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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是丁玲二十年代奉献给读者的一部满带着“五四”时代烙印反映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女性心灵史，“它的成功好似死寂的文坛，抛下一颗炸弹”〔1〕。《日记》奠定了丁玲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是她的成名作也是她的代表作，笔者以为这巨大的成功源于陌生化艺术手法的运用。 “陌生化”是20世纪初期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科学性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陌生化是文学性产生的根本原因。“艺术之所以存在就在于使我们恢复对生活的感受，使我们感觉到事物，使石头象石头的样子。艺术的目的是表达人们在感知事物而不是认知事物时的感受。艺术的技巧就是要使事物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知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知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的目的，必须把时间拉长”〔2〕P6。艺术通过对现实的有意偏离、背反甚或变形、异化使生活改头换面，用一种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唤起对生活的新鲜感受。“作为一般艺术手法的陌生化，充斥于艺术作品的各个层面”〔3〕P8。在表达层次上，陌生化创新表达技巧，打破占主导地位的艺术规则；在内容层次上，表现为主题的开掘或题材的陌生化；从文学形象上，陌生化塑造全新的艺术形象，鲜明深刻地揭示时代和生活的内涵。 一、陌生化的艺术手法 形式主义认为，“故事”和“情节”是小说中的两个不同的概念。“故事是由小说素材抽象而来；而情节则是由故事抽象而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使叙述视觉更锐利地集中起来”〔4〕，故事相当于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有其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自然顺序，而对这些生活素材亦即故事进行不同组合的方式便成为情节。故事可以作为文学的素材，但是，任何按自然顺序平铺直叙的故事都缺乏新奇感和吸引力，只有对自然顺序加以改编，使“故事”变为“情节”，文学才能产生，因此，情节是艺术加工后的故事，是对故事的一种陌生化，是“故事”得以被人创造性扭曲并使之面目皆非的独特方式。《日记》的故事很简单，主要是莎菲面对现实无法排遣内心的苦闷转而追求爱情不得，从而产生厌世悲观的生活态度。为满足审美的需要，作者使用新的艺术技巧，《日记》中结构的安排，心理描写的使用，细节的描绘和叙述视角的关照将故事陌生化为情节，产生变异新奇的艺术性。 “作品的价值依赖于作品的结构〔5〕P325，小说的艺术结构是小说家依据自己的情感认知对生活秩序的重建，由于有小说家主体情感对生活的参与，结构成了一种有生命的状态，它在具有了特定的表达潜势之后还具备了美学潜势。《日记》选择外向辐射式的结构，以主人公莎菲的心理流程为中心，辐射社会人生百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其它景象都同她的思想活动密切相关，也都是通过她的眼睛和思想呈现在读者目前的，都受到莎菲的分析与评判。文章中苇弟的卑微，凌吉士的鄙俗，云霖的平庸，剑如的世故，毓方的简单等等这同一眼光下不同性格的对比、夸张，构成一种感觉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凝聚思考，而思考蔓延艺术的品位；同时这种向外辐射的开放式结构为莎菲如何想方设法排遣苦闷，如何孤独寂寞地活着，如何自由地择偶、选择性伴侣等的复杂感情世界提供了最宽广的自由表达。而“作品所激发的情感是维持注意力的主要手段”〔6〕P110，小说由此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增强了艺术的表达效果。 “当我们感到某种东西不合常情，异乎寻常，或偏离了某种仍有效力的规范时，身心便产生一种性质特殊的激情洋溢的印象”〔7〕P37-38。《日记》中，那种“性质特殊的激情洋溢的印象”源于内心独白式心理描写，丁玲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写一篇小说之前……我爬进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心理，替他们想，那时应该有那一种心情，这样，我才提笔”〔8〕。《日记》中，作者爬进人物心理，抓住莎菲在某一个特定时空内飘忽不定、稍纵即逝的思绪与浮想，以这些矛盾、细腻、特殊的心理作为情节发展的动力和借口，将心理描写置于主体地位，这种精细、夸张的心理描写，将莎菲心灵深处无以名状难以洞悉的感情波澜尽情宣泄，苦闷的心理律动铺排变形为艺术的情节，陌生麻木、机械的心灵感觉，唤起强烈的艺术感受。无怪乎冯雪峰读到这篇小说时竟然为“这一代苦闷的女性而流泪”，而毅真则认为丁玲“率真的女性心理描写，真是中国新文坛上极可骄傲的成绩”。 “细节的变形一方面表现在详细描绘一些细节，使其常见的比例变形，或者强调个别细节创造一种特别的变形，从而改变平常的比例，这种把注意力放在细节上的做法，创造了独特的动态”〔9〕P20。《日记》中，细节的运用产生的陌生化的表达效果也是别有风采的。如“我不知道那些热闹的人们是怎样的过年，我只在牛奶中加了一个鸡子，鸡子是昨天苇弟拿来的，一共二十个，昨天煨了七个茶卤蛋，剩下十三个，大约够我两星期吃。