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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历史阶段国家危机的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启蒙，还是抗日时期的救亡宣传，都直接与社会局势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社会使命意识的作家纷纷用文本表达国事焦虑，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老舍的表现也不例外，而他独特的经历和他的满族作家身份，使他在表达爱国之情和国事焦虑的时候，比其他作家更急迫、更沉郁。他除了时代的焦虑外，还有作为满族人的民族焦虑。在他身上，民族性、阶级性和国家意识紧紧缠绕在一起，成就了他一部部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力作，而且他也用这些感时忧国之作传达了身为旗人的焦虑。 老舍的创作具有浓郁的京味特征，但他并不刻意显示自己的民族属性，相反，他的作品，特别是解放前的作品，往往刻意模糊、淡化自己的民族身份，张扬爱国主义主题，这既有时代大趋势的影响，也是他的个人经历使然；既是他自觉的文学追求，也包含着他作为满族作家的苦衷。 老舍于19、20世纪之交出身于老北京的满族贫民家庭，这特定的出身、时间、地点和家庭环境影响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生成。“‘人之初’是人的性情的根本所在，童年的人生教育和生命体验是带有原生性的，它包含一个作家的审美选择，存在着永志难忘的精神维系的潜在力量。”[1]老舍的童年经历和童年印象，对他的一生产生了不可泯灭的影响。 从大的社会环境看，20世纪初的清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清政府在国际政坛上的表现足以让身为满族人的老舍感到羞愧。他无缘目睹清朝的鼎盛，必须面对满族权贵统治下千疮百孔的国家，这使他难以产生民族自豪感。入主中原的满族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像历朝历代一样，清朝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以后，开始走向下坡路满族统治者由励精图治转向腐化堕落，一般满族民众也在保护性政策和上层人物的影响下，逐渐疏远了马上文化，接受汉族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发展起对生活享受的无限追求。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总结道：“在清朝末的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他们将日常生活艺术化，在生活的“最细微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这种精致的生活使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倘若在以往的朝代，最多不过再来一次改朝换代，汉人重新掌握政权。但19世纪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的全球化时代，西方列强迅速崛起，并且开始用武力征服东方，古老的中国再也不能继续王朝更迭的历史循环，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中国无法继续闭关锁国、尘封自固了。满族统治阶层的懦弱无能，不仅影响了满族一个民族，也使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一步一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国力的衰微、屈辱的现实处境使国人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文化失衡，也使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狭隘的种族意识，开始初步形成了国族意识，并在国家危亡之时迸发出强烈的爱国激情。作为满族人的老舍，不能不受到这种时局的影响。 老舍的反帝爱国思想不仅来自大的社会环境，更是直接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对于老北京人来说，八国联军进北京不是一段抽象的历史，而是有着切肤之痛的家族记忆。老舍的父亲是守卫皇城的旗兵，死于保卫皇城的战斗。破城而入、烧杀抢掠的外国兵寻到了老舍家所在的小羊圈胡同，对他家进行翻箱倒柜的抢劫，襁褓中的他险些因此而丧命。尽管事件发生时他一无所知，但家族中人对这段历史的回溯必然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重重的印记。正如他所说的：“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2]父亲惨烈的死亡、母亲沉痛的回忆以及从小贫寒的生活，都成为他的心结。一直到解放后，他仍旧对这样的家族往事耿耿于怀，并在剧本《义和团》中表达了融和着家族仇恨的爱国激情。不需要系统地接受革命书籍的熏陶，生活中的感性体验足以使他对侵略者产生强烈的愤怒、对国家的富强有着殷切的期望。 他对殖民者的仇恨既有家仇，也有民族仇恨，还有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愤怒，多种因素的汇合，使他的创作呈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绪。老舍不是那种喜欢赶潮冲浪的人物，他缺乏喊口号式的革命激情，但他的个人经历使他对民族、国家怀有深厚的不乏痛楚的爱，他总是从个人的感性认识出发，探索表达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途径，并以充满个性化的实践，最终与时代主旋律融合到一起。