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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现代文学研究者卢玮銮写过一篇《学士台风光》[1]，追慕抗战初期被称为“香港拉丁区”的学士台，她写道 “聚居在那里的，都是中国著名的文化人，包括了画家、诗人、作家、记者、编辑。他们的名字都会写入日后中国文学史、绘画史的。”在这里居住过的文化人的确可以开一串长长的名单 戴望舒、施蛰存、叶灵凤、穆时英、杜衡、路易士、鸥外鸥、徐迟、冯亦代、袁水拍、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丁聪、卜少夫、胡兰成??卢玮銮不禁心驰神往 “如果相信冥冥之中注定的话，学士台，这条小街，改好了名字，在等待一群学士在那儿度过一段很忙乱但又可能有所企盼的时光。” 那时候，沿着香港西环半山的薄扶林道下一段段台阶，会看到一个个建有老式房子的平台，每个平台就是一条小街，依次是学士台、桃李台、青莲台、羲皇台和太白台，这些平台背山面海，是风景绝佳的所在，名字借用的都是李太白的典故，更添风雅。文化人的聚居以学士台为最多，也有住在低一层的桃李台和再往上的近山顶处及半山的其他地方，所以，我们谈到的现代文学史、绘画史意义上的“学士台”在空间上包括学士台的上下周边，时间上则是1938年至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之前。此外，提到抗战初期的“太白楼”[2]聚集，也即本文要说的“学士台”聚集。作为游乐吃喝的场所的“太白楼”，20世纪10年代末在太白台设立，维持了约10年，后来改为民居，“太白台”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其他平台再以“羲皇”、“青莲”、“桃李”、“学士”这些名字与之相呼应。[3] 如今的学士台是幢幢高价华厦，完全不同往昔，曾经的“学士台风光”也可化作令人神往的永久画面如明信片般被珍藏。然而，三四十年代之交的学士台并不仅仅是一张历史的明信片，文化人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也远非“文人雅集”一词所能涵盖。背山面海的学士台作为南中国小岛上的一个小点、现代文学史和绘画史的一个细部，在历史的显微镜下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与时代的同构性值得我们探究和深思。从风起云涌到风流云散，“学士台”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它像浪中的一叶扁舟接住了因抗战南来的文人们，同时也把他们托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风往哪个方向吹，人又要往何处去呢？ 一、抵达与会集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炮火揭开了全中国抗日救亡的序幕；8月13日，上海闸北的枪炮声又把战火烧到了作为当时中国文化中心的上海。11月中旬，日寇已全部占领苏州河和南市一带，除租界外，上海已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大部分的文化人选择了离开上海，他们或内迁、或西行、或南下，英国治下尚属安稳的香港成为内地文人的集散地，他们有的以香港为暂时安居之所，有的以香港为转赴后方的中途站，有的以香港为主要宣传基地。这大批文人为香港文坛带来了新气象，香港成为抗战初期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当时香港的文化地图上，“学士台”无疑是突出的。由于战时人员的巨大流动和具体资料的缺失，谁最早入住学士台，难以确证； 文化人先来后到的顺序，也难以精确排出。据卜少夫的说法，最早入住的可能是电影导演但杜宇[4]。他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即宣告其在上海的电影公司结束，赴港寻求发展。黄苗子的回忆则说 “浅予是一九三七年与张光宇、正宇兄弟住进学士台。”[5]张氏兄弟举家迁港，应是学士台较早的住户之一。抗战爆发后叶浅予自带领着他的漫画宣传队，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为抗日救亡摇旗呐喊。1937年的他即使曾住在香港学士台，大概也只是偶尔逗留，郁风记忆中是 “叶灵凤从广州《救亡日报》较早到了香港，就住在这里。”[6]叶灵凤于1938年3月只身离沪到达广州，也许此时他就在学士台租住了房子。综合目前所能看到的种种资料，可以确定的是 大家接踵而来、聚居形成所谓的“学士帮”[7]的时间，始于1938年上半年。 1938年5月，戴望舒和徐迟两家以及叶灵凤的家人从上海乘坐“芝沙丹尼”号抵港[8]，穆时英到码头上去接他们，并将他们带到了学士台。