若吃午饭时，苇弟会来，则一定有两个罐头的希望。我真希望他来”。白描叠加细节夸张了主人公的百无聊赖，寂寞孤独，增强了艺术的表达效果。“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视角起着决定作用，所谓视角“即叙述者与他讲的故事间的关系”〔10〕；叙述视角，简单而言是指叙述故事的着眼点，常被用来描述一部作品的具体内容和情节是以何种方式呈现给读者。视角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方式，不同的叙述视角会产生不同情感态度和故事面貌。“根据斯坦泽尔叙述情景的理论，叙述分为三类，其一为传统的全知叙述，其二为叙述者就是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其三是以人物的眼光为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11〕P95，传统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叙述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以人物的眼光为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读者的视野和感觉几乎限制在叙述人物的视野和感觉的范围内，在此之外的事物都很难尽收眼底”〔11〕P96；而第一人限制叙述让“我们通过人物的经验眼光来观察一切，因此可以更自然地直接接触人物细致复杂的内心活动”〔12〕。《日记》就采用了这种直抒胸臆的第一称叙述视角，直接将读者引入“我”即主人公所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将主人公心灵情感的经历和生活体验的幽微细致呈现出来，同时大量使用“我要……怎样”的句式，让读者直接卷入故事之中。从而与那种全知式视角的无所不晓，主观片面形成差异；也打破了第三人称叙述限制人物视野和感觉的局限与狭隘，视角的选择创新了接受者视阈，开辟了认识作品的新窗口。 二、陌生化的主题与题材 “任何语言艺术作品的意义，仅仅在于我们并不是在直接意义上说它是富有教意的，而是说它能为人们打开某种新的东西，以前我并不知道的，而且在多数场合下，与读书界的多数人以为是毋庸置疑的东西相反的东西”〔13〕P313。《日记》所承载的正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新的东西”。文本种，自我意识，女性意识，女权意识，性意识这些在当时环境下的新的意识陌生了几千年陈旧，郁闷的，压抑的女性心理。 人的自我意识就是人对自我的认识，它指向主体的个体对自身处境的意识；“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14〕，是“人的意识与性别意识的双重内容”〔15〕；“女权，即妇女在社会上应享有的权利”〔16〕。性意识是人对自身本能的自觉意识。但从历史的书页来看，女性在走过母系社会之后，女性的“自我”便历史地失落了。女性的身份与角色，在义务与责任的限制之下，定位在“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的“非主体性的”位置而恰恰缺失对“自我”的认知。而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尤为低下，据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白露考证，“女性”这个词与“他、她、牛也”这些人称代词，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具有女性的“她”浮出地表。但她们个人生活小圈子里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追求因因袭着传统的重负，注定是不成熟的，即便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新女性子君也只是个自我意识淡薄，惟涓生马首是瞻，以涓生的价值取向为人生选择的“旧女性”，而《日记》中莎菲以自我为中心，一反传统女性的柔弱谦卑与委屈顺从，她从爱、从病、从活、从死中深刻地感受到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她用自己的标准评判和审视男人；她拒绝庸俗环境的同化；她渴望灵肉相谐的爱情；“莎菲身上，女性的自我意识空前凸现，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17〕。莎菲身上女性意识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凸现，在丁玲以前的女作家那里，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对个性解放和自由婚姻爱情的追求上，觉醒的女性满足于走出封建的家庭，以寻觅到理想的婚姻和爱情为目的，女性意识停留浅层欲望的满足阶段。而《日记》里，莎菲代表女性第一次以横溢的才气和细腻的感受，正面地、痛快地、自由而又自主地把主体心灵的千姿百态公之于众；并以主人翁的姿态代表女性对男人的情爱标准立法。莎菲的心灵言说陌生了传统女性无欲、圣洁、贞静的定位。“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强烈的女权思想使自传性女性写作走出了初始阶段的简单形态〔18〕，进入了“逆向的性别歧视”阶段〔19〕，《日记》中，丁玲对男性神话进行了彻底的解构，男性已处于被女性审视鉴赏，支配主宰的地位，并受尽了嘲弄，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在对性意识的书写上，“这个作品最初产生影响的原因是因为对性欲和失意的毫不隐讳的描写达到了强烈的刺激效果”〔20〕P566；在性爱关系的描写上，“大胆地站在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中第一个最早而且尖锐地提出关于“女人”的本质，男女的爱和性的意义问题”〔21〕P170；“这篇《日记》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第一篇，也是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一篇有关中国妇女的自述”〔22〕P198。