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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文学是当今中国文学里的一个文类，两岸三地的文学研究学者，都对这个题目投注以关切，其中尤以中国大陆最为积极，多所大学里设有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专责部门，把海外华文文学当成一项文学专门课题来探讨钻研。但海外华文文学如何诞生，从何而来，往何处去?其内容都包括些什么?至今仍是各家自有论断，说法不一。在这里，我只想谈自己的参与经过和看法。 海外华文文学的界定 西方有句名言:移民便是文化的扩张。二十世纪的下半期，中华文化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动，呈现渐进性的向外扩张，从60年代初开始，台湾有大批青年前往美国留学。异国生活寂寞而思乡情切，能提笔为文的就以文学的方式，将他们的苦闷抒发出来，写成散文或小说，寄回台湾发表，造成一时的文学时尚，被称作“留学生文艺”。为何称“文艺”而不叫“文学”?原因不得而知，想来可能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这类作品的题材被认为不够厚重的缘故。不过后来这类作品终被认为达到了“文学”的高度，很自然的，由“留学生文艺”变成“留学生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一词出于大陆。说句不怕冒犯的话，60年代的大陆文坛已呈瘫痪现象。70年代文革结束之后，各式各样的“伤痕文学”才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到70年代末期开始选择性的引进少许“留学生文学”，如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我个人的作品也算“登陆”相当早的。1983年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反应不错，接着又出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四五本。当时也有几位文坛前辈，如萧军、端木蕻良、李辉英等为文鼓励。记忆中他们都没用“留学生文学”这个名词，只说我是“旅居瑞士的女作家”。 1980年代中期，我在一篇文章上读到:说是汕头大学成立了一个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那是我初次知道有“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名词。这个“中心”无疑是要把这些身居海外，专写海外华人的文学，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我们这群在异国他乡长年书写的人，自然感到鼓舞。事实上“留学生文学”一词绝对不足以形容这类作品，我们的题材也绝不仅仅是自己身边的那点事。“海外华文文学”包括面广，面向遥遥海外的全体华裔，较更贴近我们的情况。那时我很注意海峡两岸的文化动态，1985年看到《华文文学》创刊号，得知他们的主要内容是刊发台湾、香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品和评论，也读知刊物的主编叫陈贤茂。自此之后“海外华文文学”逐渐取代了“留学生文学”一词。时至今日，“海外华文文学”已是通行于两岸三地及整个海外的名号。“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章中即写明:侨居欧洲各国以华文从事写作之作者，均得申请加入本会。[1] “华文”本是中文，海外华文文学的成长，表示用中国语言创作的文学已经跨越国界，更行更远，枝干纵横。从荒凉的初期到今天，海外华文文学的生态一直在变:一种文学形式走了四五十年，不可能没有变化。目前文学学术界正讨论“新移民文学”之说。所谓“新移民文学”，指的是二十世纪80年代，自大陆改革开放后经过各种途径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他们在生活了几十年的原乡来到一个陌生而崭新的天地，因文化迥异而产生的困惑与茫然，由生存的种种现实问题，促成的焦虑甚至心理偏差，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许多故事，这正是“新移民文学”发挥的内容。时隔一个时代，历史背景，政治情况、经济能力等方面皆有改变。因此“留学生文学”时代的故事不见得和“新移民文学”相似，也许根本就相距甚远。但无论怎么远，作品的内容、情感特点、文学特点等角度，都离不开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则是毫无疑问的。 由最初的“留学生文艺”走到今天的“新移民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回首来时路，不无感慨。曾在《中国图书商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内容如此:海外作家与内地读者“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始于1980年代初期，一批旅居海外的台湾作家如聂华苓、於梨华、赵淑侠、陈若曦被相继介绍到内地，他们充盈着思乡之愁和艺术之美的文学作品，为经历了长时间封闭和禁锢的内地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犹如一片神奇的新土地。作为内地最早引进台湾及海外作家作品的出版人之一，现任南海出版公司副总编的张桐，在回忆起当年这些作品首次进人内地，引发巨大的轰动效应时，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当年海外作家在内地的盛况，真真可以用‘相见恨晚’来形容”[2]。 然而事隔几十年，文坛风云又是另番情景。我这里再念一段大陆留美的评论家的话，她说:“这些早年成名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近十年来没有什么创作。唯一仍在写的是於梨华，可是她已不是主流了。” 从以上这两段话可以看出，海外华文文学的生态确实在变。海外华文文坛新人倍出是实情，以前为华文文学开疆拓土，写出过成熟、深刻、具时代性的作品的老将，逐渐凋零也是实情。这种情形属于正常情况，不必分主流与非主流。我之所以如此想，乃因为我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看法比较宏观，看的是整体，并不去分那个作家来自何方。今天的海外文坛，作家群在不断成长，人众笔多，是一股强大的文学洪流。这个现象，是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更明白的说，今天的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越过国境，板块被冲散后的重新组合，而成了世界性的一种新文类。我们希望她发展得更壮大，立足点更稳固，不必去计较枝节问题。更不必着眼于谁来自什么地方。我们应该鼓励后进，尊敬前贤，让走出国境的，用中文创作的文学，像一只蜕变后的美丽蝴蝶，扇着多彩的翅膀任意翩飞，不要设界限，更无需争与比。 说一句不怕挨骂的话，一切的争与比都是徒然。如果我们从时空上的强度和广度，做一番整体的回顾与分析的话，便会清楚的看出:各形各式的留学生文学也好，新移民文学也罢，乃至整个海外华文文学，都不可能单独存在，最终总要归于“中国文学史”。他们都是中国文学繁殖出的后代，乃是无可否认的实情。 初识欧洲华文文坛 我60年代初期赴欧，到达次日忙去观赏举世闻名的花都巴黎，走在香榭丽舍宽阔的人行道上，巍峨雄浑的凯旋门挺立在眼前，两旁的建筑物古典又华美，街上的男女衣装入时步履矫健，但竟没有一张东方面孔!这世界上居然真有连一个中国人也看不到的地方，好令我震憾!人潮中，我初次意识到何谓异国他乡，陷在深深的乡愁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绝之感油然而生。从此刻起，我总算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苏武，一切要靠自己开天辟地。于是，我开始了海外华人的生涯，这便是我写出五六百万字的原动力。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欧洲的华人数目极少，既无中文报纸，也无处买中文书籍，一些有关华人社会的数据，全凭相识者之间互为传诵。法国当年修筑铁路，招了一批华工。这些人多半来自中国乡下，别说不懂法语，就连中文也不一定认识。他们像奴隶一般，过最粗糙的仅能维持温饱的生活，做最辛劳的工作。铁路完成后，一部分华工回了中国，另一批无处可回，便在法国留了下来。巴黎郊外有座华工公墓，我的一个朋友曾去凭吊，当他看到那八百个只有简单姓名的坟墓，不禁感触得嚎陶大哭。 德国的汉堡是世界级的重要港口，数百年来各国货轮不断。中国在清朝时代就与德国有贸易往来，因此汉堡有个水手之家，这个组织存在至今，应属德国最早的华侨会社。此外还有些中国沿海城市，如温洲、青田的一些家境贫困的年轻人，鼓着探险的勇气，到外洋闯天下，活动的地区是德、法、荷兰、英等国。在这些国家，他们并不被允许随意开店，于是就弄一辆小货车，到各处沿户推销。那时他们的统称是“青田小贩”。 之后我转到瑞士学习美术设计，想不到瑞士人对中文更陌生，一位西方朋友说:“对我们欧洲人而言，中国太遥远，仿佛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那时的欧洲不但没有华文文学，一般欧洲人对中国语言亦兴趣缺乏，态度冷漠。譬如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汉学系只有一个学生。德国、法国、英国的几个大学的汉学系也仅有三两个学生。值得一提的是，六十年代之前，在华文文学的“石器时代”，德国就有一位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翻译了数本中国的经典作品:《易经》，《孙子兵法》，《水浒传》等。据说译得甚好。 那时我台湾的家人，每两周一次，把他们看过的报纸寄来。主要是《中央日报》和《联合报》的副刊，另外还替我订了一本叫《自由谈》的杂志。这便是我全部的中华文化了。在那些寄来的报章中，我知道一些有关海峡两岸的消息，譬如大陆紧闭门户，与外界不相往来。台湾开始建设水坝和公路，期待经济起飞。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中，已有人以海外华人为题材写小说，内容是留学生活的甘苦，语言和课业、婚姻方面的挫折与无奈，思乡，经济艰困等问题。由于那时出国太难，电视和计算机也还没问世，海外作家的现身说法，无异是供给台湾读者一个窗口，可窥探外面的世界。这类作品非常受到欢迎，创作者相对的迅速增加，造成一时的文学创作潮流，被称作“留学生文艺”。求学时期，我曾偶尔抽空写点游记之类，寄给台北《自由谈》杂志去发表。倒也还受读者喜爱，前后总计约写了二十万字。唯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文章都不够成熟，也算不得文学，未有付诸出版的打算。 那时我已成为一个有完整专业训练，领有执照的美术设计师。在欧洲高水平的美术设计界，觅得一份不错的工作，每天与颜色为伍。我做的很是得心应手，还得过奖，收入也很丰厚，但是心情并不快乐。原因是忘不了文学，很想写欧洲题材的“留学生文艺”，因太忙无暇执笔，只得空自兴叹。 其实那时像熊式一、熊秉明、程抱一等优秀的中国文学家正在海外勤恳创作。譬如熊式一1934年赴英讲学，出版英文《王宝钏》一剧，在英伦剧院连演达两年之久，轰动国际，次年又出版英文版《西厢记》，亦受国际重视。可惜只如灿烂火花在夜空中一闪即熄，虽耀目却孤零，不能蔚为潮流。何况是用英文创作，又是纯文学性超高的戏剧，跟一般的中国的读者大众相距太远，以至这类创作只停留于学院研究，而难流行于文学创作的书市场。那情形就像1947年黎锦扬以中国人为题材写的第一部英文小说《花鼓歌》，虽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后来又被改编为音乐剧在百老汇上演一样。他们的成功是荣登主流社会文坛，对中国文学本身并无直接影响。 相较于二三十年代的徐志摩、老舍、林徽因、苏雪林、凌叔华、巴金、戴望舒、许地山等等，归国后活跃于中国文坛的欧洲留学生，带回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风，直接影响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文学发展方向和创作笔触，人文思想等等，意义截然不同。