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和叶浅予接待了他们，徐迟记得“当时是他们给我们安排了住房。我家住进了桃李台的房子”[9]。戴望舒在学士台住了一段时间后，曾搬到跑马地，不久又搬回来，住到学士台上面名为“woodbrookvilla”(戴望舒译为“林泉居”) 的花园洋房。叶灵凤在其家人随戴望舒到港并在学士台安顿好之后，便时常往来于省港之间。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之时，叶灵凤恰好人在香港，未随《救亡日报》转移，便在此长住下来。 叶浅予住在学士台六号，1938年他受命于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来港监印《日寇暴行实录》，1939年又筹办了对外画刊《今日中国》，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他频频奔走于香港与内地各城市之间。和叶浅予同住的还有冯亦代，他1938年2 月初到港，先后在中国保险公司和中央信托处工作，对文艺始终抱有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再加上陈宪锜和刘邦琛，这四人号称“四个火枪手”，在一起过着有钱大家用的“共产主义”生活。[10]被大家称为“小丁”的漫画家丁聪，因为《良友》画报准备在香港复刊，作为老编辑班子成员和马国亮一起也从上海来到香港[11]，住在学士台。 穆时英和杜衡同住在学士台十号[12]。穆时英的南来并非因为上海的战事，早在1936年4月，为处理家庭纠纷，他剃头明志，丢下已在《时代日报》连载数日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乘“红伯爵号”追踪太太到港。他先是住在威灵顿街，“七·七”事变之后搬到九龙城，在香港最初的日子，穆时英远离熟悉的环境和朋友，日子过得很艰难。杜衡1936年也有短期来港，和穆时英一起，与香港新文学作者汇合，于6月成立了“香港文艺协会”[13]。1938年，杜衡到港后在蔚蓝书店工作，并因陶希圣的推荐主编《国民日报》的副刊《新垒》。他们的入住时间可以确定在1938年上半年。[14] 在上海时曾与徐迟夫妇合住的卜少夫一家也于这一年到了香港[15]，住在学士台下面的桃李台里。徐迟到学士台“不久后，诗人路易士来了，并且搬进了卜家租住的那个楼中”[16]。路易士本来准备出国，过了一阵又改变了主意，“回昆明去接了妻子和孩子们来，在学士台下面的一层桃李台找到了房子，先住十号，后来搬到二号。我记得那是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的事情”。[17]1938年冬天，胡兰成也搬到了学士台，他在上海沦陷后被调到香港的《南华日报》担任总主笔，同时在蔚蓝书店兼职。[18] 郁风是叶灵凤在《救亡日报》的同事，并由夏衍安排担任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少校，负责战地美术宣传，广州沦陷后，她一直在粤北山区奔波。1939年初，郁风到达香港，起初在朋友家中“打游击”，后来由黄苗子安排，住进了同在半山的黄苗子的大哥、中华中学校长黄祖芬的家中[19]。黄苗子彼时作为广东省政府机要办公室秘书随省政府一齐迁港，且是《国民日报》的挂名经理，以巨大热情投入艺术活动和抗战宣传的他，常和郁风“同路到学士台看望那一堆老朋友”[20]。 1940年4 月，施蛰存由昆明经过香港，准备回上海省亲。在此之前，他有两次到香港，但均为短期逗留。这一次，“我在学士台租了一个房间，把上海的妻子接来定居”。[21]他在香港滞留了6个月，谋生之外，也参与了文协香港分会的工作。 除上述人物外，居住或活跃于学士台的还有袁水拍[22]、鸥外鸥、曹涵美、鲁少飞[23]……拨开乱世那压城的乌云，学士台的“星空”是异常璀璨的。他们会集在一起，“开始采取大家庭制度，吃喝洗衣都在一起，每周还举行一次文艺座谈会，报纸、杂志、画报以及各种小册子从这里散布到整个华南区、海外区、沦陷区和遥远的国内的各个角落，俨然成为香港文化的中心”。[24] 二、分裂与重组 聚集在学士台的文化人，大都是抗战前在上海的好友旧识。诗人作家更主要是当年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被称为“现代派”[25]的一群。戴望舒、施蛰存、杜衡自青少年时代起结盟“兰社”，创办《璎珞》、《无轨列车》、《新文艺》，一路携手直到最辉煌的《现代》杂志，被赵景深称为上海文艺界的“三驾马车”；“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是经《新文艺》、《现代》的发掘和推许起步并成名的；叶灵凤也是《现代》杂志的编者之一，并与穆时英合编《文艺画报》和《六艺》；徐迟和路易士通过向《现代》杂志的投稿加入了这个队伍，后来又跟随戴望舒创办《新诗》杂志。这过从甚密的一群人，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学上的纲领主张，但从他们的自身的文学实践、文坛的普遍认识等方面来看，是可以被认定为一个文学社团的。 