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的创作意图，就是要表现华人对开发南洋所做的巨大贡献，而后的《二马》、《骆驼祥子》、《离婚》等作品，无不显示出他对国家富强的殷切期望。他塑造了李荣(《二马》)、白李(《黑白李》)、曹先生(《骆驼祥子》)、钱默吟(《世四同堂》)等一系列爱国志士。在抗战以前，老舍以小说创作进行文化反思，参与民族精神重构事业。抗战爆发后，他立刻离开家小，投身文化抗战的洪流中，采取话剧、曲艺、诗歌等更快捷的文学形式进行抗战宣传动员，自觉承担起时代责任，站在文艺战线上为国家解放贡献力量。 在老舍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其民族身份始终支配着他的行动，使他形成了一些于其他作家不同的爱国主义表达方式。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老舍以阶级身份替代民族身份，以此取得与其他进步文学家同样的创作立足点，从而加入到新文学的主流叙事中来。 在老舍登上文坛的时代，公众舆论对满族人有许多不符合实际的消极印象。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又恰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些革命者最初从事革命事业的时候，力图将人们普遍存在的民族仇恨转化为革命动力，革命宣传往往是以排满的形式进行的。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中，都表现出强烈的排满情绪，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举动中搀杂着强烈的满汉对立情绪，章太炎“用公共回忆的方式来重新想象汉族团体，把明清的改朝换代说成是‘亡国’”[3]“兴中会”一开始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尽管孙中山等革命志士斗争的锋芒是指向满族统治者，但这带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色彩的口号，使那些未能分享到权力和财富的满族平民阶层有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感觉。当然，革命领导人很快用比较实际的“五族共和”代替了那些偏激的提法，革命宣传由偏颇转向理性，但民间狭隘的民族情绪并不是短时间能够消除的，针对某个具体的人，人们可能会依照这个人的实际行为对其做出正确的判断，一旦抽象化为一个民族的特性，公众偏见很容易影响人的判断力。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满族人是作威作福、高高在上的民族，且不说那些王公大臣，就是一般的旗人男丁也有当旗兵这条出路，能够领上一份钱粮，过着悠然自得的提笼架鸟的生活。这些人在民国成立之后陷入普遍的贫困中，也是罪有应得、大快人心的。一般的满族民众，尽管他们没有对清朝的统治有过什么影响，还是受到了来自公众舆论的压力，成为国家衰微的替罪羊。这也给老舍以及其他的满族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舍强调个人的阶级身份，在创作中张扬平民意识，除了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外，还有个人的民族动机，即以此抵消民族身份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确立创作的底层人立场，从而与广大汉族作家的文学叙述保持同一基调。他家属于城市贫民阶层，主要靠父亲每月三两月银支撑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去世后，日子更加窘迫，母亲靠给人洗衣服和帮佣维持家计，披星戴月做活、精打细算度日，即便如此，也仅仅使一家人勉强得以生存，根本无力支付子女学校教育费用。没有宗月大师的帮助，老舍也许没有走出童年就成为提篮子走胡同的小商贩，根本不会有受学校教育的机会，更不要说有后面的作为了。虽然贵为旗人，生长在皇城根下，他无缘富贵奢华，更不清楚奢侈糜烂为何物。母亲向他灌输的是自立自强、穷人要有傲骨的朴素的做人道理。小羊圈胡同的穷旗人与那些支撑满清统治的满族上层人物处境悬殊，不同的生存环境使两者无论感情上还是思想上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种鸿沟远远超过不同民族间的风俗、信仰差距。老舍和他的家人，因为经济上的窘迫，难以保持本来就无意义的旗人优越感，民国之后社会舆论对满族群体的消极评价，放在他母亲和姐姐们身上无疑是错误的，但身为满族一员，他也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这些见解，毕竟它又有一定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从容书写自己的民族，而是从阶级意识这一点上找到与新时代的共同之处。从自我生活经验出发，强调阶级地位对人的影响，将民族因素放置在相对次要的地位。他不断强调自己的家庭出身，“我自幼便是穷人”，“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并表示自己虽然很少接触革命理论书籍，但有着朴素的阶级意识。老舍在《骆驼祥子》中细腻客观地展现洋车夫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精神世界，与胡适、鲁迅以士大夫悲悯目光俯视洋车夫的叙事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他没有将自己与这些劳苦大众从生活和感情上区别出来。在阶级性和民族性之间，他优先考虑的是人的阶级地位，将自己置身于劳苦大众的行列，以平民作家的身份站立于文坛。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却难以指出其民族归属。老北京拉洋车的、唱打鼓书的、使枪弄棍卖艺的，这些构成北京市民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大多为汉化的旗人或者旗化的汉人，很难说哪一个人是纯粹的汉人，哪一个人是纯粹的旗人。