当时在法国攻读文科或艺术科的学生，如张道藩、徐悲鸿，邵询美等人，曾成立过一个文艺团体“天狗会”，每个月出版一次手抄的单张报，内容全是刚刚萌芽的白话体，有新诗、散文、杂文和艺术评论。虽然是由留法学生主办，出版后也寄往英、德等国，那儿的留学生也热心的寄文稿来。天狗社很是活跃了几年，可惜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天狗社即随之终止。这群人的所为跟今天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意义也不尽同。他们虽然把欧洲的文风带回到中国的大地上，却不曾在欧洲洒下中国文学——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海外华文文学的种子。 海外华文文学最初的萌芽是“留学生文艺”，应是我们的共识。我这篇文章中要介绍的，是半世纪来欧洲华文文学发展的旅程，和欧洲华文作协的当今的面貌。欧华作协虽不能代表整个欧洲文坛，但这段漫长的发展路:从“留学生文学”一代的奠基，树标，到今天“新移民文学”写手的源源来归。二十年的耕耘开垦，培养出又一代人，是我所熟知的题目。虽不敢说从欧洲华文文学产生的第一天就参与，至少可说自第一天就是目击者，掌握着整个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多少能发挥些史料作用。 欧华文坛的拓荒者 我要举介的欧华文坛的第一个拓荒者是比利时的王镇国。那时的台湾青年最大的梦想是到美国留学，到欧洲去的是少之又少，因此所谓“留学生文艺”，其实就是美国的华人留学生，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当“留学生文艺”在美国和台湾，发展得如火如茶的时候，欧洲只有一个叫王镇国的比利时留学生，偶尔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发表一些描写他在海外的异国婚姻，和生活闲趣的文章。 王镇国是江苏常熟人，1927年出生，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原是1960年留学意大利的，由于与他第一任比利时夫人在意相识，婚后住比，任职台湾驻比使馆新闻处。他不仅创作，译笔亦极勤快而华美流畅，曾对于那时文坛还相当封闭的台湾，有系统的介绍西方文学名著，功不可没。白先勇在他的散文集《蓦然回首》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退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信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文学。[3] 王镇国的文章多在《文学杂志》、《文星杂志》发表，并在林海音主编的联合报副刊上，发表“西洋文学名著简介”一系列文章。王镇国是我所知的，60年代初期唯一的欧洲华文作家。如果说那时的欧洲是华文文化的沙漠，虽稍嫌过份，亦相去不远矣。 王镇国曾是欧洲华文作协会员，在巴黎开成立大会时，他从比利时乘火车匆匆赶到会场。穿着一套休闲装，沉默寡言，面带抑郁，那时他的作品已不多。据比利时的文友记载:王先生那年参加欧洲文协成立大会回来，不久即生病住院疗养直至去世。[4]王镇国于2001年去世，留有著作《留欧记趣》、《旅欧十二年》及翻译作品《伊丹·傅罗姆》、《耶稣传》、《希腊罗马神话集》、《西洋文学欣赏举隅》等。 一般评论皆认为我是创作当代欧洲华文文学的第一个拓荒人，其实不是。1970年代初期，当我集中精力，将文学创作当成严肃工作来对待时，王镇国已译著了《留欧记趣》、《旅欧十二年》、《希腊罗马神话集》，《伊丹·傅罗姆》等数本书。[5]以，欧洲华文文学的第一个拓荒人是王镇国，我想因为学者们不知道他，便把这个荣誉给了我。其实我本人原也不知这情形，如今是因写论文查数据，才明白究里，因此要趁这次机会说明原委，还给王镇国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另一位我最早知道的欧洲华文作家的名字是吕大明。吕大明是福建财安人，毕业于台湾艺术专科学校。1977年到英国留学，获得利物浦大学文学硕士，80年代迁往法国定居至今。她的写作生涯开始得早，求学时代就创作不断，22岁出版散文集《这一代的弦音》。[6]因此我很早就从台湾海外版的报纸上，读过她的作品。印象中，散文是吕大明最喜爱的文体，她发表的文章篇篇是散文。虽然那时她的文名还没有为读者大众普遍所知，但她文风中流露出的淡雅、婉约、感性、引经据典的书卷气和出尘韵味，已引起我的注意，认为她日后必自成一格。 果不其然，今天的吕大明已是著名的散文家，她的唯美性质的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细致柔美的感情，对人生对世界深刻的体悟，充满哲理和厚实的学养。从中国的屈原、李白、汤显祖，到西方的沙浮，雪莱、拜伦、歌德、狄金森，她都精通，文中随手引用，增强画龙点睛之效和氛围之美。吕大明的散文中有诗的语言，清纯得不沾人间烟火，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她已出版散文集十余种，如《冬天黄昏的风笛》、《流过记忆》、《尘世的火烛》等。最新作品为《世纪爱情四帖—吕大明美文选》。吕大明属于欧洲华文文学的拓荒者之一，曾任欧洲华文作协首届副会长。 我要说的第三个拓荒者是杨允达(M aurasYoung )。他1973年到欧洲，修得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杨允达于1933年在武汉出生，15岁开始写诗。当他还是台北建国中学学生的时侯。就加入他老师纪弦成立的(现代派)诗社，为创始成员之一。这之后他便未间断过诗的创作，如今用三种语文写作:中文、英文、法文。英文诗多半在美国诗刊发表，法文诗在法国诗刊发表，中文诗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报纸杂志刊出。1971年与张伯敏，逯耀东合出第一本书《又来的时候》。[7]他是新闻记者出身，曾服务于中央新闻社，美联社。从台湾到欧洲、非洲，由亚的斯亚贝巴到法国巴黎、瑞士日内瓦，一生服务于新闻界，对诗的热情却从未稍减，出版创作译著《巴黎摘星集》、《西行采风志》、《李金发评传》、《生命之树》、《那才是真理》等十七八种。其中《三重奏》和《异乡人吟》两书为中、英、法文三种语言写的作品集。 我对新诗是外行，十分隔阂，对杨允达的诗作也接触不多，但可断定他的成就必定不凡，否则不会在西方人的文学组织中受到推崇。杨允达于1985年初次参加世界诗人大会的活动，1994年被选为秘书长，任期长达十五年。在这段长时间里，他以优越的表现获得大家的尊敬，2008年在墨西哥举行第二十八届世界诗人大会时，被全体董事推选出任世界诗人大会主席兼世界艺术文化学院院长。这是一个中国诗人在世界性的文学会社中，经过二十四年的杰出表现后取得的成果。杨允达为欧华创会会员，他的傲人成就是我们的光荣。 在1970年代的下半期，欧洲创立了“欧华学会”。主要的发起人和参与者是德、法、英、荷等国大学的华人教师与学者。我总共出席过两次双年会。在会中认识了车慧文女士。车慧文为德国科隆大学东亚艺术史硕士，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那时她在西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兼教中文，向西方学子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训练德国学生将中文作品翻译成德文。车慧文德语造诣精深，有德语专著《中国语言学家王力及其著作》、《中国妇女高等教育创始时期—燕京大学女部之研究》，中、德双语著作有《中德婚姻家庭初探》，翻译《心甘情愿—星云大师演讲》、《柏林与布兰登堡地区的普鲁士皇宫及庭苑》，主持翻译并德语出版《源流—台湾当代短篇小说选》等等。车慧文除发表过多篇严肃论文外，间或也用骏马、曼青等笔名发表轻松散文于报章杂志，如旅游文学《天空很希腊，人间很波兰》等。回想在那个欧华文学的洪荒时代，车慧文向西方学子推介华文文学的过程，真算得上是开疆拓土者。 麦胜梅是不折不扣的海外华侨。越南堤岸出生，18岁到台湾就读师范大学，才真正全面接触了中华文化。1973年到德国留学，得教育学和社会学硕士，已旅居德国37年。这样的中文教育背景，很难让人相信她能成为一位华文作家!但麦胜梅是位很成功的华文作家，搜写山水散文，著有《千山万水话德国》，还经常投稿发表一些散文和报导。麦胜梅的文风很像她的人:平和，质朴，诚恳，富于知识性。她不单能写，还能编能组织:曾编《欧洲华文作家文选》、《在欧洲天空下》、《欧洲不再是传说》。[8]最能证明麦胜梅有卓越的组织能力的事实，是2004年她代我筹办“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的第八届双年会的事。 “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近两百人，是海外的重要文学组织，依规章，副会长便是筹办下届会议的主持人，然后自然升任会长。因当时我已移居美国，不可能因办会住回欧洲，所以选我做副会长时我曾极力拒绝。但同在会场的麦胜梅表示:如果大家一定要选我，她愿代我负起办会的任务。我对大会要求，如果为我设位秘书长，我便接受副会长一职。结果麦胜梅便做了我的秘书长。“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从那一届起，开始设立了秘书长制度。在德国巴鸿堡的八届双年会，我只管去募些款，通电话说说意见，其它一切实际事务全由麦胜梅办理。结果是没用会里一文经费，只靠捐款赞助，开了一个十分完美的会。 毕业于文化大学商学系的郭凤西，现任欧华作协会秘书长。她1968年走出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温馨军眷村，到比利时进修并成婚。其间经过拿学位、开饭店、开进出口贸易公司、珠宝店等等。但无论做什么，都没有间断阅读和写作。郭风西精于创作小品，文笔轻松自如，叙事如行云流水，曾得中央日报创作奖。著有散文集《旅比书简》、《黄金年代的震撼岁月》，《欧洲剪影》等。 王双秀，原籍河北，台中市出生。台湾文化大学德文系毕业，1977年到德国留学，在汉堡大学西洋艺术史专业研习博士班。她醉心于文学和哲学，读书之余不忘创作，1980年7月在《西德侨报》发表第一篇文章《西柏林清凉艺展记》。之后常在台湾《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等发表杂文与学术评论文章。但她出了一本《汉堡散记》之后便不再热衷于出书，而专注于网络文学。有自己的网站:《绣前地图日记》、《网络执照》、《网络咖啡在德国》等，内容项目包括散文杂文和小说，共有六七十万字。王双秀的文章很富思想性，哲学意味浓，文学语言也时尚，其实很适合目前的书市场，我正在鼓励她出纸版书。 住在奥地利的杨玲，也是最早的元老，偏爱写短文，著有《归去睐》上下册，用精文隽句记下感悟和哲思。 祖慰虽然1989年才到法国巴黎，我还是要把他算成欧华作协里最早的拓荒者，因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大小事务，全靠住在巴黎的会友操劳，祖慰是其中一员。 祖慰来自大陆，出国前已是知名作家，写小说也写散文，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为人正直宽厚而不失幽默感，是大家的好朋友，曾被选为副会长。深度的乡愁是他客居异域的痛，现在终于回到了祖国。欧华作协的一群很怀念这位老友，但也为他得偿还乡心愿而欣慰。 1984年谭绿屏由南京来到汉堡，她的父亲是知名画家，母亲是音乐家，家学渊源，她能画，用色新颖鲜活。能写书法，笔劲墨足，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谭绿屏也写得一手好散文。她叙事明快，用字简洁有力，曾出散文集《杨子江的水，易北河的鱼》，刚得了江苏太仓首届“月季杯”文学征文荣誉奖。 印象之中，土耳其是个少有华人去的地方，但欧华作协先后有两位会员住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蔡文琪在台北市世界新专电影编导科毕业后赴美。得美国纽约理工学院传播艺术硕士，又读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班。留学美国时认识了土耳其来的男友，相恋结婚，现住北京。她曾担任台湾《中国时报》、《欧洲日报》的土耳其特派记者，著有《TOGO土耳其》，于台湾出版。