它严格意义上只是一部中华汉民族文学史，而缺少了至关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学史应该是多民族的文学史、多元一体的文学史。文学教育应该是在此基础上，在双向互动中来完成的，这不仅是对各少数民族身份和文化的尊重，更是在价值观层面的一种相互认同。 双向互动，文学教育是一种心灵对白 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并不存在任何的隔膜和障碍，相反，汉民族的文学作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非常普遍，而且有悠久的历史。为了让那些看不懂汉字，听不懂汉话的普通百姓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接受汉民族的文学经典作品，他们不仅将汉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并且用本民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样式来进行广泛传播。比如：流传于白族民间特有的说唱艺术“大本曲”，在白族民间有数百年的演出发展历史，深深扎根于白族生活之中，它寓教于乐，在白族人民精神生活领域中起到很重要的引领作用。在丽江引起国内外游客极大关注和兴趣的“纳西古乐”，也是源于汉族的洞经音乐和皇经音乐，相传为宋乐， 目前保留下来的只有来源于洞经音乐的那部分。传闻原有汉族经文配唱，传到纳西族民间后，逐渐变为单纯的乐曲。整个乐曲分为“神州”和“华通”两个大调，并根据不同内容分为五十多个小调。经常演奏的有：“清河老人”、“小白梅”、“水龙吟”、“山坡羊”、“万年欢”、“吉祥”、“八卦”、“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浪淘沙”、“十供养”等二十多个小调。有的曲调在中原早已失传，却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完好保存。彝剧不仅有很多汉文学经典作品内容，就连舞台呈现方式都大量借鉴了京剧的唱腔和表演模式。这些都是汉民族文学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化、本土化的成功范例，作为一种载体，它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渗透到边疆少数民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仅达到文化认同的目的，还成为血脉相联的凝聚力。崛起于大理的南诏国，在大唐、印度和吐蕃之间，长期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而最终归顺大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力和对其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结果。佤山十七王在凤山咀子剽牛，歃血为盟，誓血抗英，再次显示了文化凝聚人心的巨大魅力。明代白族学者李元阳提出“华夷一统，天下一家”，这是少数民族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深入领会和高度认同的集中体现。今天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力和对汉文化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结果。 可惜，这种文学教育是不均衡、不对等的，不是双向互动的，而是单向流动的。由占主流地位的汉民族文学向各少数民族流动，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动。这种信息交流的不对等由来已久，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一书中就记载了云南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13人到广西横山寨卖出大理马，买进《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等诸子百家之书，但《宋史》对整个大理国的描述仅有500多字。一边是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疯狂热爱，千里购书，另一边是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知之甚少，轻描淡写，这种不对等让各少数民族多少有些心理失落。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民族没有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往往是间接的、隐性的，常常被淡化，被忽略，甚至被屏蔽。两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公开宣称：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黑格尔的这个推断显然剔出和屏蔽了少数民族，这里的“中国”习惯性的专指汉民族，解除这种没有恶意的屏蔽，众多的史诗纷至沓来：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彝族的《阿细的先基》、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纳西族的《创世纪》、傣族的《相勐》《兰嘎西贺》等。翻开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汉民族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要么作为一种装饰性的点缀，偶尔提及，有的就干脆省略不提。早在2001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陈思和就指出：“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残缺的当代文学，它空缺了两大空间：一是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一是少数民族文学。对于后者，也不是说这许多年来没有人研究，而是由于文字语言以及文化上的隔膜，我们主要面对的只是现代汉民族文化教育体制培养下的少数民族作家，以及用现代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尽管从这些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多少也能感受到某种非汉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但毕竟是间接和朦胧的，所以我用了‘隔膜’这个词。何况，即使是这‘间接和朦胧’的美学境界，也受到汉文化审美标准的严格筛滤，很难说能够真正解读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异质性。”(见《漫谈大山里的文学——纳张元作品研讨纪实》，《当代作家评论》3期)十年过去了，由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三卷)首次以现代性作为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线索，是新时期以来“重写文学史”的重大突破。其中，港台文学在其中占了很大篇幅。但令人遗憾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在此书中再次被淡出视野。少数民族文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完整系统。目前，主流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各自的研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充分展现了各民族文学真实的历史面貌的同时，形成了主流文学研究很少涉及少数民族的内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只关注各个少数民族的客观传统与特点。两者都没能将各自的研究纳入到多元一体的格局下来进行。结果形成了目前种种 “中国文学史”(或其断代史)只是汉族文学史或者顶多是不够完整的汉语文学史的现象；极少量的“文学史”虽注意到这种弊端而掺入了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学内容，相互也未能做到浑然整合，明显带有彼此“两张皮”或者“大拼盘”的人为痕迹；在收入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某些“文学史”内，还清晰地暴露着阐释作家作品搬用此民族文化尺度去替代彼民族文学文化尺度的偏颇倾向的局面。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一直没能有效展开，结果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 对于中国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的缺席，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种原因是无心之失，没有注意到；另一种原因是已经引起了足够的关注，但当前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够，成果不多，形不成系统，无法定位和言说。有鉴于此，今后，我们应当想方设法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和传播。而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就是在高校开设少数民族文学史课程。高校中文系的师生一直是文学及文学史的主要研究者和学习者，高校中文系一直是文学及文学史研究和传播的主要平台。所以，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高校中文系都应该成为践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突破口与主阵地。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一直以来，都存在中原和边疆的划分，客观上二者在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区别和差异。