除刘呐鸥外，“现代派”的主要人物又集结到一起，相处共事。戴望舒和徐迟刚到，穆时英就倾诉说自己在香港十分狼狈，可盼着他们。路易士来了，徐迟自然常往那里去，“我们早已有了很深的感情，是很谈得来的”[26]。路易士打算出国，“戴望舒是特别兴奋的一个。他为我讲了一些法国的情形，特邀了徐迟、金克木作陪，替我举行了一次饯别宴”[27]。1938年8月1日，《星岛日报》创刊，戴望舒主编副刊《星座》、穆时英主编“娱乐版”，后来叶灵凤也参加进来，编“中国与世界”专栏。 但时过境迁，学士台的“现代派”再也不可能回到几年前的欢乐和谐情状。杜衡的隔膜和疏离照出了“现代派”内部的裂痕。他供职的蔚蓝书店，是国民党政府战时研究国际情势的机构，由汪精卫派系的人掌管，共事者有樊仲云、林柏生、梅思平和胡兰成等。老朋友这边，“大家已经不和他来往了，但他还住在学士台，见面很别扭”[28]。在学士台，杜衡常走动的对象，大概是胡兰成了。“胡兰成只跟其中的杜衡有来往，跟其他人则不搭讪。因为到底不是一条道上的人”[29]。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戴望舒、叶灵凤都当选为理事会干事，杜衡也由戴望舒介绍加入了文协。稍后，汪精卫政府欲争夺香港文艺界领导权，组织“中华全国和平救国文艺作家协会”，杜衡受其网罗。戴望舒极为愤怒，与他断交，并亲自宣布开除他的会籍。据说当时施蛰存途经香港，听闻此事，尽管也与杜衡意见不合，但念及旧情还是劝望舒挽救杜衡，而戴望舒不为所动。[30]“三驾马车”中的一驾至此正式分道扬镳、形同陌路了。 与此同时戴望舒也痛斥了路易士，在给艾青的信中他写道“路易士已跟杜衡做汪派走狗，以前我已怀疑，不对你明言，犹冀其悔改也。”[31]路易士到港后，经杜衡介绍结识胡兰成，与这二人走得很近，并接任杜衡主编《国民日报》的副刊《新垒》。路易士与望舒的友谊“渐渐疏淡下来”，他自己一步步走到反动甚至“汉奸”的危途上去了，却固执地认为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指戴望舒) 对左派过于敷衍，颇使我不满意； 而我和杜衡誓死保卫文艺自由，也未能得到他的谅解。”[32]在学士台，逐渐与胡兰成走近的人还有穆时英。胡兰成自己说 “我没有劝过一个人参加汪政府，只有穆时英自己说要参加，我才介绍他办报，不久被刺，我帮穆太太领得了抚恤金。”[33]不管穆时英是真汉奸还是做抗日工作的国民党中统特工，他正是在香港与汪伪组织接上了线。穆时英回沪“投奔”汪伪门下，戴望舒当着众人的面前举着穆时英的信嘲骂其可耻，[34]甚至因此影响了他与穆时英妹妹穆丽娟的夫妻感情。与此同时，刘呐鸥在上海，参与筹办汉奸控制下的《文汇报》，也走上了“落水”一途。 除路易士外“现代派”的另一位小兄弟徐迟，却从学士台出发，走上了“新路”。冯亦代是他“走上新的旅程的第一个好朋友”[35]，他们从谈论现代文学和现代艺术开始，一见如故，有着说不完的话； 还有“关系最好”的“诗歌同行”[36]袁水拍，三人自称“三剑客”，相互敦促读书，一起讨论马列著作。再加上乔冠华、郁风、夏衍等人的影响，徐迟生命中的“奥伏赫变”发生了。这个词的本意是裂变、扬弃，徐迟用这个词形容他从最开始信仰现代派而转变信仰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一精神上的巨变。徐迟告别了作为“现代派”诗人的自己，和他的新朋友们一起坚定地走在新路上。 曾经意气相投、抱着相近的文艺理想走到一起的“现代派”，已然分崩离析，学士台见证了这一切。诚然，“现代派”的内部一直存在着差异，它分化的痕迹在他们1935 年失去了《现代》杂志这个舞台后赫然呈现——文学研究中对作为群体的“现代派”研究往往也在这个点上停住，至多谈到这之后的《现代诗风》与《新诗》杂志。但实际上即使战事起，“现代派”成员之间也常有往来与合作，多年相知基础上的情感维系更是一直存在。但在学士台，这个被微缩了的小世界里，他们被不同的力量牵扯着，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剪断了联系着彼此及过去的纽带。民族战争不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美学理想、艺术追求。“现代派”正式分裂了。 有旧的分裂，就有新的联合，在“学士台”也是这样。 1940年4月问世的《耕耘》杂志就是新联合的产物。这份杂志起源于张光宇家那不大却最干净舒适的客厅里的闲谈，郁风回忆说 “不记得是谁先出的主意 既然我们有这么多人，有作家、画家、诗人、翻译家、编辑家，何不办一个综合性的图文并茂的文艺刊物 大家越说越起劲，谈了几次，越谈越具体，从内容到形式七嘴八舌出主意，名称从几种设想一致选出‘耕耘’。”[37] 正好夏衍这时从桂林《救亡日报》到香港购买印刷器材，郁风便去征求他的意见，并约好与大家见面。夏衍认为“利用香港的印刷条件办这样一个以文艺的多种形式宣传抗日的刊物非常好，还可以团结更多的人，成为一个统一战线的文艺阵地”[38]。