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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特约主持人 夏康达(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新时期以来,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日益受到世人瞩目,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这几年都有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上榜。正如本期所发黄万华教授的《新世纪10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及其趋向》所说:“新世纪10年是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结出硕果、新老交替的10年。”“从中、西文化的二元出发,形成和谐相生的‘第三元’文化格局,将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重大贡献,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是考察这一文化格局的重要一维。”我欣赏这个“第三元”的提法。阅读此文,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海外华文文学正在发生着的带有质的变异的深刻变化。 古远清教授已经在本专栏发表了几篇关于台湾文学的文章,《新世纪两岸文学关系的互动与冲突》着眼于新世纪两岸文学的几个热点问题,有资料的介绍,也有观点的阐述,可以帮助我们在复杂的两岸文学关系中,看清一些真相。 上世纪末,有学者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中华文化的世纪。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而希望超越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能有和谐相生的“第三元”①文化格局的出现。这一文化格局的形成,将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发展成为考察这一文化格局的重要一维。我对新世纪10年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状态的基本评价是,多元形态发展中初步产生世界性影响。 新世纪10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更开阔的背景:它身处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国度,同时展开着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文学的对话。经历了“五四”前后、战后至1960年代、1990年代前后三次留学高潮,加上其间持续的移民,不仅其作家身份构成多样化,而且起码有17个国家的华文文学已成为该国重要的民族或语种文学。这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尼、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1980年代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在对外开放中关注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作家的原出发地也覆盖两岸四地,这就改变了以往某一国别、某一时期的华文文学侧重与大陆、台、港、澳中的某一地交流、联系的状况,海外华文文学已开始从深层次上呈现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这说明,如果不了解世界性文化的起伏更替,不熟悉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文学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和现实走向,也就很难切实有效地展开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对话。多年来,我们往往只从自己置身其中的中国大陆(或台湾或港澳)文学出发去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可在百年新文学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文学已有了各自相异的传统。这些传统恰恰反映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命整体性和现实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不同的文学传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交互叠合,当道并存。华人和居住国的关系也有很大变化,华人开始走出以族群利益抗衡国家意识形态而形成的恶性循环,和居住国环境的关系趋于宽松,对居住国原有文化传统的影响抱以更开放的态度,从而不断拓展出海外华文文学的新空间。