阶级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满族人铁板一块的刻板认识，还原其真实的存在形态。 其次，他从文化的角度来写国人，特别是写他所熟悉的市民阶层，借此传递国家意识，稀释民族负罪感。 老舍十分注重文化反思和批判，在他看来，国家的兴盛和衰微反映在这个国家的文化上面，他创作的一些市民小说，在对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进行表现的同时，也充分挖掘其中的人文景观，进行文化反思。他特别擅长对旧中国儿女的精神状态进行揭示。《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赵子曰》中的赵子曰、《离婚》中的张大哥，都是老舍用以剖析中华民族精神特征的典型人物。《二马》中，他将主人公马氏父子放置在异国文化背景下，凸现其思维习惯、行为举止中蕴涵的中华民族文化特性。就是在抗战时期，他也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强调抗战的重要意义。在受到东方文化协会邀请创作以“东方文化”为主题的剧本时，他将文化的保存与抗战联系起来。“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和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和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也正是抱着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在抗战期间进行文化检讨十分有意义，“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4]他提出在民族危亡时刻，要给文化照“爱克斯光”，不能讳疾忌医，在全力推动充满血性文化的形成时，也对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成分进行清算。他的大部分抗战戏剧都体现了文化反思精神。 如《面子问题》中对面子观念的检讨，《大地龙蛇》、《归去来兮》中陈腐的家长制度的批判，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清除不利于抗战的思想。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进行文化批判的作家很多，鲁迅大力鞭挞“精神胜利法”，沈从文批判都市人的阉寺性人格，他们都是希望寻找民族衰落的文化根源，检讨中国文化中足以妨碍国家走向富强的消极成分，并借文化批判实现启蒙和救亡意图，推进国民精神的健康发展。老舍的文化批判也包含着上述的目标，此外，老舍还有一个隐蔽的个人目标，即还原满族人真正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老舍文化批判的过程也是民族自辩的过程。 老舍文化批判的矛头指向汉儒文化，或者说是被旗人继承进而更加琐碎精致的文化，而不是本属于旗人的游牧渔猎文化。满族统治者固然对国家的衰微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真正阻碍社会发展，使中国出现暮气的原因是封建汉儒文化。维系着清朝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一套文明体系并不是满族统治者发明的，起源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旗人是尚武、强悍的，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特性，才可能取代明朝。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出于统治的需要积极学习汉族先进文化，清朝帝王们都十分尊崇儒家学说，自上而下地积极推进汉化进程，晚清时期更是大量运用诸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汉族官僚，以至于到了清朝末年，满族人的生活习惯和精神构成与汉族人之间的差距微乎其微。“几百年的文化弥漫与融合，到清末，旗人文化已难以由北京文化中剥出，旗人则在许多方面正是‘北京人’的标本，略嫌夸张却因而更其生动的标本。”[5]“至清末，满人已经被同化，清代其实是历代最崇儒的王朝，因此，清末满汉族‘种族矛盾’之冒现乃是基于政治考虑的新生事物。”满清的衰朽不仅显示了旗人民族素质的下降，也暴露了汉儒文化僵化的特质。老舍对老中国的儿女，诸如老马(《二马》)、祁老者(《四世同堂》)的刻画，都超越了单纯的满汉文化比较，上升到了全民族的高度。 正是尴尬的民族身份，使老舍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视野，从集体意识方面探究了国人身上背负的传统文化重负，这种文化批判也间接地回应了人们对旗人的种种误解和责备，舒缓了满族人的负罪感。 再次，从国家至上的大前提出发，强调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并在对回族描绘中传达民族团结观念。 在涉及民族问题的创作中，老舍很少表现满族的民族处境，老舍经常将笔下人物的民族身份做模糊处理，避免人们在这些人的民族身份和精神取向之间建立联系。在《四世同堂》中，祁老者一家的情况不乏作者自己家庭生活的投影。“祁”姓本是满族的大姓，作者或许借此暗示这个家族的民族属性。此外，从家庭出身和个人气质上看，小文夫妇具有满族没落贵族的典型特征，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无疑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写小文夫妇家族兴衰的时候，夹入了对满族衰落的反思，但值得注意的是，作家赋予小文夫妇一切旗人的特征后，又写上这样的话：“文侯爷不是旗人。但是，因为爵位的关系，他差不多自然而然地便继承了旗人的那一部文化”。