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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不少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促进了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与上世纪90年代新历史小说创作不同，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构成了不同的叙事类型，表现出作家不同的历史意识与小说观念。 一 在新世纪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中，呈现出不同叙事类型。史诗类小说以革命历史的重大事件为背景，在展现曲折坎坷的革命历程中勾勒刻画革命领袖与人物形象，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氛围中展现出革命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黄亚洲的《日出东方》以“五四”运动到井冈山会师1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形象化地再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坎坷历程，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创始人的生动形象，在遵循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历史生动地绘出。赵万里的《西柏坡》以1947年3月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为背景，全景式地描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从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过程。小说在土地改革、三大战役、七届二中全会、夺取政权等顺时序的结构中，刻画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性格的魅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张惟的《血色黎明》以“五四”至抗战前夕闽西苏区为背景，囊括了南昌起义、龙岩暴动、井冈会师、古田会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刻画了罗明、邓予恢、张鼎丞、陈丕显、杨成武、蔡廷锴、宋希濂等诸多革命人士，呈现出艰苦卓绝革命斗争中的风云变幻与革命信念。 反思类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或从人性的视角分析革命历程中的曲折与坎坷，或从怀疑的眼光分析历史事件中的复杂与迷惘，呈现出与以往革命历史小说迥异的色彩。李洱的《花腔》以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葛任生死之谜的探究为主要情节，通过白圣韬医生、劳改犯赵耀庆、法学家范继槐的讲述，呈现了东渡扶桑学医、回国京沪任教、投奔苏区、参加长征颠沛流离的葛任坎坷经历悲剧命运，以个人在历史动荡中命运的不同叙述，形成了对于历史与英雄的反思。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通过孙女“我”的口吻叙写了“爷爷”集英雄与土匪、英勇无畏与寡廉鲜耻于一身的革命者形象，他为革命卧底敌营、护送情报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对与他共同生活的三位女性却只有欲望发泄却没有任何真情，小说从历史与人性角度对于英雄与英雄主义进行反思。柳建伟的《爱在战火纷飞时》刻画了出身名门望族投身革命的地下党张世杰的形象，他在敌占区出生入死与日军、伪军、汉奸和国民党周旋，为革命根据地运送战略物质，他在与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中，再三违反革命纪律，解放后他放弃了将军的授衔，回到家乡当小学校长。反思类小说或反思历史，或反思英雄，或回眸革命，呈现出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迥异的色彩。 在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中，有的作品在革命历史的背景中叙写主人公坎坷跌宕的命运，呈现出鲜明的传奇色彩。都梁的小说《亮剑》叙写了革命将领李云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他任八路军某独立团团长与抗击日寇，到“文革”期间受迫害自杀，在这个身经百战性格暴烈的草莽英雄身上，充满着传奇色彩，他多次抗命、两次降级、三次复出，却洋溢着宁折不弯、铮铮铁骨的英雄气概。朱秀海的《音乐会》叙写朝鲜抗日志士携儿女流亡中国的故事，其妻儿双双被日本人虐杀，为了遵循保护烈士遗孤英子的诺言，游击队员们前赴后继先后壮烈牺牲，英子成为游击队最后一名女战士。傅建文的《长征谣》以红军警卫连连长秋水伤愈追赶长征部队、妻子栀子千里寻夫的故事，形象地再现了坚苦卓绝的长征历程，在坚贞爱情与坚定信念中呈现出传奇色彩。传奇类的小说以主人公的人生传奇为主要叙事内容，在革命历史的背景中使作品具有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可读性。 以地下党谍战为题材作品成为新世纪创作的亮点，往往在共产党人改换身份身处逆境困境中谍战的惊心动魄使作品曲折离奇引人入胜。高杰贤的《拂晓前的长春》以1948年解放长春的战役为背景，以隐蔽在茂昌大药行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忘我奉献、奋斗牺牲为主线，他们在国民党内部策反、给围城大军运送稀缺药品、乔装打扮传递情报、护送烈士遗孤出城等，在扑朔迷离云谲波诡的谍战故事中，呈现出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异彩纷呈。都梁的《狼烟北平》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沦陷区北平为背景，围绕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合作与较量，在秘密的特务工作、惊险的刺杀锄奸、浪漫的爱情故事、惨烈的严刑审讯等情节中，展示谍战工作的残酷惊险。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以江淮地区抗日斗争为背景，新四军高级将领沈轩辕临危受命任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他以其绅士风度和家族力量赢得日军驻屯军司令松冈大佐的信任，担任了陆安州汉奸政权的市长；他分化瓦解汉奸武装力量，统一指挥陆安州的国民党军独立旅、新四军七支队、地方武装以及民间抗日力量，同松冈联队展开殊死决战并将其全歼。谍战类小说往往在敌我阵营难以辨别中，将地下党人斗争的艰苦卓绝、惊心动魄写得一波三折、触目惊心。 将新世纪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分为史诗类、反思类、传奇类、谍战类，其实这些作品的划分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只不过某部作品更注重某些方面的叙写罢了，从而我们可以观照分析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的某些现象与症候。 二 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单纯注重史诗性不同，与上世纪90年代新历史小说主观勾兑历史迥异，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虽然史诗类作品仍然是创作的基本类型，但是在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中呈现出某些新的色彩。 一、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革命历史背景中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克服了以往小说英雄形象刻画的简单化、平面化倾向，而强调人物心理性格内在的复杂与丰富，突出了人性的生动与深刻。在刻画共产党领袖人物时，与以往小说很少关注领袖个人情感家庭生活不同，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常常对于他们的个人情感家庭生活予以关注，如《西柏坡》中描写毛泽东对女儿李讷的舐犊情深、和毛岸英的父子之情，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山村缔结情缘等，都呈现了领袖性格的丰富与丰满。