过去我们关注过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双重传统”的情况,即一些移民历史长久持续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往往会形成中华(中国)文化传统和本国华人文化传统的“双重传统”。当中国文学在大陆、台湾、香港等社会体制和文化环境迥异的空间形成不同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又在中华文化从未有过的开放性中共存时,影响海外华文文学的因素也更加多样复杂。因此,我们首先要有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文学互为参照的视野,不仅熟悉我们身处其中的中国大陆文学,也要了解台湾、港澳文学,才有可能切实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多种走向。 新世纪10年是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结出硕果、新老交替的10年。海外华文文学主要分成东南亚和欧美两大地区,其历史传承和现实形态有很大不同,但新世纪10年,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华文文学都硕果累累,世代间也有良好沟通和交替。 尽管19世纪后期中国留学欧美的浪潮开始出现,但那时候旅居欧美的作家基本上都在学有所成后回国。中国作家由“逗留者”变成“定居者”,逐步形成欧美华文文学,这一情况出现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二战后,原先由于战争中断的中国作家旅居欧美的情况得以恢复,随后中国大陆国共战事的发生和政权的更替,使一些作家选择了留居欧美。鹿桥、程抱一、熊式一、熊秉明等就是在当时赴欧美而长期留居的。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又有一批作家陆续从台湾迁居欧美。1960年代台湾留学热潮中更有大批人学成后定居欧美,白先勇、於梨华、丛甦、吉铮、聂华苓、欧阳子、杨牧、吕大明、郑宝娟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而王鼎钧、琦君、纪弦等则在台湾成名后移居美国又取得更大创作成就。1980年代后以中国大陆为主要出发地的移民欧美浪潮中,北岛、高行健、严歌苓、虹影等都在海外写作生涯中蜕变了艺术生命,扩大了华文文学在欧美的影响。历经百年,欧美华文文学已在一种散中有聚的多元格局中结出了硕果。2000年1月28日,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在美国成立。同年,旅法10余年的高行健成为第一个用中文写作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02年,程抱一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法国思想文化最高荣誉机构370余年历史中唯一的亚裔院士,成为与孟德斯鸠、伏尔泰、雨果、大仲马、泰纳、法郎士、柏格森、尤奈斯库等大师并存的“不朽者”。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美华文文学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和实际影响力。 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其百年历史中形成了依托于居住国本土的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华人华侨社团的运行机制。从二次大战后至1960年代,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都受到压制,华文报刊历经曲折,华人团体活动也多有限制。这种情况从1980年代起开始改变,支撑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三大支柱”(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华人社团)逐步恢复、发展。例如,马来西亚从2006年开始编撰大专院校华文教材,本土华文高等教育课程教材的编撰在海外华人教育史上具有历史突破性,其标志性意义是具有全局性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生存环境的改善,加强了其对自身发展的反省,也引发了其内部的争论。马来西亚一向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镇,1990年代发生了关于马华文学的“正名”、马华现实主义传统、“经典缺席”、中国性和“断奶”论等多次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马华移民南洋百年历史中“归化”和“寻根”矛盾冲突的反映。争论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具有尖锐的挑战性,甚至引起马华文坛的某种“地震”,同时在深层次上加深了不同世代作家之间的沟通。新世纪以来,上述争论更具有了建设性气氛。在具有跨地域影响的南洋文学奖、花踪文学奖等的评比中,前行辈、中生代、新世代作家各自都有杰出的表现。2007年《陈瑞献文集》出版,这位被季羡林称为“东西方文化交互影响中”的新加坡华人大师的成就让人再次思考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汲取中西文化传统中能够达到的高度。 