他们的天真和纯朴、他们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对贫富变化的达观态度，包含着作者对自己所属民族的深情厚意，而强调他们非满族的身份，显然是刻意制造的间离效果，可以视为作家控制感情投入的一种修辞手段，颇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只有在建国以后，在新的民族政策之下，老舍才逐渐抛弃思想包袱，正面写自己心中的旗人，在《茶馆》中塑造了常大哥和松二爷两种类型旗人，在《正红旗下》这部自传小说中塑造了满族群像。 身为满族作家的老舍，在建国前的作品中几乎没有直接反映满族的呼声，没有写出满族所承受的民族压力。但他的回族题材作品为我们研究老舍的民族态度提供了参照。无论是满族、回族还是汉族，都是中华大家庭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他对满回、回汉关系的关注中，不难看出他反感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渴求民族理解和团结的急迫愿望。对民族问题和民族身份的敏感使他积极提倡各个民族的联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并在国家利益基础上弥合民族分歧。 历史上一些民族的上层统治者出于私欲，刻意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激化民族对立情绪。而下层人因为长期混杂居住，相似的经济环境、日常生活中相互照顾和精神上的交流，使他们容易产生相互友爱的感情，很少有民族偏见。老舍从小生活的环境中，满、汉、回各民族的人和睦相处，在日常交往中，他深深体会到其他民族的优点。小说《正红旗下》为我们描述底层不同民族大团结的图画。尽管满清时期推行对回民的歧视政策，但上层意志并没有得到满族下层人的充分认同，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决定对其他民族的感情倾向的。“我”出生后，德高望重的回胞金四叔叔前来贺喜，在“我”看来，他的贺喜比地位显赫的定大爷光临更有意义：“我至今还觉得怪得意的：我的满月吉日是受过回族朋友的庆祝的。”金四叔叔干净、利落、清爽，会拳脚，能唱戏，为人开朗随和，深得“我”的敬爱，福海二哥不明白为什么金四叔叔不能当武状元，母亲也不理解朝廷为什么刻意压制回族人，她欢迎金四叔叔常来做客，不认为回民金四叔叔与满族人有什么不同。“我”由此发出感叹：“当彼此不相往来的时候，不同的规矩与习惯使彼此互相歧视。及至彼此成为朋友，严守规矩反倒受到对方的称赞。”二姐在谋职补贴家用的时候，并不考虑雇主的民族身份，“觉得大伙儿都是一家人，谁都可以给谁干点活儿，不必问谁是旗人，谁是汉人或回族人”，满族上层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并没有影响底层各族人民团结。 受生活环境的影响，老舍始终对回族人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担任京师郊外劝学员时，支持回民创办“京师北郊公立马甸清真教国民学校”。在济南、青岛工作时期曾得到回族拳师的指导，一位拳师成了戏剧《国家至上》中张老师的生活原型。抗战以后，他很快与文化界的马宗融、马松亭等回族同胞成为莫逆之交，1937年，应“回族救国协会”的邀请与宋之的合作创作《国家至上》，1940年参加了“回族文化研究会”。其抗战时期的两个重要戏剧《国家至上》、《大地龙蛇》都表现了回汉团结的思想。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回族因为独特的风俗信仰，与其他民族多有隔阂，并常常受到强势民族的欺凌，老舍创作《国家至上》，就是“要表现回胞的美德，同时也要表现出怎样由习俗的不同而久已在回汉之间建起了一堵不相往来的无形的墙壁。在抗战期间我们必须拆倒这堵不幸的墙壁。”[7]呼吁在国家意识的统摄下，实现民族团结，一致对外。 回民是满族的一个镜像，在清朝统治时期，回民受到歧视，而在民国时期，满族人又何尝不受到排挤？对回汉关系的梳理中包含着对满汉、满回关系的思考。《正红旗下》中“我”一家人对回族同胞不带偏见的友爱，又何尝不是老舍期望的公众对满族人的态度？老舍对回民处境的描绘中包含着对自己民族地位的思考。“老舍不仅从金四把等人身上感到了捍卫母族文化传统的坚韧与执著，而且从揣度回族的文化持守中也开始了自己不知不觉的重返母族文化家园的精神苦旅。”[8]老舍的重返因为不正常的政治运动而中断，而他的种种努力，以及在民族意识上的复杂表现，已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满族文化心理的一个典型个案。 满族在清末呈现于人前的尴尬形象，使老舍自觉地张扬中华民族意识，压抑自己的满族民族意识，从而加入到现代文学启蒙与救亡的宏大叙述中去。即便如此，老舍对本民族的深切感情，总是不经意中呈现出来。他运用多种方式为自己，也为自己所属的民族进行辩护，使人们能够真正理性地、全面地认识满族。在今天，那段屈辱的历史渐渐远去，我们在回溯历史的时候，应该还原满族真实的形象，全面认识满清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的功与过。 注释： [1]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67. [2]老舍：吐了一口气[A].老舍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183. [3][6][美].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9.17 [4]老舍：大地龙蛇·序[A].老舍剧作全集(一)[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5]赵园：北京：城市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老舍：《国家至上》说明之一[A].老舍研究资料[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567. [8]马丽蓉：关于老舍与回族的特殊情缘[J].回族研究，2003(3) (作者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原载：《满族研究》2006年第2期 原载：《满族研究》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