郁风和夏衍的背后是坚持抗战的中共，《耕耘》的创办符合周恩来“把旅港文化人最大范围地统一起来，建立最广泛的香港文艺界统一战线，使香港成为战时中共重要的文化宣传基地”[39]的指示。从1939 年底开始，大家有钱多出钱，有力多出力，为《耕耘》的诞生忙碌着。 除漫画界的人士外，学士台的诗人作家中主要参与者的是戴望舒、徐迟、叶灵凤和冯亦代。人才济济的学士台应该有这样一个合作和展示的机会，比文化人同住学士台这一事情本身更为重要的是 在抗日战争中走到一起的这一群人，有着共同的对于家国和文艺的热爱、对于自己此时所担当的责任的理解。战争的烽火照亮了他们的热情，催生出了《耕耘》；而《耕耘》又将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因为其他人都有固定工作，“无业”的郁风便被指定为主编，他们“既没有编辑部，也无须常开会，大家准备自己写或画，定时交稿。同时分头发信给在全国各地的文艺美术界朋友们要求来稿支持，并按第一期‘配菜’的需要出题组稿”。[40]学士台的作家画家们分工合作 黄苗子利用特殊身份，用他的名字做发行人向港府登记； 冯亦代去拉了信谊药行的广告，后来考虑到与整体不协调，放弃了这个收入未登该广告； 叶灵凤、徐迟负责文字稿； 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和丁聪负责画稿；发稿、跑印刷厂、算稿费等杂务都归郁风；戴望舒也加入进来，和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出谋划策。[41] 四个多月的筹备之后，这本别开生面的杂志出炉了，大家都很兴奋，封面和版式设计是郁风在张光宇的指导下完成的，大十六开本四十八页的篇幅有一半以上的图版，却又不同于一般以摄影和低级连环画为主的画报，所有的散文、诗、报告文学都附有插图，还有介绍外国木刻漫画的专页。许广平应郁风之约写有《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叶灵凤选择了几篇西方木刻家创作经验琐谈，组成“木刻论辑”，供中国木刻家参考。《耕耘》不仅刊载在港作者的作品，也刊出大后方作者的作品，甚至还有“延安艺展出品”这样的解放区的文艺专辑。一本小小的刊物，却是名家云集，除了学士台诸人外，郑振铎、艾青、舒群、巴人、倪贻德、楼适夷、司马文森和韩北屏等等皆为它供稿。编好未印行的第三期中还有戴望舒的译诗、黎锦明的小说、关山月的学士台风云水墨画等重要作品。 当时的香港除了摄影画报和本地的娱乐和广告性质的杂志外，没有一本纯文艺杂志，《耕耘》的出版在当地堪称创举；就抗战以来的全国范围来说，像《耕耘》这样的印刷条件、图版占一大半的综合性艺术刊物也是第一次尝试。第一期出版两千册，大部分由生活书店发行到内地，很快销售一空，而且是辗转传阅，少数甚至进入延安，极受欢迎。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许多读者来信带着热望“跋山涉水”到达学士台，也给了学士台诸人巨大的鼓舞。因经费和局势之故，《耕耘》仅出版了两期便告终，已编好的内容精彩的第三期未能付印，甚是遗憾。但作为文化人为抗战团结到一起的见证、文学与绘画合壁的宁馨儿，《耕耘》为抗战中的学士台留下了永久的光辉纪念。 三、离散与殊途 世间的情形如天上浮云，有聚必有散。但聚散之间，往往已是千回百转，情过境迁。因相近的文学理想和理念聚集起来的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派”，在学士台的再“聚”之后，除了“散”，更有无法弥合的“裂”，那深深的鸿沟一清二楚地悍然横在乱世的天底下。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中国现代文学自然发展，“现代派”势必要走出30年代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上海，势必要放下对于“形式”的先锋追求，直面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做出对于“内容”的郑重选择。对于“现代派”最初的三人核心(施蛰存、戴望舒、杜衡) ，冯雪峰对他们有做革命的“同路人”的期许，即使在30 年代初文坛沸沸扬扬的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冯雪峰也没有将昔日老友排除出“同路人”的行列。然而，在抗战初期的香港、在学士台，曾经志同道合的文学伙伴，终因“道不同不相为谋”，互相别过脸去，各走各途了。 1939年10 月，穆时英和母亲、妻子一起从香港启程回上海。同住学士台的胡兰成因这一年6月18日汪精卫回上海后的立即召见，已经携妻回沪。在胡兰成的主持下，1940年汪伪刊物《国民新闻》创刊，穆时英出任社长，6月28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工暗杀。[42]接任“国民新闻社”社长的刘呐鸥也于9月3日被暗杀。 1940年，杜衡加入陶希圣主办的“国际通讯社”，搬离了学士台。陶希圣在这一年1月毅然脱离了汪精卫集团，杜衡跟随着他于民族大义上是不曾有亏的。