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新老交替的重要标志是华人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的创作成就骄人。华人新生代作家主要是指1960年代以后,在海外居住国出生的华文作家,主要活跃在东南亚各国。新移民作家是指1980年代后主要在中国大陆的“移民潮”中产生的新华侨华人作家。我曾认为,海外华人新生代作家和新移民作家都已显示了各自的创作实绩,“在21世纪的最初一二十年中,他们的创作将会引起海外华文文学格局的一些深层次调整。这种调整自然联系着他们各自跟居住国各族群的关系,各自在居住国主流社会所处的地位、社会参与方式等”[1]。新世纪10年中,陈大为、黎紫书、钟怡雯、黄锦树、吴耀宗等华人新生代作家和严歌苓、虹影、张羽、哈金、陈谦、林湄、欧阳昱等新移民作家都表现出不凡的创作实绩,其艺术水准、历史深度不逊于同时代的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作家。其影响超越了中国本土,甚至引起了海外华文文学格局的一些深层次调整。 其一是华人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与居住国的关系已摆脱了过去的紧张性,他们写作方式的本土性、多样性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空间。 欧美华文作家基本上是第一代移民,他们中有成就者大都如白先勇那样,其作品在台湾、大陆很有影响,而在居住国则少为人知,这自然与以往第一代移民“无根放逐”、“叶落归根”等心态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居住国也始终处于“边缘”状态。然而新移民已有了多元身份的自觉意识,即使他们最终落根于何处还取决于故国、新家和自我之间文化、社会张力的变化,他们也有“中心”和“边缘”相依相成、“故乡”和“异乡”兼容互补的意识,写作上就会有身居“边缘”心入“中心”的努力。以往第一代移民中很少的双语写作在新移民作家中较多出现了,严歌苓、欧阳昱等都有不凡的表现,而哈金更是在移民数年间便以英语创作在美国文坛引起轰动。新移民中还存在一个庞大的“草根”阶层,即一直以各种“打工仔”身份生活奋斗在居住国社会底层,正如他们自嘲为“洋插队”。刘荒田、章平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跟同样是异域“苦力”的前辈相比,其创作不仅有力地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的题材领域,而且以移民劳力阶层的乡野土气、适性任情表现出在居住国主流价值社会中的自信、旷达。 新移民作家崛起于全球化的语境中,又产生于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浪潮中,其状况尚跟种种复杂的“海归”现象纠结在一起,种种不确定中隐伏某种危机。在这种境遇中,恰恰使文学的“殉身”精神得以化解创作困境,一些新移民作家得以孕蓄大气,也使新移民写作日后不至于夭折。 新生代作家与南洋各国主流社会的关系较为复杂,长期华文教育、华文写作传统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与1990年代后才解除华文禁令的印尼等国的情况就有很大不同。但总起来讲,新生代作家有更强烈、自觉的国民意识,要求平等享有居住国国民权利和积极参与居住国主流社会事务,改变了以往单纯争取族群利益和权利的意识和方式。与前辈作家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矛盾冲突中的痛苦抉择有所不同,新生代作家一是在亲近南洋土地的真挚人性中来看待华族的身份认同,由此呈现自己心灵的最终归宿在于自己生命与南洋土地的深切联系;二是从身份认同的“民族性”和“国家性”(本土性)的历史割裂中摆脱出来,其创作常常强烈地暗示出,华人和居住国原住民如何在“民族性”和“本土性”上逐步构成良性互动,强调民族性如何审察、拓展自身,甚至把对立面的“他族”也纳入可供吸纳的文化资源体系中是决定民族性命运的关键;三是真正关注文学自身,文学不再直接去纾解民族性所受压力,明确只有文学自身确实在提升、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参与民族性的建设和提升。 其二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边缘”空间有了大幅度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双重(母国和居住国)“边缘”的存在,新生代、新移民更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本质上是“边缘”的,他们甘于“边缘”的姿态。首先是在文化层面上,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东西方之间,这种“对两方都保持距离”的姿态所做的,是从个性出发去吸收消化中西文化的价值,这才是文学对融合中西文化或完成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可能做出的最好努力,而文学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边缘”状态中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这一探索在新移民笔下表现得尤为明显。严歌苓在海外居住日久,其创作无论是回望中国本土的历史,还是体察海外漂泊的命运,都在一种宽和、自由的言说中沉潜至人性深处。