项小米《英雄无语》中的英雄“爷爷”是一个忠于革命无所畏惧的英雄，但是他对待先后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女性，却呈现出粗暴愚昧封建暴君的色彩，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丰富。都梁《亮剑》中的李云龙是一位驰骋战场身经百战的英雄，他正直刚烈铁骨铮铮，他“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但是他有着农民的狡黠与自私，他枪毙战俘我行我素，满口粗话性情暴烈，与英雄人物的正面形象构成了某些反差。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刻画中，努力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复杂，注重英雄人物的七情六欲，往往从人性深处审视人物的复杂性，从而呈现出与传统英雄人物迥异的色彩。 二、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审视革命历史时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高杰贤《拂晓前的长春》里国共两军在长春被围困时，中共地下工作者为迎接长春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非如以往作品中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智勇双全料事如神，却在难以预料的斗争中常常遭遇不测。李洱的《花腔》通过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三者的讲述，探究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葛任生死之谜，不同人物众说纷纭的叙述，充满着矛盾与悖论、混乱与驳杂，使这桩历史谜案更为扑朔迷离，是对于革命历史的某种探究与怀疑。徐贵祥《八月桂花遍地开》描写江淮地区的抗日斗争，在描写共产党、游击队的抗日斗争的同时，也正面描写了国民党的抗日斗争，完全颠覆了以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念，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也将其复杂性偶然性写出。小说在重新阐释革命与历史中，也重新呈现出人物的复杂性。 三、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也呈现出追求个性化的特点，作家们在拓展创作视野追求个人风格中，使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在继承叙事传统中拓展了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作为革命后代的项小米，在《英雄无语》中叙写了“爷爷”的故事。作者以其对于先辈生活的熟悉、对于那些事与人的良心，在小说创作中呈现出其独特个性。17岁入伍的朱秀海对于部队生活情有独钟，创作了长篇小说《痴情》《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音乐会》，他的创作常常在激烈的战争场景中叙写人物命运，在战争的逆境与困境中剖析与拷问人性，从而呈现出其对于战争与人的独特思考。曾服役于坦克部队的都梁，复员后曾做过教师、公务员、公司经理、石油勘探技术研究所所长等，创作了《亮剑》《血色浪漫》《狼烟北平》等作品，他的作品大多以具有阳刚色彩的男性为主角，耿直、倔强、善良、义气，在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呈现出民族刚性性格的塑造。1978年入伍、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徐贵祥，有比较丰富的军旅生活和较好的文学修养，创作了《马上天下》《仰角》《历史的天空》《明天的战争》《八月桂花遍地开》等小说，他在跌宕曲折的故事中刻画性格鲜明的人物，在困境与绝境中凸显人物性格，崇尚革命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在人物命运的沉浮中具有独特的感染力。 三 在评说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的实绩时，我们也看到了存在的某些缺憾与不足。 一、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影视改编的影响下，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影视与小说创作的互动成为读图时代的现象，小说因改编为影视作品而走红畅销，影视因小说的畅销而扩大收视率。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传播复制能力加强中的某些负面效应。由于影视剧在传播面、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方面的优势，一些小说家在构思与创作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此方面的左右，这使小说多了影视剧色彩，而少了小说意味。如在增强人物对话中淡化了对于人物心理心态的描写。影视艺术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小说艺术需要读者通过想象重构小说境界。受到影视艺术的影响，一些小说往往出现大段的人物对话，并淡化了对于小说想象空间的开拓。虽然我们不能对于小说家过于苛求，小说家借鉴影视手法也在某方面丰富了小说创作，但是影视改编对于小说创作的负面影响还是存在的。 二、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雷达在谈到文学创作时指出：“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与庄严的文学目标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文学原创能力似乎在丧失，畸形的复制能力在增大，文学数量与质量之比严重失衡，威胁着当今文学的整体生态”(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呈现出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倾向，将诸多言情、谍战、传奇等通俗因素融入作品中时，往往呈现出某种复制的色彩，甚至出现了粗鄙化、庸俗化的意味，缺少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经典化的叙述。 三、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后革命”语境制约下，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的超越。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称为“后革命”时代，认为“后革命文化不是原创性的文化，而是原先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新形态”(陶东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当代文坛》2006年第3期)。有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缺少独创性、原创性，缺少对现实生活的把握，认为“所有的这些缺失，归根结底，还是文学精神的缺失”。在这种后革命语境制约下，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在整体上更注重回归日常化的表述，往往更注重将革命者或英雄人物作为血肉丰满的“人”来写，往往突出人物日常的七情六欲，而一定程度忽略了人物崇高精神境界的叙写，更缺乏对于精神境界的超越，以至于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更多了通俗文学的色彩，而少了精英文学的追求。 新世纪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某些缺憾。在传承“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传统中，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应该有更大的成就与超越。(杨剑龙 王 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6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6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