蔡文琪一离开，1982年就来了高丽娟。她毕业于台大中文系，曾任杂志编辑，到了土耳其也不稍闲，1988年获安卡拉大学汉学硕士学位，历任土耳其国立安卡拉大学汉学系专任讲师、土耳其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兼任节目编译与主持人。并积极从事写作，2005年以《走过黑海的女人》一文，获得香港主办的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征文人围奖。著有《土耳其随笔》、《从觉民到觉醒——开花的犹大》等书。 西班牙有个陆锦林，也是出国五十来年的留学生，他能写能说，而最精的是商场业务，为欧洲华侨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企业巨子。难得的是，纵横商场多年，他不改“文学人”本色，重义轻利，在作协需要支持时，愿伸出援手。数欧华文坛的拓荒者，少不了他。 赵曼本名赵曼娟,1983年到巴黎。她个性活泼，发展力强，平日从事房地产、股票、科技、绘画等，样样精通，亦擅写作。常运用丰富人生阅历，幽默奇趣的笔触，写出韵味无穷的文章。著有《版画名家金榜》、《巴黎曼陀罗》、《古董精品》、《巴黎心咖啡情》等。 杨翠屏，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于1974年留学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文学博士。在欧洲一直未停写作，曾为“中国时报开卷版世界书房”撰写法国书评三年，译有《见证》、《八位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巨孽评论》，其中《第二性:正当的主张与迈向解放》曾获得联合报非文学类最佳书奖。著作有《看婚姻如何影响女人》、《活得更快乐》、《名女作家的背后》、《谁说法国只有浪漫》、《忘了我是谁:阿兹海默症的世纪危机》等。 欧洲作家的发表园地 有了拓荒人，也得有待开发的土地，总把文章寄往台湾发表终非长久之计。一般侨胞也未见得像我一样能看到台湾寄来的报纸，而对中华文化的精神饥渴症是他乡游子的通病，何况欧洲华侨正在逐日增加，看不到中文的确是生活中的大缺陷。基于事实需要，两岸三地的报业集团都动脑筋在欧洲办报。香港星岛日报欧洲版于1975年创刊。中国新闻社发行的中文报，《欧洲时报》1983年创刊，台湾联合报系的《欧洲日报》创刊于1982年。由于欧洲地广国家多，邮费昂贵，这些报纸的分布范围并不广，除伦敦，巴黎等大城，并非随处可买到。能有机会重见中文报章，总是欧洲华侨的福音。但这都是后来的事。在《星岛日报》《欧洲日报》《欧洲时报》未出现以前，那段漫长的欧洲华文文学洪荒时代是怎么过的? 那时西德慕尼黑的华侨协会会长叫徐能。徐能并未受过高深文化训练，他的职业是商人，经营餐馆生意十分成功。因他对留学生们非常照顾，从日常接触中知道远离乡土的同胞需要甚么，便与留学生们合作，办了一份月刊式的杂志，以华侨协会名义发行，他本人负责募款，学生们掌理编务，免费赠送侨胞。因当时的德国分东西德，杂志取名为《西德侨报》,1972年7月创刊号面世。是欧洲创立最早的华文刊物。 已记不起何时开始按期收到《西德侨报》，只记得是厚度190页左右，约十万字，像普通书本一般大小的一本刊物。内容有《侨情报导》、《游学走廊》、《时事评论》，文艺创作占大半篇幅。文章水平不亚于报纸副刊，可读性甚高，最大特点是钢版油印，全靠手抄。娟秀的蝇头小字看了令人心痛，得费什么样的功夫!表现出的精神令人感动，但那时四面八方来的稿约已使我难以应付，就没有打算给他们供稿。 我与《西德侨报》接触始自1980年。当时长篇小说《我们的歌》正在《中央日报》副刊连载，气氛显得很热烈。《西德侨报》上忽然刊出一篇文章，意思是指这个小说的民族思想怎会如此强烈!该不是在传达某方意识吧!言外之意好像我写《我们的歌》是有任务的。这叫我如何受得了!于是写信去辩解，要求他们立刻更正，并将我的信在《西德侨报》上发表。当时的主编汪汪，是一位极有学养的女士，她很快的来信向我道歉，告诉我一些《西德侨报》的难处，末了说如果我能赐稿，将是他们的光荣。汪女士态度诚恳，我回信说:将把台湾登过的短文给他们发表。因此我的文字“来函照登”，于1980年7月第一次登在这份手抄的刊物上。[9] 1980年底，慕尼黑同学会请我去做年会贵宾，还要我与侨报编辑们商讨编务。同学会主席林信和的信上说，他们将给我寄一张火车票，并给租舒适的旅馆房间等。我回信说车票自己买，也不必租旅馆，如果哪位女同学能把房间借我一宿就好。这时海德堡的同学会也闻风来信，请我在慕尼黑完成任务后，去给他们做场演讲。那是我初次与留学生组织接触，先在慕尼黑的同学会演讲，次日与侨报编辑座谈编务。他们是一群极优秀的青年学子，现在记得名字的有苏永钦(笔名于杭)、张志铭、郑如晴，学成后都回了台湾，在政界学界表现突出。郑如晴在《国语日报》做编辑，出书数本，是位作家。 慕尼黑同学会聚餐由徐能先生供给，但除我这个客人外，每人要缴五马克。徐先生并不收这钱，而是用来做侨报经费。我到慕尼黑后乘火车去海德堡，演讲会散场后已是午夜，雨后初晴。一群学子送我回住处，走过湿滚滚的山坡，这是哲学大师黑格尔昔日常散步的一条小路。我们踏着他的足迹，在静夜的哲学路上谈着国事，我的心中感慨万千，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忧患真有千斤之重。 自那以后我和《西德侨报》时有来往。那些年轻的编辑们说:因付不起稿费，名家都不肯给稿。我安慰他们说:将来你们会自己培植出名家。万万想不到，后来欧华作协的作家，果然是当年《西德侨报》的主要撰稿人。最早（1979-1986年)在《西德侨报》上发表文章的有:龚慧珍，《当我们同在一起》,19?9年3月;莫索尔，《宗教、饭店、太极拳》,1979年4月;麦胜梅，《如何与幼童相处》,1979年12月;王双秀(笔名施仙)，《西柏林清凉艺展记》,1980年7月;余心乐，《国片发展的新契机》,1983年12月;杨玲，《海外拍戏记》,1984年6月。 王双秀在1983年11月写了一篇《去来皆是温情》，纪录尚在柏林求学的她，给林海音与符兆祥等“著作权人协会”代表做翻译，相处数日的经过。林海音经王双秀看到《西德侨报》，大受感动，并介绍到台湾文坛。[10]《西德侨报》与欧华作协关系密切:华弊(谢盛友)、潘绳怡、池元莲、赵曼、邱玉、谭绿屏、张筱云、黄鹤升、杨蔚云、郭名凤等，已成文坛一家的欧洲华文作协会员，都曾是《西德侨报》的作者。1993年，欧华会员张筱云接掌主编，并改为计算机排版。两德统一后《西德侨报》更名为《德国侨报》。 2004年8月《德国侨报》终因财源无继停刊。张筱云在《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文中说:德国侨报虽已停刊，但走过一段值得称道的辛酸历史，侨界永远不会忘记。[11]其实永远不会忘记徐先生功德的岂只是侨界，欧洲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也会永远记得。三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侨报提供了一块给文学作者练笔发挥的园地，这群人成了今天欧洲华文文坛的中流砥柱。徐先生曾说自己是一个没有高深文化的平凡人，他却做了许多有高深文化的人也做不到的不平凡的事。 1982年12月16日创刊的《欧洲日报》，副刊园地广阔，欧华作家无不欣喜，大家纷纷热心投稿，欧华会员杨允达曾任《欧洲日报》主编。我的长篇小说曾在台湾的(中华日报》，美国的《世界日报》和巴黎的《欧洲日报》同时连载。记得那时欧华作家的写作情绪特别浓，副刊上尽是欧洲华文作家的名字。1991年欧华作协成立大会时，《欧洲日报》用整个版面给出作品专刊，还在新闻版上用半版的篇幅报导。总之，欧洲日报副刊是欧华作家最喜爱的文学耕耘地，正因如此，当1992年6月，欧洲日报突然宣布副刊停刊时，造成大家极大的失望。 如今一切已成过去，《欧洲日报》已于2008年8月31日起停刊。自1982年创刊，至2008年停刊，拥有二十七年历史的《欧洲日报》，终抵不过外在环境的变化，网络新闻媒体的普及，造成销路和广告的流失，而永久停刊。 《德国侨报》与《欧洲日报》的停刊虽令人遗憾，却未造成震憾。因为多处欧华会员已在编自己的刊物，如奥地利俞力工编《欧洲通讯》、奥地利常恺主编《欧华》杂志、瑞士颜敏如主编《瑞士侨讯》、捷克李永华主编《捷华通讯》、匈牙利李震主编《中华时报》、德国黄雨欣主编《新新华人》等，名目繁多不及细载。这些刊物都辟有文艺园地，供同仁们发表文章。其实年轻一辈的会员，尽是玩计算机的能手，更喜爱网络文学，都有自己的部落格或是网站。他们并不热衷于把作品寄去投稿，也不忙着出版书，情愿让读者上网欣赏他们的心血之作，以期待直接的回响。 写到此处，有个叫谢盛友的会员必要一提。他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山大学德文系毕业。1988年独自乘火车经过蒙古、苏联、波兰、到西德巴伐利亚自费留学，1993德国班贝格大学新闻学硕士。著有《微言德国》、《人在德国》、《感受德国》，因经营快餐店成功，还写了一本书名《老板心得》的杂文集，干劲之旺盛令我吃惊。但更令我吃惊的是他独资办了一份刊物，名《本月刊——European Chinese News》。 《本月刊》1999年9月在德国班贝格(Bamberg )创刊，每月发行一万八千份，容量约十万字，纯营业性，有12页版面刊登随笔、小说、散文、杂文等，欧华作协有数位同仁，如穆紫荆、高蓓明等为《本月刊》主要撰稿人。其资金来源主要靠广告和订户，销售收人有时需要自己的餐馆补贴。现有两千多固定订户。发行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瑞士等欧洲12个国家，欧洲各大图书馆和大学汉学系均有收藏。在《本月刊》发刊的同时，谢盛友还创立了华友出版社。在出版业如此萧条，报刊难以维持的今天，本月刊和华友出版社仍可平稳向前发展，不能不说是奇迹。谢盛友目前正沉醉于写微型小说，计划完成100篇，出版《谢盛友微型小说集》。 由上面的叙述，即知欧洲华文作家协会里，不光是有作家，而是有与华文文学相关的多种人物在内。 1980年代中期，我去西德开会，有位叫叶凯的华侨出版商来访。他自我介绍说开了一个叶氏出版及印刷有限公司，目标是想把海外华文文学的杰出作品，有系统的介绍给西方，且认为目前最好而令他感动的小说，就是《我们的歌》。他想找人把《我们的歌》翻成德文出版。我闻之心喜，因那时正有瑞士出版社跟我接洽:他们想把我的四个短篇小说《湖畔梦痕》、《风，雪，流浪人》、《王博士的巴黎假期》、《韩森太太的一天》出一本德语小说集，但不认识翻译中文的人，我必得自己翻译了交稿给他们。我为此很苦恼，自己没有能力翻译，也不认识任何有能力翻译的人。一个孤军奋斗的华人作家，虽有打开局面的决心，实际上是难得不知从何着手。此时叶凯说有翻译人才岂不正合需要。我便说不妨请他先代找那位搞翻译的人，把四个短篇翻成德文，以便让瑞士出版社先出短篇小说集，然后再由叶氏出《我们的歌》。叶先生闻我言大不同意，说《我们的歌》六十万字，由翻译到出版需要数年时间。一个作家最好把作品交给同一出版社发行，加深读者的印象。他要求我把短篇小说集也让他的叶氏出。而他最后的一句话令我震憾:一个华人要把中华文化融人西方是何等艰难，我是抱着倾家荡产的决心来办出版社的。如果像赵女士这样的人都不肯支持，哪还有别人理睬! 我只稍做考虑，便当场将四个短篇和《我们的歌》翻译权一并交给他。另方面也回绝了那家瑞士出版社。后来有朋友听说此事，都认为叶氏发展有限，我处理不当，损伤了自己的利益。但1978年初，叶凯把翻成德语的短篇小说集《梦痕》 (Traum-syuren)在西德出版。1996年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德文本也出版。可惜只是上册，下册还不及出版，1999年叶凯先生就去世了。叶凯是欧华作协会员，曾倾家荡产地从事出版事业。他不是最成功的出版人，却是最投人、最努力的出版人。我把作品交给他出版，且支持过翻译费，并不后悔。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成立 欧洲华人社会在生态上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是近三十年的事。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台湾的注意力也不再只集中于美国，两岸都有大批的留学生涌向欧洲。其它方面的交往，譬如经贸、科技、艺术和文化方面，也渐渐的有了接触。对欧洲人来说，中国不再只是地理上的名词，而是与之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实体。