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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燕芬的新作《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以下简称《因缘》)通过周彻翔实的史料梳理和考证，从人事关系角度切入，全面细致地描述了胡风派文艺社团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胡风与其他社团间关系的来龙去脉。 “……说清历史，也是我们后辈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我深深地为作者的这段话所触动。周燕芬十年如一日研究七月——希望这社团，《因缘》是她关于胡风派文人研究的第二部著作，从文学流派转向文学社团，从创作到人事，笔者之所以执著于这个话题，原因无非是觉得尚有可说之处，需要弄清楚。在《因缘》的阅读中，我充分感受到笔者想要“说清历史”的努力。十年的努力，执著的追求，这本专著写得扎实厚重，富有激情。翔实的史料辨析，清晰的笔触，叙述中随处皆可见出作者敏锐的感知，许多历史疑难问题都变得清晰起来。 开篇伊始，《因缘》便显示出追根溯源的努力。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文坛，正是“雪峰派”渐渐浮出水面，左联和文总的领导层出现大变动的时候。胡风并非好事者，“此时的胡风并不愿意搅进宗派纠纷里面，他‘闭口无言’，并很快回到东京”。胡风无意于搀和到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去，“并非左联中心人物，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学盟派”。然而，左联内部宗派性的分裂使新的文学社团的萌芽成为可能，众多原因共同作用的实际结果，“却是坐实了周扬等人的‘鲁迅受了胡风的蒙蔽’的说法”。雪峰派、周扬派和鲁迅派的矛盾纠葛中，胡风也就从被赋予“派”逐渐发展到不得不自己也“派”了起来。当然，笔者并未一味地从外部寻找人事纠葛的历史动因，胡风个人的耿介、固执、左倾，也都得到了详尽的辨析。历史是否因此而被说清楚，这本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我以为，这至少为我们理解胡风文艺社团坎坷的历史命运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在谈到《七月》创刊这“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端”时，作者说，“包括胡风在内的同人们当时确实没有什么自觉的社团流派意识……连胡风自己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份落草于艰难时世的、看起来多少有些寒伧的小刊物，会引发一个著名的文学社团，会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并给无数人带来了坎坷多舛的人生命运。”在史料梳理辨析过程中经常点缀着这种后设式评价性叙述，这并没有对史实的勾勒带来伤害，反而使灰色的史料因而“活”了起来。造化弄人，在历史的夹缝中，许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纠葛的影响会非常深远，对人的现实命运甚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因缘》一书的叙述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悲剧意识流淌其中。只要胡风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选择，很多事情的面貌就会截然不同。胡风的自我选择使胡风成为胡风，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胡风派文艺社团的文人们成为执著地追求“把人字写端正”的一群。 “把人字写端正”、“大写的人”，这是贾植芳先生最爱说的话，由于个人对贾植芳先生等的偏爱，以为他在胡风派文艺社团中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胡风骨干分子嘛！可是读了《因缘》，我却发现自己真是错得离谱。在当初的文学活动中，贾植芳先生就是其中普通的撰稿者，在《因缘》四百多页的篇幅中，也就只有不到两页的相关介绍。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却因此而被关进监狱长达十几年。在《因缘》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要彰显的，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和人道情怀”。在《因缘》中，周燕芬没有特别地突出她所熟悉的贾植芳先生，阅读之后，我以为作者的用意所在，不仅仅是要叙述贾植芳“这一个”在胡风派文艺社团中真实的历史境况，更在于她想要叙述的，正是以胡风为首的，如贾植芳“这一个”的存在一般无二的整个的“这一群”，是群像！这是一群追寻内心真实理想的知识分子，不求名利闻达，但求无愧于心，如果用简短的语言概括这一群体的最大的共性，在我看来，那便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书写一个端端正正的大写的“人”字！这是我在阅读《因缘》一书的过程中得到的感悟，也正是使《因缘》一书超越一般枯燥的史料考证辨析而尤显熠熠生辉的关键所在。 (《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周燕芬/著，武汉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原载：文学报 2011年05月26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05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