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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傅斯年(字孟真)还在北京大学国文门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了。1918年1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发表了第一篇：《文学革命新申义》。接着，他在第二号、第四号，以及后来的五、六、七各卷，都有文章发表。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向《新青年》投稿，于1919年1月，和一些好友合作创刊了《新潮》月刊。它追随《新青年》之后，也成了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一本重要刊物。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新青年》月刊的重要作者。傅斯年以很大的兴趣和敬意细读了他们的作品，情不自禁地表示了由衷的赞扬。他在《新潮》第一卷第二号发表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谈到中国话的欧化问题，说： 偏有一般妄人，硬说中文受欧化，便不能通，我且不必和他打这官司，等到十年以后，自然分明的。《新青年》里的文章，像周作人先生译的小说是极好的，那宗直译的笔法，不特是译书的正道，并且是我们自己做文的榜样。(《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13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不但赞赏周作人的文笔，更赞赏他的见解。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发表的《白话文学与心里的改革》一文中，傅斯年从周作人(署名仲密)新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思想革命》这篇里摘引了一大段文字(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第13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说：“我看了很受点感动，觉得他所说的都是我心里的话。”(《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45页)周作人这篇的主旨，简单些说：古文所表达的荒谬思想，也可以用白话文表达，“中国人如不真是革面洗心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了好东西来。”傅斯年很赞同这个见解，他说：“中国代码在进化的决赛场上太落后了，我们不得不着急；大家快快的再跳上一步──从白话文学的介壳跳到白话文学的内心，用白话文学的内心造就那个未来的真中华民国。” 这就从文学形式的革命谈到文学内容的革命了。谈到这一点，他又要引证周作人了。 他说： 然而白话文学内心的命运却很有问题。白话文学的内心应当是，人生的深切而又著明的表现，向上生活的兴奋剂(近来看见《新青年》五卷一号里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学》，我真佩服到极点了。我所谓白话文学内心，就以他所说的人道主义为本)。(同上书，第248页) 《人的文学》，周作人作(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第85页)。傅斯年对这篇文章的评价： 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和《文学革命论》(注：陈独秀作)、《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注：胡适作)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同上书，第249页) 这样高度评价《人的文学》的并不只是傅斯年一人，像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就说它“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新潮》上经常发表一些新诗。在第一卷第五中与新诗栏中，一开头就转载了周作人(署名仲密)的《背枪的人》和《京奉东中》这两首诗。傅斯年的按语说： 我们《新潮》登载白话诗业已好几期了，其中偏于纯粹的摹仿者居多。我想这也不是正当趋向。我们应当制造主义和艺术一贯的诗，不宜常常在新体裁里放进旧灵魂──偶一为之，未尝不可。所以现在把《每周评论》里的这两首诗选入，作个模样。记者斯年(同上书，第283页) 转载周作人的这两首诗，诚然有傅斯年按语中说的作为范本的意思、推崇的意思吧。想来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希望在《新潮》上发表周作人的文稿。在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了周作人的重要文章《访日本新村记》(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第174页)。这以后，还在这里发表了几篇译文。 在《新潮》第二卷第四号目次前一页上刊出的《本社特别启事(二)》说： 今将新加入本社社员，郑重宣布如左： 周作人(启明) 周作人成了新潮社的社员。在《新潮》第二卷第五号卷末刊有《本社纪事》一篇，其中 说： 适值社员徐子俊、张申甫(注：徐彦之、张崧年)两君将有欧洲之行，周作人君新加入本社，于是在京全体会员假中央公园开会，欢送张徐两君，欢迎周君，并开选举票。结果周作人君当选为主任编辑，孟寿椿君当选为主任干事。嗣由周君推定编辑四人，孟君推定干事六人。 据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这次中央公园集会，是1920年10月28日的事。他当主任编辑，是接出国留学了的傅斯年的事。 二 这时，傅斯年对鲁迅，也是满怀敬意的。《狂人日记》发表，他看了，十分佩服。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的《一段疯话》一文中，他说： 譬如鲁过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至于他的命运，又是受嘲于当年，受敬于死后。(同上书，第214页) 这一位深具会心的读者对《狂人日记》一篇的主旨作了很好的阐发。这时，傅斯年是鲁迅的“粉丝”，而另一方面，鲁迅也注意阅读傅斯年的文章，互相呼应。 