欧洲各国华人数目都大量增加，华侨社会的结构，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变化中的新侨社里，知识分子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有爱好文学、以写作为专职的，因此我觉得诺大一个欧洲，也应该有个华文文学的文坛。仅靠三两个出名的作家是称不上文坛的。文坛如花坛，要有四季盛开经久不断的红花绿草。那应该是一伙爱好文学的人，共同耕耘的美丽园地。 由欧洲的华文报刊上，我读到许多旅欧作家的作品。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国，繁忙工作之余，偷闲默默耕耘，写出汹涌在胸怀中的感情、感想、感觉、对人生的期许与兴叹。字里行间看得出，这个写作的族群，是孤单而寂寞的。如果组织一个文学会社提供以文会友，相互切磋的机会，应该会得到支持。但我仅知他们的名，不认识人，更不知住址，只好大海捞针一般，写信到各国的相关机构请求帮助找作家。发出的数十封信少部分有回音。偏远国度，如北欧诸国和希腊和葡萄牙等，都回信说当地没有华文作家。但也有几个国家，如法、德、意、比利时、西班牙等国比期待的更多，遗憾的是他们也只知其名，却不知住在何处。于是我再写信去拜托协助，研究联络方式。那一年里，一向懒得写信的我，少说也写了上百封的信，另加无数个长途电话解释，在那个两岸交往还不像今天这样畅顺的时代，我的“在欧洲华文文学的大前题下，不管他和她从哪里来，都是我们的文友”的言论，无可避免的会引起很多人的疑虑。说服那些作家成为会员不是易事。 1991年3月16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与摸索之后，“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在巴黎成立。建会的筹备工作，是当时的巴黎会员执行，我则每天以电话联系。属于欧洲的，具有欧洲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终于具体有形地诞生了。这是欧洲有华侨史以来，第一个全欧性的华文文学组织。 成立大会原订于三月初。因为突然听说写小说的郑宝娟在法国，以文学创作和电视播报双得名的睦潞平在英国，我便决心要找到他们，将会期推迟来等待。有人问我为何要如此，我的回答是:我爱才。成立大会没有他们的名字是遗憾。结果这两位早慧的作家终于被找到。那时郑宝娟32岁，已出书数本，她在读大学二年级时，以长篇小说《望乡》惊艳文坛，睦潞平是畅销书作家，知名媒体人，在台湾家喻户晓，那时30岁，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郑睦两人是当时年纪最轻的创会会员。创会会员64人，除吕大明和余心乐外，我与其它人都是在建会当时初次见面。 余心乐原是瑞士苏黎世大学学生，后来留下就业，相识多年。但我从不知他会写文章，直到有朋友听说我在组会，告知“欧洲日报上的推理小说《松鹤楼》是朱文辉写的”，我才知他有一笔名叫余心乐。与吕大明见面，是因为创建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已奔走策划数年的符兆祥先生，得知我正为成立欧华作协在作筹备，要到欧洲看看究竟，若是情况合适，便拟将欧华纳人在未来的世华大家庭之内。约好在巴黎相见，我应允一定邀到旅法作家吕大明。巴黎商谈后都觉满意，当即决定欧华为世华的洲际支会之一，欧华成立后，总会将给予支持。那是我与吕大明的初次相见，与符兆祥则于80年代在台北有过一面之雅。欧华成立大会之时，符兆祥和那时的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梅新先生，远从台北光临来做嘉宾，使我们的成立大会生色不少。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诞生，受到国内外文化界的重视。大会成立当晚举行餐会庆祝，把一个中餐馆的一层楼包了下来，连来宾共一百多人，还请来国乐家演奏，伦敦的华侨京剧票房来表演清唱。费用多为我从各相关文化机构募来。第二天欧洲日报和台北联合报副刊以全版给出专刊。都认为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成立，很有气势和意义。 我那时每隔一两年就跑趟大陆，认识不少文友，《四海》杂志的主持人白舒荣女士是最早相识者之一。她的文采，能干，特别是在那个年代大陆尚不流行的帅气，都令我欣赏，于是成了朋友。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之时，她表示支持与鼓励，给出“欧华专辑”，于是欧华作协会员的作品，得以首次集体走出欧洲。 那时汕头大学陈贤茂教授正在编写《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到1993年出版时“欧华作协”的名字就出现了。到1999年，以陈贤茂教授为主，吴奕铸教授为副，带着一个班子编写的《海外华文文学史》问世。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所占的篇幅大了许多。可惜那时欧华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还没写出来，譬如我的长篇小说《赛金花》，陈教授还没看到，无从评起。但陈教授写的那篇《赵淑侠小说创作论》广被海内外研读赵淑侠作品的人士引用。在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做二十年回顾的今天，我特别要说声感谢: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和陈贤茂教授，那么早就注意到欧洲这群与两岸文学界没有任何渊源，又没有文坛显赫人物给予提携吹嘘，也不属于文学界的任何派系和圈子，仅凭自己对文学的热情默默书写，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成的这个不算大的会。 在成立大会的前夕，我们郑重其事地制定了会章，其中有一条是:提携后进培植新人。我认为这一条非常重要。由于本身的经验，我认识到海外华文作家生存之不易，而我们这些会员都是第一代移民，当这批人退下之后谁来接手?欧华作协既已成立，就当代代相传，屹立于世。承文友们的信任，一致推举我为首任会长，从扛起担子的第一天，我就注意这个问题，凡事广征群议，让大家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同时也鼓励文友们多创作、发表、出书，不断地与当地的主流文化团体，或大学的汉学研究部门合作举办活动。 我的作风是，用人不疑，如果交给谁办什么事，只给个大原则，其它一切就放手交给办事人。1993年的二届年会与苏黎世大学合作，在瑞士首都伯恩举行，由秘书长余心乐筹划。1996年三届年会在汉堡召开，与汉堡大学合作，由德国理事王双秀任主办人。全是独立作业，结果也都是尽善尽美。我们的信条是无论何人，一定按照会章办事，譬如19%年我已连任两届会长，理应改选，但会友们对我感情深厚，颇有要我继续做下去的提议。我则说会章制来就是要人遵守的，任何人不可坏了规矩，何况六七年里已储备了不少人才，可能他们比我做得更好。结果选出了余心乐，他果然做得有声有色。 现任会长俞力工，祖籍浙江，生于上海，幼儿期随父母迁居台湾，初中毕业后出国。却一直坚持用华文写作。他是欧华作协的创会会员之一，对这个组织有最大的关怀，是一位作风开放责任心重的主事者。 欧华会员的书写特色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最高记录不过七八十人，加之会员的流动性很大，难免给人一种势弱力薄的感觉。可我要说:由于客观环境，和一些拥有数百会员的文学组织相比，协会本身结构自是不够庞大，但若论在文学上表现出的力量，却不亚于任何人数众多的地区。而且会员们的作品文类，也不都拘泥于传统格式，出奇制胜的多样化，常令人耳目一新，受到读者的喜爱。举例说明: 〔一〕池元莲，祖籍广东，1940年生于香港，1952年随父母从香港迁居台北，台大外文系毕业后，获得德国政府奖学金留学幕尼黑研读德国文学。再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进修硕士。曾任职德国电视台，柏克莱国际研究所研究专员。1969年与丹麦人结婚长居丹麦四十余年。 池元莲1970年代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用英文写的《春之影》，被美国印地安那大学选为当代文学读物。1989年又在新加坡出版英文短篇小说，《黑色秘密及其它奇异故事》。[12]池元莲自幼学习英文，基础厚实，一开始便发展顺利。但她在1990年代初，年逢天命之际，忽然要回归中华文化，从此用华文写作。并于1993年人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成为欧华作协一员。数年来池元莲出版散文集《欧洲另类风情》、《北欧五国》、《北欧缤纷》、《钻石人生》等。但她最出人意表，也最有贡献的是一系列“性学文学”的作品。 “性”在文学中本不是禁题，西方文学姑且不论，只说在华文文学的领域，特别是小说作品中，描写男女性爱已是最普通，甚至是不能避免的事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性乃人类产生的根本，文学即人学，既是人的普世行为，出现在文学中也很自然。目前令人忧虑的是，有些也算文学的出版品，为了市场销路，故意哗众取宠，做庸俗而过火的描写。文不一定要载道，但不应该害人。我们中国人向来讳于公开谈性，其实性教育性知识对于一个人，特别是对成长期的少年人，非常重要。他们一生的不幸，往往源于对性的无知。 基于这些想法，池元莲答应了著名的性学领域哲学博士，美籍华裔学者阮芳赋教授之遨，为他在台湾所创立的“万有性学文库”，写一系列的性学专书。她的《中学生性教育:家长读本》、《两性风暴》、(性革命的新浪潮:北欧性现状记实》、《多元的女性》、《性、爱、婚全面剖析》都属于这一系列。 池元莲可称是文学科班出身，对文学也有一定的使命感，一心要把性学教育、性科学、性心理学等学术性文类，提升到纯文学的境界，在华文世界普遍推广，惠及大众。池元莲做得十分成功，几本书都以散文形式写出，用词优美而平实，都很畅销。尤其是《两性风暴》最受读者欢迎。新浪网将《两性风暴》全书转载，点击数近两百万，其它的网站，从北方到南方也都纷纷转载或连载。身为女性撰写性题材，难免被观念保守者视为怪异。但一向自主性和自信心坚定的池元莲，岂会受到丝毫影响，她只知要做她认为应该做的事。 〔二〕欧华现任会长俞力工，曾在大学任政治学教授。他1964年因父亲职务关系，离台赴奥地利，在奥地利读过高中，1966年赴美国上旧金山州立大学。奥地利与大陆建交为1971年，1960年代的外交关系对象是台湾。身为大使之子的俞力工倒顾不了那些，他民族思想强烈，当时海外的“保钓运动”正风起云涌，年轻的俞力工立即投人，因此他初次发表作品，居然是在1971年的美国加州湾区保钓刊物《战报》的第一期上，以对外联络员的身份写了一篇有关钓运发起经过的报导。用的是笔名，文章题名已不记得，能确定的是，他的文学生涯由这篇文章展开。 借俞力工自己的话说:这以后就边写、边学。后来俞力工返回欧洲，先后在维也纳大学、西柏林自由大学、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系、社会学系学习与研究。1990年开始使用本名写作。多年来用德、中语文不断发表文章，作品散见于各报纸杂志。也在网络上写专栏，成书作品有《后冷战时期国际纵横谈》，《反恐战争与文明冲突》等。 俞力工的作品文风独特:无以名之的文体，中国、外国，东方、西方，他总在观察、比较，带一点批评、提一些意见。我看他对这个世界可真是关怀。他不写小说(只偶尔写点微型小说)，不写抒情散文，可又不是论文，杂文。只看他那些文章的题目:《为何要把中国商品妖魔化?》、《同步毁誉是怎么炼成的》、《浅谈一个千古绝问“西方媒体自由吗?”》、《西方谋士的理想世界与另一世界的阵痛》、《中国落后的秦汉根源》、《评瑞士的公民投票》、《非洲大湖区灾难背后的资源争夺战》……瞧他的关怀面有多广!从秦汉时代的古中国，到今天的非洲大陆，他都有精专的研究和分析，在一篇题为《文化复兴与告别蒙胧》的文中他说:笔者必须强调无意否定西方社会近400年来的成就。以科技为例，尤其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世界已经是所向披靡，也正是在此世纪的后50年，其它文明圈相继一败涂地，由是深深让中国的有识之士领悟到中国不止是国防无力。甚至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里就缺少“力”的筋骨(梁启超首先提出卜·…如今，中国无论在国防力量、经济综合实力，甚至体育领域里都可跻身强国之林。可当国人自然产生“文化走出去”的冲动时，顿时发现随着“打倒孔家店”、“阶级斗争”、“不断革命”，一并糟蹋的是整个传统文化价值，由是面对着“孔武有力却斯文扫地”的窘境。