“具有自己感知经验的现代读者在解释古代作品时，很容易把重要而有始创性的技巧看作为平常的作法，而该作品的同时代人则根据它跟以前的构造原则的关系——即能动作用——判断这些技巧”〔23〕P27。从现在看来，《日记》中的性爱描写无疑是含蓄温婉的，但在当时，这种站在女性立场上的开创性的大胆而真实的性爱描写与几千年女性的无性无欲的被遮蔽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此，独立的自我意识，强烈的女性意识，偏执的女权意识及性意识的大胆抒写引起了“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兴味与方向全扭转了”〔24〕的艺术表达效果。 三、陌生化的艺术形象 艺术的使命在于描写“不在其位的人，写失落了家园的人，漂泊无主的人”〔25〕P189，这种异于常态，失落漂泊不在其位的人实际上就是文学典型形象的一种陌生化。“凡是有形象的地方，几乎都存在反常化手法”〔25〕P189。典型与陌生化的这种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要求典型既必须具有广泛性，又有鲜明突出的个性色彩。《日记》中的莎菲形象概括了现实中寻找生活意义而不得的负荷着时代苦闷的女性灵魂的漂泊者，同时又烙印着莎菲这一个的个性风采。我们来看独异、个性的莎菲： “性格描写最简单的要素在人物的姓名称呼中就已经存在了。在最简单的情节形式中，有时，光是主人公的命名，而不需要其它任何性格描写，就足以为他规定出情节发展所必需的行为”〔6〕P135。莎菲这个带有欧化意味的名字隐约着她的与众不同，她与现实的疏离。其次“主人公所用的词汇，语言风格和谈话涉及的题材，同样可以成为主人公的脸谱”〔6〕P136，文本中，“我愿意”“我觉得”“我要”“我决定”“他应当”等等以“自我”为出发点的词汇决定了语言风格强烈的主观性和情感性，同时题材也围绕着主人公个人的情感领域，这样，名字的符号化意义，表达所蕴涵的个性内涵，将主人公深刻的人生体味脸谱化，产生了积极的审美效果。 “文学作为一种个体性的创造，追求个性化的色彩差不多是它最高的理想”〔3〕P18。从这一点上，我们拿她与时代女性群像相比。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中说：“如果谢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对母爱和自然的赞扬；那么初期丁玲的作品和这“幽雅”的情绪无关，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由此指出莎菲形象鲜明凌厉的叛逆性。“沅君式的知识女性们似乎不存在‘价值追问’‘理想选择’这样的心态，……爱情成为这些知识女性们自身生命的全部意义之所在”〔26〕；而莎菲比她们走得更远，比她们要求得更多：“莎菲的个性解放思想已升到寻求个体生命意识的高度”〔27〕；“莎菲是城市里有知识的女性，浑身充满现代文明的气息”〔28〕。“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突出表现为个人理想与现实人生的冲突，女性蜷曲在“自我”情感的狭小空间，苦闷、彷徨，陷入‘游戏人生’又被‘人间游戏’的悲哀中”〔26〕P133；而莎菲是大革命失败后的女性，她视野比她们更开阔，她不仅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还是“市侩”灵魂的惩罚者，更是“灵肉一致”的性爱先觉者和男权话语的颠覆者。由此“丁玲笔下执着，自觉而又性感活跃的女子形象和她同时代的女作家的小说所写的消极，受尽磨难而又终于催人泪下地死去的被损害了爱情的受害者们形成了尖锐的对照”〔20〕。由此“她是苦闷、矛盾、骚动不宁的集大成者”，是“20世纪是一个不安的精灵”〔29〕。她高傲而自尊的身影、破碎而滴血的心灵，拒人千里的任情任性，内外刚强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陌生了传统女性为妻为母的角色定位，以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和特有的心灵内涵昭示了女性与男性有着一样的人格与灵魂，肯定了女性独立存在的价值。她带着理想化的色彩，为中国女性提供了另一种“活法”，树起了另一种“榜样”。“只有以熟悉之物为背景，陌生物才会引起惊奇，得到理解”〔30〕P147，在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莎菲因其是“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这样的女性类型”〔31〕，从而陌生了大众的接受视阈，引起读者的审美注意，并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综上，是陌生化创造了特立独异的莎菲，使《日记》产生了震惊文坛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毅真.丁玲女士〔J〕.妇女杂志， 1930， 16(7). 〔2〕什克洛夫斯基.艺术即手法〔C〕//俄国形式主义文选，方珊，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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