傅斯年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了《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两篇文章，其中一些意见很引起了鲁迅的共鸣。后一篇中有这样一段： 中国人不懂“理想论”和“理想家”的真义。说到“理想”，便含着些轻薄的意味，觉得“理想”即是“妄想”，“理想家”即是“妄人”。其实世界的进步，全是几多个“理想家”造就成的。“理想家”有超过现世的见解，力行主义的勇气，带着世界上人，兼程并进。中国最没有的是“理想家”。然而一般的人，每逢有人稍发新鲜议论，便批评道，“理想的很”。(同上书，第73页) 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鲁迅(署名唐俟)发表了《随感录三十九》，引用了傅斯年的这个意见，并且进一步指出：那些痛恨理想派的旧官僚和遗老，攻击理想派的利器就是“经验”，提出“经验”来和“理想”对立。从清朝的重臣摇身一变而成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就是拿“经验”来和“理想”相对立的一人。梁启超在《袁世凯之解剖》一文中引用袁氏拒谰之词：“吾办事专事经验，君等书生之理想，迂而无当也。”(《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之三十四，第14页)这种反对理想尊崇经验的主张，发展到极端，就像鲁迅在这篇随感录里面所描写的那样： 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学理法理，既是洋货，自然完全不在话下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34-3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用脓疮来比喻国粹，真是太奇特，太生动，也太深刻了。这给了傅斯年很深的印象。他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发表的《随感录》中就采用了这个比喻(同上书，第259页)。 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的《随感录四十三》，是批评上海《时事新报》的星期图画增刊《泼克》的。这事也可以看作是他和傅斯年的互相呼应，互相声援。这事的起因，据周作人写的《傅斯年》一文(这是他听到傅斯年死了写的骂他的文章)中说的是这样：“《时事新报》其时还在反对新文化运动，由沈泊尘通过两张小漫画，第一张画出一个侉相的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来，第二张则是正捧着一个木牌走进去，上书易卜生夫子之神位，鲁迅看了大不以为然”(《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一卷，第432页)。周作人说“鲁迅看了大不以为然”是不错的。他写的《随感录四十三》和《四十六》(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都是批评《泼克》。《随感录四十六》中说： 民国八年(1919)正月间，我在朋友家里见到上海一种什么报的星期增刊讽刺画，正是开宗明义第一回；画着几方小图，大意是骂主张废汉文的人的；说是给外国医生换上外国狗的心了，所以读罗马字时，全是外国狗叫。但在小图的上面，又有两个双钩大字“泼克”，似乎便是这增刊的名目；可是全不像中国话。我因此很觉这美术家可怜：他──对于个人的人身攻击姑且不论──学了外国画，来骂外国话，然而所用的名目又仍然是外国话。讽刺画本可以针砭社会的锢疾；现在施针砭的人的眼光，在一方尺大的纸片上，尚且看不分明，怎能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呢？ 这几天又见到一张所谓《泼克》，是骂提倡新文艺的人了。大旨是说凡所崇拜的，都是外国的偶像。我因此愈觉这美术家可怜；他学了画，而且画了“泼克”，竟还未知道外国画也是文艺之一。他对于自己的本业，尚且罩在黑坛子里，摸不清楚，怎能有优美的创作，贡献于社会呢？(同上书，第348页) 这两段引文，前一段讲的是钱玄同的漫画像，载1919年1月5日出版的该刊；后一段讲的是傅斯年的漫画像，载同年2月9日该刊。这一期的文字说明有这样的字句：某文学者“常出其所著之新文艺以炫人”，“然其思想之根据乃为外国偶像”。鲁迅说：“外国偶像”四个字，却亏他想了出来。并且态度鲜明的回答说：“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 《随感录四十三》一开头就提出：“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从《泼克》这刊物，鲁迅谈到了对美术界现状的不满。他说： 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美术也是其一：学了体格还未匀称的裸体画，便画猥亵画；学了明暗还未分明的静物画，只能画招牌。皮毛改新，心思仍旧，结果便是如此。至于讽刺画之变为人身攻击的器具，更是无足深怪了。 在这篇里，鲁迅提出了他的要求：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同上书，第346页) 这两篇随感录立刻引来了《泼克》的强烈反应，刊出一篇《新教训》，反说随感录的作者“头脑不清楚，可怜”。鲁迅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不必再纠缠，就没有作文反驳。这时候，傅斯年就奋起应战了。他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发表的《随感录》中说： 《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我固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至于有人不能领略他的意思和文辞，是当然不必怪。果然我今天在上海一家报的什么“泼克”上，看见骂他的新教训，说“他头脑不清楚，可怜”！ 我平素常想，若是有人骂我，必须回答时，最要紧的是要把骂我的话看清楚了，懂透彻了，然后就他的本源之地驳去。若是丢开本题，专弄几句不相干的话回敬，既没有打赢官司的希望，更糟蹋了自己的纸墨。像这位署名“记者”的新教训真是驴唇不对马嘴：若是把他原来的两次骂人画，一次骂废汉字的是狗心，一次骂某君崇拜外国偶像，而且“轻佻”、“狂妄”……等等，和鲁迅先生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一则随感录，唐俟先生批评他的一则随感录，再加上他这一段新教训，就真好看了……(同上书，第258页) 就在刊登这一篇声援鲁迅的文章的同一号《新潮》上，还以《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为题，刊出了鲁迅和傅斯年的通信。