于是乎，每个踏出国门的同胞都会懊恼地察觉，全世界不排队、不规矩、有文化而不尊重、自大又自卑的就只有中国人，而这样一个扭曲的民族，文化又怎么走出去? 俞力工的忧患意识可以用重如山来形容。可喜的是他不沮丧，不妄自菲薄，总试着琢磨出良方: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社会的长足进步是从一本经书、一个庙堂里走出来的，因此必须借鉴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取长补短、海纳百川;最后，笔者既反对把外国的历史当作自己的历史，也反对把外国的体制照搬到中国。然而不论国家体制如何建树，“治人手段”如何部署，最起码的要求是，各级、各部会必须由专业界公认专家领导，彻底告别摸石头过河的蒙胧时代。 这篇文章只是千中取一的范例，但绝对能代表俞力工的所有作品的调子。因此我给他的作品定位为“阳刚散文”。此外，对一个少年期就远离故土的人，有这样的认知与思想，是值得尊敬，也让我们感动的。 〔三〕余心乐，本名朱文辉，广东台山人，1948年生于台湾台东。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德文系毕业，于1975年前至瑞士苏黎士大学，博士班研究传播学及社会心理学。他自少年时代就迷恋推理文学，写作近30年，始终未离开侦推文学和犯罪文学的范畴，作品已达数百万字，第一个短篇小说《两重影子》以“杜康”笔名发表于台北《纯文学月刊》，后被收人“纯文学好小说”专辑里。[13]翻译作品《人算不如天算》、《轰出酒吧》、《望远镜中的海滩》、《我的手杖》、《女人呀女人》、《所有的动物都到齐》等多个短篇小说。其中属于侦探和非侦探的各占其半，其它还有些零星作品，开始用笔名余心乐，发表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台北各报章杂志。时间都在1975年6月以前。 余心乐真正开始创作推理小说已是1988年，到达瑞士13年之后。他创造了一个聪明机警的中国青年，台湾来的留学生张汉瑞。当西方刑事警察局的探长在侦案过程中遇到解不开的瓶颈死结时，便找对推理有特殊敏感度的张汉瑞协助。结果张汉瑞连续破获苏黎世市两宗命案。第一宗是中篇推理小说《松鹤楼》，[14]“松鹤楼”为一家中国餐馆的名字，却发生了命案。张汉瑞大公无私，让好人不冤枉，坏人得惩罚，展现华人智慧形象。坦白地说，从余心乐的第二个中篇《生死在线》[15]我才看出他创作推理小说的深厚功底。一桩神秘谋杀命案，居然发生于行驶在苏黎世与日内瓦之间，两串行车错车时的几分钟之内。作者把车行速度，一路停站时间，人的动作的最快可能，都掐得分秒不差。把犯罪人的心理摸得那么透，真是叫人不服气也难。 余心乐创作的推理小说甚多，受到重视。并被日本的“角川书店”翻译成日文、德文、瑞士文等。有好长一段时间，余心乐是在一片东洋风及欧美推理小说盛行之下，唯一的台湾本土出产的推理文学作家，是个不能被忽略的名字。他的目标是要把侦探推理小说由大众小说提升到纯文学的境界。 〔四〕丘彦明，原籍福建上杭，生于台湾，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1988年，丘彦明远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油画系进修艺术，不料竟与来自四川的工程师唐效恋爱，两年后结婚并定居荷兰。她曾任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编辑，联合报副刊编辑，联合文学杂志总编辑等。著有《人情之美》、《浮生悠悠》、《家住圣·安哈塔村》、《荷兰牧歌》、《踏寻梵谷的足迹》、《翻开梵谷的时代》、《一个成都媳妇的龙门阵》等作品，并屡屡获奖。丘彦明除自创外，也与唐效合译多本西方名人传记，如《玛丽·居里》、《蒙特梭利》、《泰瑞莎》、《海伦·凯勒》、《圣雄甘地》等。 丘彦明学画也有成。她绘画创作以油画、丝画、水墨为主，除举办多次个展并参加不少联展，已进入主流社会艺术界，为荷兰Artifex画会和荷兰A1teller' 84画会员。她还弹了一手好钢琴，通过比利时钢琴高级考试认证。 〔五〕白嗣宏为欧华作协具代表性的会员之一。他出生于河南开封。1961年毕业于苏联国立列宁格勒大学语言文学系，主要从事俄国文学、俄国戏剧和俄国国情研究。1962年起开始发表作品。曾任教于国内多所大专院校，教授戏剧或外语。1988年起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同年应聘赴苏工作并移居莫斯科。 对我们来说，俄国算得偏远地区。但在那儿很早就有中国作家，第一位是诗人萧三，上个世纪20-30年代在苏俄很有名，参加过1934年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主编《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第二位是作家兼翻译家、记者戈宝权。目前在俄国的华文作家以白嗣宏来得最早(1988年)，后来李寒曦和李静相继来到，他们三位是在俄国仅有的欧华会员。 据白嗣宏描述，他们那儿没有可以发表作品的华文刊物，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华文文学活动，如能有几个文学爱好者聚在一处谈谈，便是精神上莫大的安慰了。白嗣宏在这样寂寞的环境里，却创造了丰富的文学成果。他是位集翻译、创作、析理、有多方面成就的作家，已出版戏剧译作有《列夫·托尔斯泰戏剧集》、《果戈理戏剧集》、《阿尔布卓夫戏剧选》、《万比洛夫戏剧集》、《苏联话剧史》。小说译作《三伙伴》、《当鲸群离去—现代传奇》、《浆果处处》、《一年四季》、《同名者》。主编作品《外国抒情小说选编》(12卷)、《当代苏联文学丛书》(16卷)、《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外国抒情小说选集》12卷、《茵梦湖》、《舞姬》、《黄玫瑰》、《田园交响曲》、《牧童与牧女》、《魔沼》、《红帆》、《都会的忧郁》、《魂断威尼斯》、《蔚蓝的和湖绿的》、《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俄国文学批评史》、《牧羊神》、(路加》。原创作品有散文、杂文、论文《飞花时节会知音》、《俄国与两岸三地四角恋》、《民主俄罗斯换了人间》、《俄变色十年甘苦难言》等百余篇。白嗣宏为典型的学者性质作家，俄国文学专家，亦可称为翻译家。著作等身，不仅丰富了欧华文学的内容，也有助于增加了欧洲作协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贡献。 欧洲的新移民文学 新移民文学是始于北美，近几年来才兴起的一个文学名号。指的是因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留学潮和移民潮，在北美寻求安家落户的过程中，所萌生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其实不仅北美有，世界各大洲都有。新移民文学的写作者，也不只限于大陆移民，台湾、港澳、东南亚，凡是80年代中期出来的华人作家，也不论他写出的作品是否与移民相关，只要是这个时段出产的作品，便可属于新移民文学。如此算来，欧洲的新移民文学作家群人也不少，试举出数位具代表性的: 林奇梅于1987年自台湾移民英国，定居伦敦，因是银保系毕业，在银行找到职位。稳定的生活不能满足她的全部追求，移民生涯需要奋斗。进伦敦柏贝克大学研修西洋艺术史，开始动笔写文章，笔耕极勤。已出版散文集《伦敦寄语》、《厝鸟仔远飞》、《美的飨宴》，少年儿童小说《稻草人杰克》、《稻草人迪克》、诗集《金黄耀眼》、《青草地》等等。林奇梅的作品，绝大部份属于儿童文学，她认为:孩子们在成长期需要好的读物。曾先后五次荣获台湾侨联文教基金会的文学奖项。已写好的《老田巷诗集》，《晨曦散文集》和英文诗集《Chestnuts》预计2011年出版。林奇梅是我所知的最努力的新移民文学作家。 西班牙本有多位欧华会员，如莫索尔、林盛彬、张慕飞、黎万棠、王安博、马慧娴、都新菊、张淡浪等。但经过漫长的二十年，人事多变，有的离去:如优秀的诗人林盛彬，一旦学成便回到故乡去执教。又如做过会长，能用中、英文、西班牙文写文章的大老莫索尔，已几近停笔。如今西班牙写得最勤的华文作家，无疑是祖籍河南，出生于四川，1994年来到马德里的张琴。张琴生于1956年，曾是下乡知青，她凭着努力与毅力，终于拿到西北大学新闻系函授结业证书。争取到做她喜爱的文化工作。出国前一直任记者，移民西班牙后仍任记者，同时也为多个华文媒体撰稿，已获多次文学奖，出版纪实文学《地中海的梦》、《异情绮梦》、散文集《浪迹尘寰》、《田园牧歌》、《琴心散文集》、《秋，长鸣的歌》，诗集《天籁琴瑟》等。《地中海的梦》已传至世界四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被美国三大图书馆收藏。 颜敏如，台湾高雄市人。1983年出国后，往返于台湾和瑞士之间，1989年才在瑞士定居。为了增强德语能力，于1997参加汉堡的一个德语写作函授班，每个月交文章一篇，持续两年。所以她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此时此刻我不在》，是用德文写的。随后又自行译成中文，花费过许多心思。 这部只有十万余字的长篇，伸展的时间和空间甚广，从1927至1968，跨越东西两个世界。事件轮番穿插在台北、香港、伦敦及苏黎世四个大城。以几方面相关事件的连结，带出特定的时空背景。四十年的沧桑岁月浓缩在十万字里，布局必然要费番心思。这一点正可看出作者经营长篇小说的能力和气势。她刻意避免传统的平铺直述，白描或大段形容。运用跳接方式，让情节穿插飞跃，极收简洁有力之效。语言方面，采取台语国语并用，灵活而跌宕生姿。明的一面是增强了美学效果，隐藏在背后的，是作者的忧患如山重，故乡台湾的未来如何!是她心上的巨石，焦虑感溢于言表。虽然我并不全认同她的思想，但见她对遣词用句的细心和考究，觉得有成为未来大小说家的条件。颜敏如有个人网站“从瑞士出发”，已写了近八十万字。她的第二本书《拜访坏人，一个文学人的时事传说》去年问世，下一个长篇小说叫《英雄不在家》正在酝酿出版中。 1955年生于山东的李永华，出国前做过汽车装配工、服过兵役，学过电子、哲学、农学、法学。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任职期间，主持人参、西洋参储存保鲜研究，获得成果、参与其它果蔬研究，发表论文和科普文章。1991年严冬到匈牙利、次年4月到捷克，已往的经验是宝贵的资源，帮助他奋斗出生命中的春天。如今的李永华是成功的商人，他开农场、饭店、咨询、中介服务。主持创办捷克华文刊物《商会通讯》和《捷华通讯》，任捷克金桥有限公司总经理，还用笔名老木写起文章来。小说、诗、散文、评论，什么都写，目前是欧洲华文作协副会长。 老木也和时下的青年人一样，偏爱网络文学，他写了近两百万字，包括大约150首诗、60篇散文、80余篇中、短、微型小说、120篇评论。他的作品富思想性，哲学意味浓，自成一格。一个身为公司总经理的人，熬夜写了这许多作品，何等难得，足见其对文学喜爱之深。但他除有人邀稿时，作品登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刊物上外，竟没有个人的专书出版。在阅读方面我是个较传统的人，认为网络文学永远代替不了真正的书。李永华同意我的话，决心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将网络上的诗、散文、小说等都付印出版。 黄雨欣1966年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医学院，1992年来到欧洲，定居德国柏林，由此展开写作生涯，至今出版著作有随笔散文集《菩提雨》、《360分多面人》、《欧风亚韵》和小说集《人在天涯》。黄雨欣的写作基调仿佛是随心所欲，散文内容多为平时所闻所见所感，至于小说，借她自己的话说:“灵感是被身边有太多的真实事件所触发，不写出来就有要被憋疯的感觉，中国人在国外生活太不容易了，每个人就是一本厚重的小说。” 这话说的不错。小说集《人在天涯》中的十篇小说，都可成为一本厚重的小说，她只是把故事和人物浓缩了。黄雨欣写小说笔调锋利，挥洒自如，豪爽而无丝毫闺秀气。她的小说不悲也不喜，而是无奈。特别是中篇小说《异乡无奈客》，把当今一些生命探险家的欲念、茫然、焦虑与无奈写得很透。希望黄雨欣继续写小说，她会成为一个小说家。 黄鹤升自称天涯海角(海南)沦落人，于1990年由大陆到德国，现居巴伐利亚。他还说自己是“文坛三无人员”:无学历、无头衔、无所称谓的游民写手。态度和言语都颇见潇洒，也太谦虚。其实他已拥有很多，出版有短篇心说集《圈圈怪诞》、理论《通往天人合一之路》和《孔孟之道判释》三本著作。两本理论著作都获得台湾侨联总会文化基金会人文科学论著佳作奖。