高行健在西方社会强烈感受到作家抵御商业消费社会唯新是好的诱惑“较之政治和社会习俗的压力甚至更难抗拒”[2](P127),所以他静心创作,其十余出剧作几乎都在对传统题材完成了现代戏剧的处理中达到了出入于东西方文化的境界,使这种自如糅合中国传统戏曲和西方现代戏剧的剧作成为海外华文戏剧创作的最重要收获。虹影的小说一直极为关注中西文化冲突与调节的困境。长篇小说《K》和《阿难》都是描写中西文化冲突的爱情悲剧,“哪怕情人之间,最后都难以沟通”[3](P213)。然而虹影小说本身却往往驾驭住了中西文化的调节。《K》正是化用了中西文化的艺术表现力才使男女性爱在诗性表达中升华。其近作《孔雀的叫喊》、《鹤止步》都借用宋明笔记小说对想象力的引发,来颠覆正统的叙事结构、方式等,实现对中西双重现实的超越。他们都自信于从“边缘”构建跟“中心”的对话,在“我”和“他者”的互动中推动“我”的自立。 相比之下,新生代更多地关注“边缘”的历史,他们从先辈移民不断迁徙、漂泊,面对多个“中心”的历史中开掘“边缘”蕴蓄的力量,尤其是多个“中心”交叉于“边缘”形成的力量,从而拓展自己的创作空间。陈大为的诗集《治洪前书》、《再鸿门》、《尽是魅影的城国》等,无论是呈现黄河、长江构成的语言中国,还是“叙说我们血汗淘洗过的南洋”,都清醒而深入地开掘着自己拥有的丰富“边缘矿藏”。当黎紫书1990年代出现于马华文坛时,其令人炫目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世纪之交,她获得了马来西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香港十余项重要文学奖项,她提供的雨林风情小说、女性知性小说、马共历史小说等,都有着充沛的才气和南洋的“魔力”。“边缘”姿态为她提供着最丰富的力量源泉。例如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历史,在马来西亚一向被视为“禁区”,而黎紫书正是从“边缘”突入,使其历史解读显示出罕见的大度。《州府纪略》以“女性”的“边缘”眼光来为政治历史“去蔽”,以多重女性叙事交织起历史的多重视角,开掘出同一历史的多种个人日常记忆,从而提供了进入马共武装斗争这一历史禁区的多种可能性。《山瘟》则以“日常魔幻”、“民间魔幻”的“边缘”姿态来映现政治历史。她用文化迁徙飘落中孕成的“日常魔幻”来讲述马共游击队长“山神”温义的雨林生涯,使“历史禁区”的叙事获得了自由。海外新生代久居“边缘”,逐步养成了一种自觉利用“边缘”特质而展开创作的姿态,既利用着远离“中心”的自由度,又出入于与“中心”的距离而创造的空间。 总之,新生代、新移民作家都清醒意识到文学本质上是“边缘”的,也都着力于开掘少数族裔“边缘”本身蕴涵的力量,努力将“边缘”的“放逐”状态转换为一种“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对于新生代、新移民而言,“边缘”不再是一种流放的无奈困境,而是一种独异的文化财富,一种有价值的生命归宿。 新生代、新移民既各自代表了东、西方语境,又在内部存在诸多差异性。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现实感和变动性,他们在记忆、想象中如何处理东方和西方、现实和传统的关系,他们如何呈现世界语境中的乡土世界和民族语境中的世界潮流,他们如何对待建立融有“中国文学传统”和“海外本土文学传统”的“双重传统”,如何协调多元化和跨文化的关系等,都揭示出新世纪东西方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承接的不同层面。这些都包含了指向“第三元”的丰富内涵。如果说程抱一那样的前行代移民作家,是在大半生的探索中悟到了沟通东西方文化的“第三元”思想,有着对中华文化传统的长久浸淫和对西方文化的切实把握,那么,新移民、新生代作家则凭借“全球化”进程的“天时”之利,在创作起步时就可能超越东西方文化二元对峙。这正是海外华文文学大环境变化的结果。 新世纪以来,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发生了大的变化。海外华文文学最丰富地反映了文化传统和语言在流徙传播中的发展,诸多作品反映的“归化”中的寻根、沟通于大传统的小传统、“天声”和“心声”的融合、心灵山水和人文关怀、乡愁美学、“异”审美中的人文关怀等都是在海外环境中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丰富。而“所谓传统,主要是指通过语言传下来的传统,即用文字写出来的传统”[4](P418)。“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任何想象。”[5](P70)当海外华文文学丰富着民族传统时,它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这一母语。 张错(美国)在2001年吉隆坡“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展望”研讨会上的发言认为,各区域的华文文学,是一种“语言的共同体”:“在同一语言底下,它们个别衍生,而成一树多枝的多元体系,互相平衡发展,互相交错指涉,互相影响或拒绝对方。”[6](P134)而温任平(马来西亚)在跟张错对谈中认为:“‘语言的共同体’逾越了国界或至少模糊了国界,用文化理论来说那是‘去疆域化’(detert-erritorialization),使中心变得不再那么权威,使边界变得不再那么附庸。”[6](P134)就是说,汉语仍是海外华文作家摆脱国界、“中心”等界限的束缚而自由地进入中华文化认同的条件。但华人飘零世界各地,面临各各相异的生存环境,于是,各地区的华文汉语便成为“一树多枝的多元体系”。