文协香港分会贯彻总会团结抗日的方针，经过讨论于8月9日恢复了杜衡的会籍。杜衡的家先是搬到了九龙佐顿道，后来又搬到天文台道。路易士曾于1939年回上海，1940年又回港，由杜衡介绍也进入国际通讯社。他与杜衡同住同迁，两家常把小菜拼在一桌吃饭，名之曰“混合餐”。[43]1942年，杜衡随“通讯社”同人到达重庆，担任《中央日报》主笔。投奔了国民党的杜衡使施蛰存非常失望，“连老朋友的交情也从此冷落了”。[44]路易士因为盘缠不够未随杜衡到重庆，1942年夏他回到上海，同年秋天，由胡兰成安排在伪“法制局”任秘书一职，1943年被聘编纂汪伪的《中华日报》，在思想和行为上步步失足。他与戴望舒之间 “胜利之后，直到1948年十一月我离沪赴台，我和望舒没再见过一次面，也没有再通过一回信，想起来，总不免为之黯然。”[45] 徐迟和他的新朋友们也要陆续离开学士台，到大后方去参加抗战，投身救亡的洪流。1940年9月，徐迟准备和张光宇、丁聪等一起前往重庆 “我找了乔木，他赞成我到重庆去。袁水拍、冯亦代也都赞成。他们自己也要去。黄苗子已经去了，郁风也赞成我去。将来大家都要去的。”[46]“新生”了的徐迟留给学士台的是坚定的步伐和昂扬的背影。 施蛰存一直是站在文坛进步力量一边的，戴望舒更成为香港进步文艺界的核心人物。1940年夏，他们还一起为香港文协主办的暑期文艺讲习会操劳和授课。施蛰存在这年10月离开学士台回沪，又很快去福建永安任教。戴望舒一直留在香港，沦陷之时遭受了牢狱之灾，经同样留港的叶灵凤全力奔走，才得以获释出狱。叶灵凤家已搬离学士台，戴望舒出狱后就住在叶家，后又另组新家，“林泉居”便成为他永远的旧居了。 卢玮銮在她的文章最后感叹说 “人事变迁大了，各人选择了要走的方向，学士台，也就风流云散了，香港的拉丁区，已经成为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名词。”但愿我们不要忘记 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大批文化人避居香港，参加在此积极从事各种文化活动，广州失守后，香港在战时文化格局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出来，多种政治力量在此交锋，许多文化人在此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于风云变幻中上演着一出出人生的、家国的悲喜剧。而我之所以将风云际会的“学士台”从历史的高阁里取出来，旨在借这港岛的一隅、借这历史的一个细部对抗战初中期的文艺做一个“管中窥豹”的尝试，也对抗日战争给于文化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做一个小小的考察。 注释 [1]卢玮銮《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8月版。 [2]卜少夫《穆时英之死》，《无梯楼杂笔》，台湾远景出版社1980年1月版。 [3]郑宝鸿《旧地重游——“塘西风月”带旺坚尼地城》，香港《成报》2005年5月7日。 [4]“二十七年春季，我们这一批朋友先后从上海撤退到香港，我们所安顿的地方是西环太白楼下——半山地区——其所以住在那里的原因，完全由于但杜宇的原因。”参见卜少夫《穆时英之死》，《无梯楼杂笔》，台湾远景出版社1980年1月版。 [5]黄苗子《人文琐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 [6]郁风《永远值得记取》，《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 [7]黄苗子《犹疑照颜色———试给卜少夫画小像》，《卜少夫这个人》，香港新闻天地出版社1988年版。 [8]徐迟在《江南小镇》(《收获》1989年第6期) 中说是戴徐两家六人同行抵港，王文彬的《戴望舒年谱》(《新文学史料》2005年1月) 也根据此说法，而北塔著《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记载 “望舒于1938年5月，挈妇将雏跟叶灵凤夫妇一起乘船前往香港。”实际上叶灵凤已于3月只身到达广州，李广宇的《叶灵凤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 中写道 “因为抗战前夕，他的家由虹口租界搬到法租界亨利路永利，和好友戴望舒分住二、三楼。所以，未及带走的家眷，则在稍后的五月份和戴望舒结伴抵达香港”。笔者综合种种叙述，推断同船到港的应是戴望舒和徐迟两家及叶灵凤的家人。 [9]徐迟《江南小镇》，《收获》1990年第2期。 [10]王一桃《香港 冯亦代的起飞点》，《人物》1999 年第12期。冯亦代的《奋斗一生的叶浅予》(《冯亦代》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8月) 一文中也提及此事，同住时间却是叶浅予1940年二度来港，并说叶正受了感情的创伤，实际上1940年的叶浅予刚与戴爱莲结婚，夫唱妇随。冯亦代在这里显然是误记，时间应是1938年。 [11]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 [12]路易士《三十自述》，《三十前集》，诗领土社1945年4月。 [13]该协会主要成员有刘火子、杜洛灵、李育中、李晨风等，当鲁迅逝世的噩耗传到香港时，这个团体最先向上海鲁迅先生治丧处致哀唁，并且发起了香港各界追悼鲁迅先生的大会。参见谢常青《抗战期间香港文学初探》，《香港文学》1990年第1期。 [14]李今《穆时英年谱简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15]刘绍唐主编《卜少夫这个人》，香港新闻天地出版社1988年版。 [16]徐迟《江南小镇》，《收获》1990年第2期。 [17]路易士《三十自述》，《三十前集》，诗领土社1945年4月。 [18]杨海成《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团结出版社2006年1月版。 [19]李辉《黄苗子和郁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20]郁风《永远值得记取》，《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 [21]施蛰存《杨刚的一封信》，《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 [22]《冯亦代》 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8月版，郁风《永远值得记取》，《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徐迟《江南小镇》，《收获》1990年第2期。 [23]卢玮銮《学士台风光》，《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年8月版。 [24]李今《穆时英年谱简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25]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6]徐迟《江南小镇》，《收获》1990年第2期。 [27]路易士《三十自述》，《三十前集》，诗领土社1945年4月。 [28]徐迟《江南小镇》，《收获》1990年第2期。 [29]杨海成《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团结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0]郑择魁、王文彬《戴望舒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版。 [31]《戴望舒全集·散文卷》第252页“注[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32]纪弦《戴望舒二三事》，《香港文学》1990年第3期。 [33]胡兰成《今生今世》，台湾远流出版社1990年版。 [34]北塔《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35]徐迟《江南小镇》，《收获》1990年第2期。 [36]徐鲁《徐迟 猜想与毁灭》，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37]郁风《曾经有过这样一本杂志——〈耕耘〉》，《故人·故乡·故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版。 [38]郁风《永远值得记取》，《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 [39]袁小伦《港岛殊勋》，《党史纵横》1998年3月。 [40]郁风《曾经有过这样一本杂志》，《故人·故乡·故事》。 [41]徐迟《江南小镇》，《收获》1990年第2期。 [42]李立明《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10月版。 [43]窦康《戴杜衡先生年谱简编》，《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1期。 [44]沈建中编《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45]纪弦《戴望舒二三事》，《香港文学》1990年第3期。 [46徐迟《江南小镇》，《收获》1990年第2期。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二期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二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