此外他还是个成功的商人，很切合目前流行的儒商身份，是新移民文学领域里较成功的一员。 郭莹，英籍华人，国际问题评论员，专栏作家。为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和新加坡、欧洲等地的数十家媒体报导西方世界时事。郭莹主要著作为纪实文学。著有剖析欧洲社会、文化的《欧洲如一面镜子》、环球旅行的纪实作品《相识西风》，及记录西方人中国经验的纪实作品《老外侃中国》。她的文字诙谐生动，读来有趣，均荣登畅销书排行榜。郭莹曾荣获“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征文奖”亚军，及其它数种文学奖项。 穆紫荆，原名李晶，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7年到德国，曾任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的教学助理。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于国内外的报刊杂志。笔触专注于海外华人的生活与心境。在网络上读过她的散文集《沁茶小叙》，为清丽的抒情小品，得江苏太仓首届“月季杯”文学征文荣誉奖。 高蓓明，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1990年底转往德国。在德期间攻读了外贸专业，并在一些企业短期工作。业余时间完成了台湾中华函授学校的文学课程和海外学人培训网的神学课程。进修之余不忘写作，已发表多篇作品。 林凯瑜，来自台湾，曾在日本京都攻读日本文学，但依她自我介绍的话说:读了两年，遇到波兰来的先生，一时对东欧起了好奇之心，就弃学当波妇去了。她于1999年在华沙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同年在华沙经济大学任教至今，忙碌生活之余坚持写作，以写散文为主。 方丽娜生于中国河南商丘，1998年到奥地利留学，后定居奥地利维也纳，曾任《地球村》杂志副主编和《中国人报》主编，散文(云中漫步》获2005年《欧洲新报》举办的“全球华文征文”一等奖。著有散文集《远方有诗意》。 文俊雅1975年生，来自大陆，刚在伦敦念完硕士，意犹未尽，似乎想攻读心理学博士。她擅写散文，《昨夜曾飘雪》、《轶事就在身边》、《母亲》、《伦敦奥运火炬传递》、《伤逝》等等，前途不可限量。 任教于Wuerzburg大学的邱玉，从1989年起，就一边教书一边写散文。 现住俄国的李寒曦来自云南，文字功底好，笔头老练，写作甚勤。散文，随想，杂文，小说都能写。可是和常凯、黄世宜、穆紫荆、高蓓明、林凯瑜、于采薇、邱玉、文俊雅、2003年到德国的郑伊雯等一样，只顾各处投稿，散打，在网上发表作品，并不热衷于做出版社的主顾，很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新人类作风。始终令我们悬念的，是华人特别稀少的北欧几国的文友:挪威的程任明、瑞典的李洁人、芬兰的秦大平。在那些华人稀少的国度里，他们都在寂寞而努力地默默耕耘。1957年出生的秦大平，1984年从大陆赴芬兰西贝柳斯音乐学院作曲系留学，师从名家E.海曼涅米、M.林博格(MagnusLindberg)等深造，获硕士学位。1997年和2003年成功地在赫尔辛基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内容包括交响乐、室内乐、声乐和计算机音乐。音乐之外他另一工作是文学创作，尤其爱写游记和杂文。发表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法、德等报刊杂志上。 欧洲的这群炎黄子孙，远离故土与亲人，在天之涯地之角，无声无息的洒下中华文化的种子，有谁知道?欧洲的新移民文学作家还有多位，无法一一介绍。可以确定的是，新血增加迅速，表现亮丽，不愁后继乏人。 欧华作协做了些什么 我们这群身负中华文化“包袱”，多少受到一些住在国文化特色的熏陶，既不同于母国的本土作家，也不同于侨居国的作家，仿佛已习惯了以这两种特质的混合观点来看人生，看世界的热爱文学的“边缘人”想做什么?创会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该不是要用笔杆子起义吧? 我们当然不是要起义，而是要做事，想叫显得有点冷清的欧华文坛兴盛起来，想让主流社会知道，在他们的国土上有用方块字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的东方移民。世界很大，华人的移民潮方兴未艾，我们想与别洲的华文作家接轨，希望有华人处就有华文文学。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要营造一片园地，有效的提携后进培植新秀，避免重蹈“天狗社”当时兴旺一阵而后继无人的顶辙。我们打下这点根基多么不易，一定要延续下去。 二十年的山山水水，欧华作协走过的路很漫长，我们到底做了点什么吗?虽然我们有心，周围的环境是否能任我们挥洒自如?正如我们会中年纪最轻，受过最专业的文学训练的会员黄世宜写给我的信上所言:欧洲不像东南亚，不是美加澳，是西方文明艺术的发源地，移民政策也抓得更紧，这里的华人有更深切的惆怅孤寂感。在这片处处是文采的大地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文化做些什么，需要加倍又加倍的努力。 当我认真地回顾来时路时，发现我们这群除了胸中有份热心，手中有只笔，并无其它别的实力的文学忠实信徒，还是做了一些事:“欧华”培植出自己的作家，余心乐、俞力工、郭凤西、黄三、麦胜梅、王双秀、杨玲、谭绿屏、林奇梅、颜敏如、黄雨欣等在加人欧华作协之前都没有出版品，如今不但都出了书，还致力于网络文学创作。练得能编能写，成了文坛的活跃份子。我们想与别洲的华文作家接轨，也完成了一些心愿:欧华作协每两年举办一次双年会，并尽力争取与当地的著名学术机构合作，以求在自己选择的新乡里，广交天下志同道合的文友，找寻文化的对流与融合。1992年在瑞士伯恩的年会是与苏黎世大学合作、1996年在德国汉堡开会，与汉堡大学同具名、1999年与维也纳汉学界合作、2005年与匈牙利汉学界合作、2047年与捷克汉学界等合办文学研讨会、2009年在维也纳召开第七届的年会，是和中国内地专程组团前来的文坛先晋们进行交流与合作。 欧华作协成立之后，遵守“增强旅欧各国华文文友之联系，以笔会友，相互切磋，发扬中华文化，进而协助旅欧华文作家融人世界华文写作社会”会章宗旨，多次组团参加世界性华文文学会议。而且从一开始就没忘记作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文学创作。邵玉铭教授担任台湾的新闻局长时，曾资助支持我，邀请两位瑞士作家到台湾做文化交流访问。 欧华作协自协会成立以来，已经出版了三本会员文集。第一本《欧罗巴的编钟协奏》于1998年出版。2004年的《欧洲华人作家文选》为第二本。2008年，第三本会员文集《在欧洲的天空下》也出来了。今年——为了纪念创会二十年，居然大手笔的建立了“欧华作协文库”。 欧华作协无固定经费支持，能保持正常运作良性发展，会员们不断创作新篇，按时召开年会，举办或参与文学活动已属不易。坦白的说，像创建文库这样的大动作，是我在发起组织这个会的初期，从未明朗地出现在蓝图之内的。如今“欧华作协文库”已然诞生，顾名思义便知:“文库”的目标不是只出眼前几本文集，而是要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作，不论会员们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合出专书，也不论是哪种文类，只要是欧华作协会员的作品，都可收人文库之内。第一批四本，类别多样化:《对窗，六百八十格—欧洲华文作家微型小说选》(微型小说集)、《东张西望——看欧洲的家庭教育》(教育文集)、《欧洲不再是传说》(旅游文集)、欧华作协二十华诞纪念文集《逸通文林二十年》。 欧华会员的人数不多，最高记录不过七八十人，和一些拥有数百会员的文学组织相比，自是小了许多，加之会员的流动性很大，当初的创会会员如祖慰、眭澔平、郑宝娟、范曾、柯国淳等，因生活情况变动而离去，当然多少会影响会务作业气氛，也让会友同仁不舍，但年轻新血踊跃加人，带来活力和希望。 欧华作协的气魄和成就，在一个规模并非很大，亦无经费支持的作家协会来说，是很罕见的，可欧华作协有这信心和勇气。说实话，欧华作协能做成的事，很多其它的会社做不刹，一般团体中易犯的毛病如争名夺位、忌妒、互相毁谤、一心为己等人性中的弱点，欧华的同仁们不会犯。我常说欧华作协成员最宝贵的资源，除了与生俱来的写作才华外，是他们都有最佳的团队精神，和一颗坦然大度的心。大家兄弟姐妹相称，彼此谦让，推崇一人得了荣誉全体为之欢呼。他们爱文学，爱自己所属的这个团体，真心诚意的相处，只希望这个会更好的发展，并不分谁从哪里来。这样的一个文学团体是可以做些事的。 欧华作协自一开始，就欢迎大陆出来的作家，如熊秉明、祖慰、范曾、柯国淳等等，这对海峡两岸的交流尚不像今天这样畅通，台湾旅欧华人占多数的当时，算是创新而大胆的措施，反对的声浪自不可免。但我坚持“欧洲华文文学属于全体华人”。欧洲华文文学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攀山涉水二十年，请看他们今天的组成团队:会长俞力工(奥地利，来自台湾);副会长朱文辉(瑞士，来自台湾)、李永华(捷克，来自大陆)、谢盛友(德国，来自大陆);秘书长郭凤西(比利时，来自台湾);副秘书长麦胜梅(德国，越南华侨)。 记得黄万华教授曾在他的大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欧华作家们对西方文化仰视而不低首，对华族传统眷恋而不乏清醒省视。[16]这话说得高明，对欧华文学也够了解。欧洲和中国一样，都有古老而丰富的文化。有文化的民族最懂得尊重不同文化，所以在欧洲，欧华双方文化对流之际，总在寻找异中求同的平衡点。欧华的作家们都有完整的中华文化背景，但也都有雅量去发现欧洲文化的精邃之处，求自身文化的精益求精。“欧华作协文库”首轮出版的四本书，全是持着这个理念。欧华作家并无文化悲情，他们怀着欣偷的心绪，在自己选择的新乡里，找寻文化的对流与融合。 赵淑侠在欧洲华文文学中的定位 很多文学界的朋友曾说一句话，“赵淑侠在发言中总是赞美别人，尤其是欧华作协的文友。却听不到她谈自己。”我从未认真的去想这句话有多少真实性，因觉得即使确实如此，也是正常而应该的。看别人是客观，说自己是主观，完全主观的论调未必尽然，何况自说自话式的自我褒贬，对我这个在某些方面还相当保守的人来说，实在不习惯。但在欧华二十年生日的今天，文友们都认为我不应回避说说自己，因为“欧华文学从无到有，由荒漠演变到今天的欣欣向荣，整整五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与欧洲华文文学史有关，你曾亲历，请写下来，让后来的人能看到最直接，最真实的数据。” 这话有道理，我曾做过，看过些什么?似乎有责任说出来，至于做得对错好坏，自身难以评断。要交给研究学者们去谈论。 1972年，我决心停止美术设计工作，回归到文学路上去。在海外多年，见闻勉强算得广博，心中感慨尤深，可写的题材甚多。一般涉及到我的文评，多认为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是《我们的歌》。其实不是的，我的第一个长篇创作是《落第》，而且在所有的短篇小说之前。《落第》的前身《韶华不为少年留》，是我专业创作开始的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中我选择了以青少年问题为经，家庭伦理为纬。青少年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我想用小说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看到，人的一生节节相连，像是一盘棋子，一步走错可能满盘皆错，一个小小的单元事件，说不定会扩大到影响人的一生。 写《韶华不为少年留》用了近两年时间。内容是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描写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的弊端，以及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人性的愚昧。写完便毛遂自荐的寄给台湾一家文艺刊物。结果是如石沉大海，连封信都没回。几个月后，却见《韶华不为少年留》中的一些情节与对话，陆续出现在一位与那刊物渊源甚深的，专写流行小说的女作家的新连载的小说中。 这个打击对我够大，也让我震惊于文艺圈的黑暗:一个与文学界没有任何渊源，也没有文坛显赫人物推介，又无任何文学派系可属的新手、仅凭自己的努力就想登上文坛，竟是如此艰难。