1919年4月16日，刘半农将傅斯年的一封信转交给鲁迅，征求鲁迅对《新潮》的意见。鲁迅在覆信中表示，以为纯粹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不要太多”，要“讲科学而仍发议论”，“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它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 先是在《新潮》第一卷第三号“通信”栏中，有读者史志元来信批评该刊“于科学之新潮，尚未能充分提倡”，建议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傅斯年答复说：“我们杂志上没有纯正科学的东西，是我们的第一憾事。以后当如尊命，竭力补正。”(同上书，第211页)后来他重新考虑，觉得这一条建议不应该接受。他在覆鲁迅的信中说： 我现在所以把《新潮》第三期里加入科学文一条意见自行取消的缘故，不过以为我们当发挥我们的比较的所长，大可不必用上牛力补足我们天生的所短。先生的一番见解是更进一层了。此后不有科学文则已，有必不免于发议论；不这样不足以尽我们的责任。(同上书，第273页) 可见他重视鲁迅的意见。 在《新潮》上，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明天》(第二卷第一号)，尼采《察拉图斯忒拉》序言的译文(第二卷第五号)。表示了对刊物的支持。 1920年初，傅斯年赴英国留学。《新潮》月刊出版了第三卷第二号(1922年3月)之后也不再出版。傅斯年和鲁迅、周作人交往的第一阶段也就结束了。这期间，既有学生一辈对于师长一辈的尊敬，也有声气相同的亲近感。 1926年上半年，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在致罗家伦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对周氏兄弟的一个看法。这时他是《现代评论》周刊的读者，对于陈源(笔名西滢，字通伯)和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激烈论战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在这信中这样评论了论战的双方： 《现代评论》甚不如从前，陈翰笙大作其文。通伯近有一文，竟是赞章行严(即章士钊)，甚不可取，思有以规之。通伯与两个周实有共同处。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轻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启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学究(吴学究之义)，非你们damned(讨厌的)绍兴人莫办也。仆虽不才，尚是中原人物，于此辈吴侬，实甚不敬之。他们有些才是不消说的。(《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31页) 信末未署日期。其中说“通伯近有一文，竟是赞章行严”，当是指第三卷第五十九期(1926年1月23日出版)所载的西滢《闲话》。文中又说“陈翰笙大作其文”，在第三卷第五十三期(1925年12月12日)、第五十五期(12月26日)、第五十六期(1926年1月2日)、第五十八期(1月16日)都有陈翰笙的文章。可以推知傅斯年这信当写于1926年2月或稍后。信中虽对论战的双方都有所批评，但是可以看他的感情是倾向于陈源一方的，也就是说，他属于鲁迅十分反感的“现代”派了。只是此刻鲁迅还不知道，要一年之后和他有共事的机会才知道。 三 1926年秋天，傅斯年学成归国。正好这时候，广东大学改组为中山大学。受到主持校务的朱家骅的邀请， 12月，傅斯年就到中山大学任教了。 正好这时鲁迅也接了中山大学的聘书，于1927年1月18日从厦门来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就和傅斯年成了同事了。开始，两人的关系看来还是可以的。在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两人交往的一些记载： 3月5日：谢玉生等七人自厦门来，同至福来居夜饭，并邀孟真、季市、广平、林霖。 3月13日：上午与季市、广平访孟真，在东方饭店午饭，晚归。 4月1日：江绍原来，同至福来居夜餐，并邀孟真、季市、广平。 可见这时他们还是很正常的友好往来。可是不久关系就恶化了，起因就是中山大学聘请顾颉刚这件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广州同住》中回忆说：“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顾颉刚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的信也证实了鲁迅是因他而辞职的： 孟真见招，因拟到粤。鲁迅在粤任中大教务主任，宣言谓顾某若来，周某即去。适厦门邮局罢工十天，孟真来书未能接到，我就单身到粤观看情形。孟真告鲁迅后，鲁迅立时辞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顾颉刚是4月18日到中山大学的。鲁迅决定提出辞职， 4月20日致李霁野的信中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 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9-30页) 这里，鲁迅有一点不了解情况，顾颉刚并不是在厦门大学站不住了才自己钻到中山大学来的，而是傅斯年主动找他来的。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民国六年(1917)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就是从他们每天的交谈中，促成了《新潮》月刊的创刊和新潮社的成立。而对于顾氏史学的成就，傅更是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称赞顾氏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观点，说：“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切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又说：“学科的范围有大小，中国古史学自然比力学或生物学小得多。