海外华文作家对母语的执着,非为个人谋生,非为社会传承,更多的是心灵跟母语的相通相融,一种原乡意义上的合一,甚至“完全只是因为最最私人的那个字,爱,对这种语言文字无法抗拒的爱”[7](P56)。这种源自民族血缘但又超越“肤色”、“族群”层面来守望母语的爱,使得海外华文文学越来越多地出现“语言形象”,汉字的笔画、形体、书法以及乡音等都构建成生动的艺术形象,例如黎紫书的小说《流年》、梁钺的组诗《笔画短篇》(8首)、阿羊的诗《文字》等。作家们追求民族语言的“积藏感”和“延续感”,几乎是用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吸取着两千多年文言传统和“五四”后现代白话演变中的营养,融入着居住国多元文化的现实影响,其“延续感”强韧,其“积藏感”丰厚。新加坡极有影响的作家陈瑞献近年多次谈及文学要吸收多种文字的营养,包括一个民族内部多种的语言资源,他甚至认为“文言文有一天要回归”[8](P160),就是希望汉语能真正“综合转化”而成一种更有包容力、表现力的现代语言。 海外华人的汉语不仅具有积藏感、延续感,还有一个丰富的内容,就是对汉语方言表现力的保存和开掘。中国北方“官话”对书面语的主导一直密切联系着有史以来中国大一统的权力体系向北方倾斜这样一种社会格局,这必然遮蔽了包括诸多南方方言在内的民间语言空间。“五四”后盛行的白话文服从于思想启蒙的目标,形成的是“欧化”的白话文,地方方言的表现活力依然未得到重视。海外华人由于其特殊的生活境遇,对语言乡音的看重,久而久之,保存下了诸多方言的丰富形态。随着海外华文文学生存环境的日益宽松,方言的活力更多被作家的创作吸收。例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作品,对于闽南语系、潮汕方言“保存古音”,句法“颇有异趣”、“平常人的说话,亦有独到之处”[9](《序》)等资源的汲取、运用都富有成效,方言在海外华人社会保存得比方言原地区都要好,正是方言的海外延伸激活了方言文化的固有生命力。 海外华人在非母语环境中使用汉语写作,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英语或居住国其他语言的影响、渗透,于是就出现了李欧梵所言的中文“杂种化”(hybrid)。对于大多数华文作家而言,汉语是“不能借用”的“灵魂的语言”,即“一个民族所有的记忆、所有的创造与传承赖以为最后的依据的秘密花园”,而英语或居住国的其他语言,则只是一种工具,是以此获得居住国现实生存的工具。[10]“灵魂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它们的分离则造成互相的伤害。而现在,华文作家越来越自觉地去沟通这两者,自信地用母语的包容力、扩张力去沟通与非母语的联系。正如聂华苓旅居美国30余年后说的,“在海外,我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11](P55)一种从“母语”之“根”长出来而又不同于故乡母语的语言,有了这种语言,母语才更成为海外作家“灵魂的语言”,“中文混杂化”也才成为在母语和非母语的不断转换中对母语的丰富、发展。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双语写作成为越来越多的华文作家的选择,甚至如新移民中的欧阳昱、严歌苓等都开始了双语写作。首先,华文作家是从“诗性语言”中去沟通双语写作的,他们既自觉抗衡于后殖民语境中的话语“一体化”,又开放、沟通于其他语言的诗性世界,守护语言的诗性尊严,这样一种语言意识使1990年代后海外华人作家的双语写作成为保护文化、文学之根的行为。其次,非母语的写作也使作家获得了跟自身本源文化和中国性经历之间的距离,由此产生的“间离效果”成为一种创造的力量,更好地承载了母语传统。虽然两种语言冲突的危机依然存在,其中联系着华人身份认同和语言归属的复杂性,但华人写作既然作为跨国界的存在而呈现其生命力,那么就要跨越“单一”语言的界限。海外华文作家一方面通过母语生活在民族传统中,另一方面又通过非母语获得现实生存的语言“双栖”状态而丰富了汉语,在双语写作的共享性和差异性中令人加深了对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趋势的认识。 新世纪10年,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批评也更活跃,除原先的李欧梵、王德威、杜国清、夏志清等外,华人新生代中的陈大为、黄锦树、许文荣等,新移民中的刘禾、赵毅衡、欧阳昱、陈瑞琳等,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上都各有建树。他们各自关注本国的华文创作,致力于海外华文诗学的建构,其提出的挑战性、建设性课题常常引发本国华文文坛的争论。他们忽略政治意识形态制约性影响,关注“本土性案例”研究,“大中华文学”的开阔视野,与各国华文创作互补互援的现状,必然会影响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趋势。 注释： ①旅法作家程抱一对“第三元”有深刻见解,这里只是借用。参见晨枫《中西合璧:创造性的融合———访程抱一先生》,选自程抱一《天一言》,第28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 黄万华.“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世代作家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初步比较[J].中国比较文学,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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