那时不懂做复印，五十万字手写原稿全握在对方手里，对方有名，自己无名，作品被剿窃，连说理的可能都没有。后来我辗转托人将稿子要了回来，使它避免被当成废纸进字纸篓的命运，已经是十个月之后。 这时我的创作热情，非写不可的意志，已不是任何挫折能打倒的，长篇不行，就写短篇。胸中块垒太多，题材俯拾皆是，第一个短篇是《王博士的巴黎假期》，寄到台湾的《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蔡文甫先生很快发表，并回信说欢迎我继续投稿。 从那时起连续二十年，我的笔便没停过。《当我们年轻时》、《西窗一夜雨》、《赛纳河之王》、《庞提老爹的新屋》、《异国之夜》等二十个描写海外形形色色中国人悲喜的短篇小说，和多篇叙述异国生活和见闻的散文，先后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的不同报纸的副刊上发表，很受到读者的欢迎。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西窗一夜雨》(1976年，台湾道声出版社)、第一本散文集是《紫枫园随笔》。接着《中央日报》副刊主编邀我写长篇小说，于是我就动笔写《我们的歌》。 写《我们的歌》时，正值日本人侵略钓鱼台，台湾的留学生发起“保钓运动”之后不久。我虽没有参加运动，但心情激越而悲哀，不禁想起童年时所见的战争可怕经验，我的优患意识浓得化不开，民族思想被启发，所以写《我们的歌》时，我凭借的是自然而真诚的感情，未刻意雕琢，避免咬文嚼字，只想凭着一腔真情，用合乎小说形式的组合，及典雅的文字，写这样一本书。我是这么急切的想把我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内容是描写一群远在异国生活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他们的忧患、仿徨、辛酸、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迷失与挣扎。洋洋洒洒的写了六十万字。 小说写到三分之一时，我将文稿寄给《中央日报》副刊的夏铁肩先生，得到他的激赏，和报社内几位相关人士商量后，他们决定打破长篇不得超过30万字，和未看全稿就登载的先例，随即在“中副”连载刊登，从1979年4月初到1980年。连载一年多的时间里，读者回响之强烈，激起的震荡与共鸣，是我意料未及的。在登载(我们的歌》的同时，我把长篇《韶华不为少年留》重写了一遍:前半部只是动动小手术，后半部则是重新改写，并易名《落第》，由台湾《文坛》月刊和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 1980年《我们的歌》单行本在台湾出版并营销海外，是当时畅销书的首位。那时大陆正开始改革开放，北京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1983年出版《我们的歌》简体字版，反应良好，接着又给出版小说《落第》、《西窗一夜雨》、《当我们年轻时》、散文集《紫枫园随笔》、《异乡情怀》、《海内存知己》等，很受读者青睐。 说起来，我的整个文学生涯是在他乡的流离中完成，连与大陆文友交往的过程都始自欧洲。在我长居的瑞士，80年代中期之前，就我一个华文作家。瑞士华人少，懂文学的更少，因此我的文艺界朋友全是“洋人”。承他们的推荐我人了瑞士作家协会，偶而也被约参加文化活动。大陆女作家张洁为她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德译本出版访问瑞士时，我也应邀在座。她是我在欧洲见到的第一个大陆作家。在那个两岸壁垒分明的年代，彼此都搞不清对方的底，多少有些尴尬。但后来前辈作家延泽民带团来访时，情况便大不一样，大家谈笑甚欢，深感人亲土亲。到乔羽先生和李天芳两位作家应邀来作回访，瑞士作协的接待组问我:在他们到苏黎世时，愿否担任一天接待的任务。我自是一口答应。那天先到中国馆子吃午餐，下午坐咖啡屋，三人聊着两岸文坛，他们对欧洲的观感和我的异国生活，晚上又一起赴瑞士名女作家Eveline Hasle夫妇的宴会，过得非常温暖。 1986年大陆全国作协邀请我回国做三周的访问，曹禺、萧军、端木感良、骆宾基、王蒙、邓友梅等作家在文联举行茶会欢迎，并见到沈从文和冰心。冰心女士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三周的时间，由北到南，会见了多位作家文友，包括那时好年轻的王安忆和她的母亲茹志鹃女士。我的感觉是:文学就是文学，不管隔得多远，多久，在中华文化的天空下，写作人的思维是相通的。此后多次回国，并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郑州大学等院校的客座教授。这些行动在我心里没有造成负担，觉得非常自然，因我早就说过:两岸的土地都是“吾土”，两岸的同胞都是“吾民”。 自《我们的歌》问世，书市场几乎每一两年总能看到赵淑侠的新作。但1986年出版长篇小说《赛金花》后，就很少有出版物问世。相隔20余年才又卷土重来，2009年出版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性小说《凄情纳兰》、散文集《忽成欧洲过客》,2010年出版24万字的散文集《流离人生》。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纳人“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经典丛书”，最近重新排印出版的《赛金花》，结集成书的共三十七八本。其中若干有台湾和大陆的不同版本。由于我的作品真实地反应了海外华人的心态，也就很引起海外华人读者的共鸣，在过去几十年间，不知多少次应邀到不同的国家，为华侨和留学生团体做演讲或开座谈会。 1987年初，我的第一本翻成德语的短篇小说集《梦痕》（Traumsyuren）在西德出版，因为内容描写的是海外华人的遭遇和感情，寄居他乡的寂寞和生活困境，而使西方读者初次注意到，原来这些移民来的东方人的生活和心理，在丰衣足食之外还有精神的需求和家国之思。这使他们很意外，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瑞士的几家大报都有评论和介绍，记者来采访、电视来做专题记录像片，许多文化团体来邀请做演讲。一年内我在西德和瑞士，至少做过十场以上的演讲，奥地利请我到数个城市做巡回演说。通常的情形是:从主持人到听众全部是西方人，只有我这个主讲者是东方人。稍后瑞士出版社为我出版了第二本德文小说《翡翠戒指》。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德文译本，也在德国出版。我在西方文坛中终于有些小小的收获。 1980年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小说创作奖，1991年获中山文艺小说创作奖，2008年获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 大陆上80年代就有学者专门研究赵淑侠著作，专著有教授卢湘的《海外文星——瑞士藉华人著名女作家赵淑侠的路》(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女作家传记丛书”,1987年出版);另一本专著是《赵淑侠的文学世界》，刘俊峰博士所著，2000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两本专著皆为20万字。 1994年，大陆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举办“赵淑侠作品国际研讨会”，出席国内外数十位研究学者，并出版三十余万字的《赵淑侠作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十年前我移居美国纽约，将这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学组织，整个交给那群与我一起打拼的兄弟姐妹。他们一刻也没停歇，积极推展会务，以文会友，相互切磋，努力书写，培植了不少新作家，还不断与当地的主流文化团体、学会、或大学的汉学研究部门合作举办活动。如今的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来自19个国家，掌握13种语言。我自认这是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史’，所做的最令我自豪的工作。 展望欧洲华文文学的未来 半世纪来，欧洲华文文学披荆斩棘，从无到有，走到今天，情况已大大改观。中国语文和华文文学，比起60年代的荒凉情况，可算开荒已经成功，沙漠不单变成绿洲，而且郁郁成林，繁花满树，别有一番风景。 其实文学和音乐绘画一样，也属艺术作品范畴。区别在于音乐用音符表达，就算一个音符也看不懂的人，只要他有与生俱来的乐感，亦能闻弦歌而知雅意。绘画用色彩和笔力表现，一个具足够美术修养的人，不论是什么国籍、人种，都可凭借视觉直接欣赏。唯独文学，中间隔着文字的障碍，如不懂那文字，是无法直接阅读品味的。 对今天的欧洲人来说，华文已不再陌生。一些大学的汉学系报名学习者众多，多到甚至要严格筛选或在学习过程中淘汰。在某些国家，譬如法国、德国、瑞典，瑞士，丹麦等国的中学里亦设有中文课程，供学生自由学习，算做课外活动的一种。这对旅欧的华文工作者是极大的鼓励。唯华文是十分深奥的语文，纵然学会一点日常会话，或造简单的句子，离阅读文艺作品还有遥远的路程。海外华文文学要在海外生根，必得有海外读者。同样道理，欧华文学要在欧洲生根，必得要有欧洲在地读者，这类欧洲读者，也包括我们华人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及更远的后代。 但欧洲在哪里?离方块字的发祥地中国有多远!如果我们梦想有一天，在那片广大而遥远的文化沃土上，出现一些黄发碧眼的华文文学的读者，或甚至作者，是不是在痴人说梦，异想天开，荒谬绝伦? 语文靠学习、历练、研读。要有人愿教，有人愿学。远的姑且不论，只说欧华作协，教授华文的比例数就够大，随口可举出的有林凯瑜、车慧文、邱玉、颜敏如、黄世宜、郭凤西、林奇梅、穆紫荆、黄雨欣、高丽娟、麦胜梅、谭绿屏及去世的郭名凤等等。这只是眼前知道的，很可能还有我不知或遗忘的。 高丽娟、邱玉从1980年代起，就在大学里任中文教师，把本来一个汉字也不识的洋学生，教得能读汉字，懂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来自台湾的林凯瑜，在除了她本身，根本看不到什么华人的波兰，居然成立了一个汉语学校，几十个学生都是波兰人。学生的目标是有一天能与中国人做生意，或是去中国工作，有些人想去台湾或大陆进修，读硕士博士。她还出版教材，波兰的书店里摆着她编写的中波文教科书。 另有个自办学校的是德国的黄雨欣，学生30人，以一对一的方式因材施教，她的学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学生华文作文竞赛中屡拔头筹，令她非常骄傲。英国的林奇梅又做校长又教书。郭凤西是比利时中山学校的校长，学校已有四十五年历史，有中国人，也有纯洋人。从最初的十来个学生，发展到今天的240人，足以说明其成就。 在大学里27年，专教中国语言及文学的车慧文，可谓桃李满天下。柏林自由大学虽属德国，却是非常的国际化，因此学生来自世界各处。车慧文的学生中，出了多位出类拔萃的博士、教授等汉学专门人才。一位Dr. Waltraud Paul是巴黎国家研究院语言所院士、第三大学教授、并主编研究院的语言学报。我识认的一位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教授，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现在已是知名的汉学家。这些西方的汉学家们，正在向他们的学生传授华文，将来他的学生也会继续传下去。总结以上的分析，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对欧洲华文文学的未来发展，不抱乐观态度。 当然，我们绝对知道，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不能代表今天的整个华文文坛，有些作家不喜欢加人任何组织，刻意要保持人身和创作的绝对个体性。但二十年前协会成立时，欧洲的绝大多数作家都在其内，而且我们以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名字，向会址所在地的法国政府文化部，正式注册登记，另亦向台北的侨务委员会正式注册立案。我们这样做，因我们志在整个华文文学和整个欧洲。 