但它自是一种独立的，而也有价值的学问。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447页)他对顾的学术地位，评价就有这样高。现在他在中山大学主持文史方面的教学，当然会要延聘顾来校任教了。当出现了鲁迅和顾颉刚只能二者择一的时候，傅斯年不怎么困难地作出了抉择。当然，他也曾经想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1927年5月15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说： 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当红鼻(注：鲁迅在私人通信中对顾颉刚的蔑称)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豫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他们的这办法，是我即不辞职，而略有微词，便可以提出的。 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季黻也已辞职，因为我一走，傅即探他的态度，所以也不干了。(同上书，第32-33页) 正好在4月15日广州发生了反共政变。鲁迅不迟不早，在这个时候辞职，是不是也有政治的因素在内呢？ 5月30日鲁迅致章延谦的信中说： 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同上书，第34页) 不久之后鲁迅即离开广州，定居上海，直到1936年去世，和傅斯年再也没有什么交往了。 四 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先在云南昆明、后来又在四川南溪李庄镇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有时到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周作人呢，却留在沦陷了的北平，落水当汉奸了，做到了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两人之间，当然没有任何的交往了。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傅斯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而这时的周作人当然想到他的叛国罪行将会受到惩处，正在提心吊胆地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12月2日他写了一篇散文《石板路》，文末在记下写作日期之后，还添写了“时正闻驴鸣”五个字。这是什么意思呢？《周作人年谱》有记载： 北平各报载“十一月三十日重庆专电”：“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顷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 周作人见报后在当天日记中悻悻然写道： 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 原来他写的“驴鸣”是指傅斯年的谈话。其实这篇谈话跟周作人并没有多少关系。他当了特任官这个级别的大汉奸，已经不是能不能继续担任教职的问题，而是怎样惩处治罪的问题了。这篇谈话对于他是一个新的刺激，使他对傅斯年充满了敌意，比做驴子以泄愤吧。 傅斯年确实也没有放过周作人的意思。几天之后他到达北平， 12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了他的答记者问，其中就说“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同上书，第313页) 周作人在庭审中为自己辩护的材料之一，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经从云南昆明打电报给他，叫他照管北大校产。傅斯年认为，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但是这完全不能为他的汉奸罪辩护。1946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胡适的信中谈到这事，指出“北大并未托他下水后再照料北大产业”(《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317页)。 1949年初周作人出狱。这时傅斯年已经到台湾去，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两人之间也就再也没有任何交往。可是周作人余恨未消，还写过几篇文章骂他。一篇是刊登在1950年6月14日《亦报》的《〈新潮〉的泡沫二》，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卷，第764页)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死了。周作人又在1951年1月12日的《亦报》上刊出《傅斯年》(《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一卷第432页)一文来骂他。这两篇都没有提出什么有分量的材料，只不过表明恕恨甚深就是了。到了晚年写《知堂回想录》，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还在《每周评论》(上)里写了他一段，这是周最后一次写到他，现在摘录一点，就作为周作人对这两人关系的最后陈述吧： 《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担任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在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1918)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结果仲甫(即陈独秀)的怀疑倒底是不错的，他们并不是做细作，却实在是投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三卷，第556页) “投机”，这就是周作人对傅斯年最后的看法吧。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