具体到文学及文学史而言，中原地区高校无论教学或是科研都一直沿袭着以汉语言文学为主的传统；边疆地区高校在教学中遵循中原地区的传统，同样以汉语言文学为主，不同的是边疆地区高校的科研更多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边疆地区几乎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少数民族文学资源的富集区，选择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各种条件都优于研究汉语言文学。因此，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具体实践，在中原和边疆高校也不尽相同。 开设课程，构建“多元一体”的文学史观 毋庸讳言，践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开设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课程。然而，实际情况是目前既缺乏深刻领悟和践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师资，又没有一部很好体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开设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课程所必备的两个基本条件都不成熟。退而求其次，紧紧围绕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开设系列课程，是目前践行中华多民族史观最为有效和可行的办法。 首先，开设中国民族史课程。一方面，中国民族史是进行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要确定一个民间故事是彝族的还是白族的，就必须通过民族史的研究，从其流传地域的民族分布、传承者的民族归属等来确定，要确定一个作家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民族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植根于“多民族史观”。“多民族史观”的核心即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中华文化。这一史观在中国民族史研究教学领域已被成功践行。有鉴于此，在培养和引进一些中国民族史研究专门人才、选择一本合适的中国民族史教材的基础上，在高校中文系开设中国民族史课程。通过中国民族史课程教学的广泛开展，让“多民族史观”深入中国文学研究者、学习者的内心，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这对于推进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教学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确立必将会有极大的助益。 其次，开设区域特有民族文学史课程。开设本土民族文学史课程，通过对本土民族文学及其历史的系统总结，寻找和选择新的材料、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对本土民族文学及其历史进行二度认识与开掘，将尽可能多的作品和成就梳理展示出来，一方面可以为文学史家撰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是为真正体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本土民族文学史的撰写打基础。在开设传统文学课程，提高学生汉文化水平之外，关注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积极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教学研究。 其三，开设区域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课程。通过选择两个及其以上的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在客观展示差异的同时，本着中华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理念，探寻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共通之处，总的目的就是要求同存异。我们大理学院文学院就以南诏诗人杨奇鲲等作品入选《全唐诗》为切入点，讲述南诏文学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既充分展示南诏文学的特点与成就，更突出南诏文学深受唐代文学影响，始终是整个唐代文学有机组成部分的这一客观事实。也可以同时在各民族中流传的传说或故事为切入点，讲述各民族文学间的关系，可以是彝族和白族间，也可以是白族和汉族间等等。从小到大，先易后难，最终初步理清主流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 通过开设民族文学课程，让“多元一体的文学史观”深入中国文学研究者、学习者的内心，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激发相互了解的兴趣，提高相互之间的关注度，通过文学的桥梁来加强心灵的沟通，由文化认同走向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最终形成天下归心的民族凝聚力。 项目攻关，突破民族文学研究的瓶颈 在各级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中，科研和教学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在大多数普通高校，特别是边疆地区普通高校中，教学更受关注。结合“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践行，在既无教材又无师资的情况下，科研在边疆地区高校中显得更为重要。在紧紧围绕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开设系列课程的同时，紧密结合边疆地区优势，组织力量有目的、有意识的选择系列项目进行科研攻关，产出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和研究成果，打破一些误区，才能在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编写上有所突破。 首先，继续发挥边疆民族地区优势，进一步夯实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基础。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国一直存在着中原与边疆的区分。边疆地区大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富集区。该区域内的高校一般都依托这一优势，形成了研究其临近区域少数民族的传统。边疆地区高校应该继续发挥优势，发扬传统，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夯实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基础。 其次，努力争取高级别项目立项，产出高水平成果，不断扩大学术影响。一直以来，在教学和科研领域，主流文学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很少有实现平等对话的机会。这是制约“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践行的重要因素。从边疆地区高校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出发，要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站到最高的舞台上展示自己，具体来说就是要争取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等高级别项目，争取更多与主流文学同台竞技的机会。边疆地区高校中文系结合各自基础、发挥各自优势，着力进行少数民族文学领域高级别项目的攻关，产出高水平成果，长此以往，其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撰乃至整个“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践行的作用和影响不言而喻。 其三，积极组织整合相关力量进行合力攻关，逐步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制约“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践行的问题很多，必须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合力攻关，逐步解决。在教材编写的层面上，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主流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确定作品、作家的归属与评价，具体内容的摆布、着墨的多寡等一系列问题。边疆地区高校中文系可以结合自身特点与实际，采取从小到大、层层递进的方法，组织整合相关力量进行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编写出框架式区域文学史教材，为最终编写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打基础。通过“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在小区域内的成功践行，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全面实践和确立积累经验、积蓄力量。 文学是塑造心灵的雕刻刀，它的教育作用总是在润物细无声中悄然进行的。少数民族要一如继往地熟读汉人经典，汉民族也应该全面系统地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文学，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汲取双方文学作品中所承载和蕴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力量，从民族身份的认同升华到民族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捍卫祖国统一，保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20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