2000年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以《灵山》为代表作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引起一片错愕、惊讶。因为大多数欧洲的华人不知高行健之名，更不知有此小说。尽管西方一些报刊赞誉有嘉，华人报刊登出的文章，却是负面多于正面，讥讽、挖苦、以至谩骂的屡见不鲜，有篇文章的题目竟然是《好一座文化垃圾山》。众口熏天之余唯独欧洲冷静而欣喜，觉得高行健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是欧洲华人的骄傲，虽然也未见得看过他的作品。 这时我已人在美国，好几家报刊邀我写有关高行健的文章，虽然我一再解释，只见过一面:1987年，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曾邀请我以台湾当代文学与个人创作为题，发表演讲，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的高行健也在座，会后主持人车慧文请我们在餐馆吃饭。仅是如此的一面之缘，能写什么? 最后还是勉强写了一篇《高行健印象记》。[17]后来这篇小文章经海内外多个报刊转载。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还没看过他的作品。他得奖后我一口气买了《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四本。凭心而论，他的短篇小说我不喜欢，但《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我认为是华文作品中，少有的有气势也有文采和深度的大小说。在这篇文章有限的容量里，我无法析述自己对小说创作的角度，但认为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公平的。于是写了一篇《一个行吟诗人的独白》，[18]有人嘲讽有人赞同，皆为意料中事。 曾旅居英国的虹影，无疑是欧洲新移民作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她的主要作品有《背叛之夏》、《饥饿的女儿》、《阿难》、《孔雀的叫喊》、《上海王》、《绿袖子》、《上海之死》等等，其中多种被翻译成他国文字。 荷兰的林泥、比利时的章平是优秀的小说家。法国的蓬草和绿骑士，小说散文都有风采。林湄做过记者、编辑，是位坚强的女性。她1989年到欧洲荷兰定居时，是我介绍参加欧洲华文作协会，后来她离开，自组庐比荷作协，勤奋写作，时有新书出版，长篇小说《天望》五十万字，是她呕心沥血之作。 1949年，程抱一20岁时，获奖学金赴巴黎留学，除1975年应法国社会科学院之请，前往台湾收集民间神话资料。1982年后三度回大陆讲学及探亲之外，一直待在法国，依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变成法国社会的一个分子。程抱一这位移植后的炎黄子孙，在欧洲的享誉之高，是令我们难以想象的。 法国有个法兰西学院，这座学院仅有科个名额，只有当某院士逝世后才能补选。过往的院士名单里有孟德斯鸿、伏尔泰、雨果、小仲马等大文豪的名字。但2002年，73岁的华裔作家程抱一，打破了法兰西学院400年中从未出现过亚洲裔院士的历史，当选为学院的第705位院士。这是极致的荣耀和赞美。 1998年出版的法文长篇小说《天一言》是程抱一的经典之作，得到法国重要的费米娜文学奖，并与九个国家签定翻译版权。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曾写过数封信给他，尊称大师，肯定他在法国文化上的建树，并于1999年颁赠荣誉骑士勋章。法国的重要报纸都发出由衷之言，叹服这部小说的伟大。试举例之:“在这个银行家和商人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拉近各国人民的时代，有人能再证实艺术家的体验之不可取代，确使人欣慰。东方和西方，这两个世界从来没有像在程抱一的书中那样接近。”(《星期周报》);“这本书敏锐、痛苦，又宽厚仁慈，既是精神世界的追求，也充满探索性。它的结构有如出自中国书法神奇的笔锋。”（《费加罗报》);“程抱一先生这本书深刻流露出个人和近代中国的痛苦，也证明中国和欧洲文化的互相渗透，彼此之间的欣赏和仰慕。”(《东部共和报》);“阅毕掩卷，无言以对，因为我们意图诉说而辞不达意的一切，均包含在书中，令人永难相忘。”(《自由报》);还有法国《宗教生活》等等。这样一本璀璨夺目，被西方文学界赞为“一部史诗”、“达到了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性”、“一次透过中国和欧洲艺术的启示之旅”的大小说，仿佛在华文文坛上，并没引起多大的回响。 我看了《天一言》的中文译本。翻译者杨年熙女士文笔典雅流畅。天一是小说主角的名字，故事发生在1930后的50年内。描写一个脆弱而敏感的灵魂，一个孤独，受尽磨难与痛苦的人，怎样在残酷、荒谬的生命绝境中仍不断探索人生，追寻人生真爱与自我期望的实现。这样一部小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可肯定的是，《天一言》是一部内涵深刻哲理的大小说，和文友们谈起，很多不认同，“小说就是小说，用不着哲理。若谈哲理，不如专写一篇论文。”说这话的不只一人。然而西方的重要小说多有哲学基础是事实。至此我更坚持自己的看法，中西方小说创作的基本相异之处是:华文小说着重写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正邪，忠奸，贞淑与淫荡，清廉与贪婪等。西方的小说家则着重写人与宇宙、与神、乃至自身的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因创作基调的不同，自然会造成欣赏角度的迥异。高行健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反惹来国人嘲骂，算得是一例证。如果某天忽然有消息传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又给了一位华裔作家，他的名字叫程抱一的话，我不会感到惊奇。 在庆贺“欧华二十年”的此时此刻，最让我怀念不已的，是那几位和我们一同打拼过、欢笑过、忧虑过的、永远离我们而去的会友。除了前面提到的，久病缠绵、至2001年去世、纯属学院派的王镇国，为了一心要向西方人介绍中华文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99年突然去世的叶凯之外，2001年郭名凤，2002年熊秉明的相继病逝，使我几乎找不出合适的文字形容心中的遗憾和伤痛。 熊秉明于1922生于云南弥勒，为名数学家熊庆来之子。他集哲学、文学、绘画、雕塑、书法之修养于一身，大半生旅居法国。 郭名凤生于台湾，为“外省籍”第二代，深人的治学精神，精湛的外语造诣，文学博士、大学教授、能说能写，是位才气纵横的年轻女学者。郭名凤活跃于世界华文文坛，各处出席学术会议，用中外文提交论文，做演讲，著作有《柯威登胜的镜子》、《二十世界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微型小说的组架构——以德国为例》、《华文文学在欧洲的发展》、《赵淑侠笔下的女性赛金花与其它》、《台湾现代诗人林焕彰》、《论微型小说与西洋古典悲剧间的关联》、《论诗经中的五首诗》、《论布雷希特(Brecht)“假如鳖鱼也是人”和林焕彰的鱼“如果鱼也是人”》等。郭名凤因癌症过世。 欧华另一位被癌症夺去生命，盛年早逝的会员是张筱云。张筱芸1962年出生于台湾，东吴大学毕业，负岌德国慕尼黑大学专攻音乐学。1995年起担任德国侨报总编辑、西德华侨协会理事，1997年加人德国UWG政党，1999年德国记者国际俱乐部会员，2001年当选德国记者协会(BJV)理事。曾获2001年世界侨联总会颁发“华文著述新闻报导奖”，曾任中国时报驻德国记者、《欧洲日报》特约记者、德国侨报总编、中华网专栏作家、国语日报“世界文学橱窗”专栏作者。著有《乐迷赏乐》，翻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uenter Grass)的《消逝的德国人》，并替台湾的东方文化出版社翻译了多本书。 只看这段简历便能看出张筱云是多么活跃，生命力是多么强劲，抱负又是多么高远的一位女士。筱云富幽默感，待人诚恳，却于2007年在德国逝世。 当我们还来不及从失去筱云的悲痛中恢复时，忽然又收到黄三遗世而去的恶耗。黄三，原名黄志鹏，山东省宁阳县人。少年时颠沛流离，十四岁入伍当兵，二十岁退役就学，是典型的少小离家努力不懈，与命运一争长短的时代弃儿。他做过法院书记官，法律系讲师。留学比利时，获鲁泣大学奖国际法硕士，任国际法中心研究员。1980年从商、创立黄氏汽车贸易公司，并在珠海创办外资企业新晶磨具工厂。依他自己的话说:40年来从太太郭凤西那儿得了不少文学熏陶。我是越来越爱文学了。黄三幽默乐观，热爱生活，说着真就动笔写起来，文章见于国内外报刊，笔风温柔敦厚，对人生充满感激。出版散文集《落叶不归根》、《求是文摘》、《汶南黄氏源流》等。黄三于2008年逝世。 著名的剪纸艺术家孙步霏，从欧华作协创会第一天就来参与，她有一双巧手，剪出的纸艺出神人化，曾应邀于比利时等国家展出多次。一只笔擅写娟秀细柔的散文，专著有《莱茵过客》等。孙步霏于2009年病逝。 走笔至此，深感人定难以胜天，我们不得不承认自身的渺小。那怕是顶天立地的真正大师，肉身也有终结的一天。幸亏人间有文字可代代相传，文化和文明才得以不朽。 目前有个从中国大陆来出过书得过奖的，叫谢凌洁的年轻作家，申请入欧华作协。我认为正当其时。欧华作协是一条河，缓缓长流后继不断，在遥远的欧洲种植华文文学，从播种到收成，是代代相传的工作，有新血就有希望。 注释： [1]《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章程》第二章“会员”第五条:侨居欧洲各国以华文从事写作之作者，均得申请加入本会。 [2]《海外作家与内地读者第一次的亲密接触》,2004年7月16日《中国图书商报》。 [3]白先勇:《蓦然回首》，雅尔出版社1978年版。其中的《蓦然回首》是了解白先勇家庭和个人经历的重要资料。 [4]黄三:《落叶不归根》，台北秀威出版公司，182页。 [5]王镇国:《留欧记趣》，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版。《旅欧十二年》，台北市学生书局1972年版。译〔伊丹·傅罗姆〕华顿网（Wharton, Edith)著，香港今日世界1971年版。 [6]吕大明，《这一代的弦音》，台北:光启出版社，1967年。 [7]张伯敏、通耀东、杨允达:《又来的时候》，台北萃萃出版社1971年版。 [8]麦胜梅主编:《欧洲华文作家文选》,2004年4月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出版。麦胜梅、王双秀主编:《欧洲不再是传说》，2010年10月秀威出版公司出版。 [9]西德侨报85期43页。 [10]林海音:《剪影话文坛》，《打个岔》，第163页。 [11]张筱云:《少小离家老大回》，德国《本月刊》2005年I1月号。 [12]池元莲:Chi Yuanlin，英文长篇小说:〔Shadow of Spring 〕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75。英文短篇小说:作者:Elsa Chi-Karlsmark, [The Dark Secret and Other Strange Tales]出版社:Singapore: ASIAPAC BOOKS, 1989。 [13]杜康:《两重影子》,1971年3月“短篇纯文学创作小说”,1988年7月被收入“纯文学好小说”第51期专辑(下册)。 [14]余心乐:《松鹤楼》(中篇推理创作小说),1988年11月9日起在巴黎欧洲日报连载,1989年6月为台北《推理杂志》(第56期)转载。 [15]余心乐:《生死在线》〔中篇推理创作小说〕,1989年12月获台北《推理杂志》第二届林佛儿推理小说征文比赛首奖。 [16]黄万华:(和平长远，散中见聚:欧华文学的历史进程和现状》;《华文文学》2009年第6期。 [17]赵淑侠:《高行健印象记》，《台湾日报》2000年10月7日。 [18]赵淑侠，《一个行吟诗人的独白》，《美国世界周刊》2000年11月19日。 原载：《华文文学》2011.2. 原载：《华文文学》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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