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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创作受中国传统画的影响，这一看法有不少人提出过。如韩立群：“沈从文作品中自然美境的结构酷似中国山水画的布局，”“作者曾以宋院画来概括湘西自然美的特征；”[1]凌宇更是不止一次谈到，如“由于对中国古代绘画传统的熟悉，沈从文对‘神韵’、‘气韵’说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早已默会于心，并成为他小说创作一直遵循的艺术原则”，“沈从文小说确多写意，而少工笔”[2]等。沈从文与中国传统画确实有着不解之缘，他所具有的绘画天赋也让人惊讶，后来形成《湘行散记》的给张兆和的一丛信札就是图文并茂的。黄永玉说过：“从文表叔有时也画画，那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3]与他过从甚密的朱光潜更是说：“从文不只是个小说家，而且是个书法家和画家。”[4] 沈从文对画的酷爱，可以追溯到他在保靖给“湘西王”陈渠珍当书记的时候，这段时期，他有机会见到大量宋元以来的古画真迹。1923年，他来到北京，常在琉璃厂的十字街头留连。在这个三千年间的文化博物馆里，名人字画，随处可见，云烟过眼，不可谓不多，潜移默化，陶冶了他的性情及气质。另外，沈从文是个一流的书法家，其章草功力堪称独步。中国书画同源，书法的高深造诣使他看画时有了行家眼光，这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如《读展子虔〈游春图〉》。 沈从文爱画懂画，画中烟云供养，笔下山川灵气，浸染了他的性情气质，也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形成他小说的独特风格。特别是宋元以来的文人画，对他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他自己说过：“再从宋元以来中国人所作小幅绘画上注意，我们也可就那些优美作品设计中，见出短篇小说所不可少的慧心和匠心。”传统画中，沈从文对隋唐和明清绘画都有研究和独到见解，但他最欣赏的是宋元文人画。这跟文人画本身的发展和沈从文自己的气质气魄有关。文人画发展于宋朝，这是中国传统画发展达到巅峰的时期。此前的六朝绘画，真迹至今已罕见，顾陆张等用笔，大体只可从摹本上揣测。唐帝国气象恢宏，表现在绘画上，设色秾丽，画幅宽大，富丽堂皇，山水甚至用泥金、泥银(粉末状的金、银)打底，一派金碧辉煌。全盛的时代既已一去不复返，一介寒士的沈从文自然也就很难从这种富贵画上取得有会于心处。宋朝积弱，偃武修文，边患不断，到最后只剩下半壁江山，摇摇欲坠，但文化却粲然可观。绘画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下，其盛况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人们饱经忧患，又在野文人增多，因此便开文人画寄兴之端，设色由秾丽走向平淡，内容由写实走向写意。至元，气节之士，都不甘为异族奴隶，抑郁之情，寄诸笔墨，于是文人画风大盛，“至松雪(赵孟頫)敞开大门”，[5]非以写情，即以寄恨，“纯于笔墨上求神趣，各表性灵，极不兢兢以工整浓丽为事”。[6]画境荒寒，其体悟自然生命之深透，可称空前绝后。明清盛行模仿之风，画家重重因袭，除“明四家”、“清四僧”等成就较高外，文人画呈现衰落气象。因之，宋元时期是文人画的全盛时期。 沈从文欣赏宋元画，除了宋元画的高度成就外，还有他自己内在气质上的原因。鲁迅也知道宋元山水画的发达“到了绝顶”，“后人无以胜之”，[7]可他就不欣赏：“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认为文人画可取之处不多，且全盘否定了为其代表的米点山水。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二人气质气魄的不同。峻急孤傲、斗志昂扬的鲁迅企待“深沉雄大”的“放笔直干”，[8]崇尚雄伟、粗犷的“力的艺术”；而作为一个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具有博大胸怀的启蒙思想家，他看重艺术的进取精神和开放性，因此使鲁迅心旌摇荡的是汉唐气象。那是进取强盛时代的艺术，充满了博大豪迈的精神，其气象的恢宏、生机的勃发、想象的大胆、色彩的绚丽都表明它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时期一些充满活力的人的艺术，无怪乎使鲁迅倾心。 宋元画却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的时期，国家软弱不振，外交上的屈辱退让使人们丧失了活力和蓬勃的进取精神，文人们更是脆弱，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早已不再，却退向心灵的一隅，参禅求道，以笔墨自娱；但另一面却又不能完全的超脱，家国的兴亡、民族的盛衰使他们萦萦于怀，这种旷达和哀怨相混和的感情，出之笔下，便形成了宋元画特殊的意境，如宗白华所说：“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9]深受庄子和屈原思想影响的沈从文，自然对宋元画情有独钟。 沈从文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张兆和也有言为证，其中庄子对他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喜爱庄子，崇慕他的“落后”，也曾以庄子自诩(《沉默》)。庄子旷达的人生观使他淡泊名利，超尘绝俗；庄子的顺天体道使他对百汇万物怀着一颗蔼然之心；庄子对恬淡和虚静的推崇更是影响到他文章的风格。他自己的性格上，也有一点无可无不可的精神，看得清楚，想得透彻，却缺乏鲁迅的理性批判精神，也难以采取行动。另外，沈从文从气质上来看，是典型的文人气质，感情柔和，听到箫声，无事也要下泪，远处小羊固执而柔和的叫，也使他感到忧郁。[10]加上没落的家庭和受过长期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出身，更使他敏感纤细而心怀沉忧隐痛。这种气质一遇合怨愤缠绵的屈子思想，便产生强烈的共鸣。屈子之怨和老庄子达二者合一形成沈从文文章的气度，如黄苗子所说：“他的文章风格很象庄子，也象佛经，思想的哀艳处象屈原。”[11]而这种气度，在宋元文人画中找到了契合点。 沈从文的小说极其平淡自然。他的文字朴实，感情不激烈，受点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平和冲淡，内敛压抑，而又具《庄子》的超旷虚灵。他自己说过：“更值得注意处，是应当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来表现的。”[12]他把悲哀和痛苦沉淀起来，再用理智过滤，因此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便是整个的平静，全部调子建立在平静上，如一片水平如镜的海面，汹涌的如山的激流被掩藏在海底。人物、情节，似毫不经意的写出来，淡淡的笔，勾起人淡淡的哀愁，依依萦绕，挥之不去，咀嚼再三，更觉韵味无穷。譬如《丈夫》，表现的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悲哀”；《柏子》，记录了水手和妓女的不幸；《菜园》，写革命者陈尸校场；《萧萧》，展示童养媳不测的命运……可是写来笔下都十分轻松，没有喷火式的感情的渲泄，也没有充满激情的控诉，没有血，也没有泪，一切都那么平和，自自然然的笔调，略带点诙谐的语气，似乎写时很平静。譬如《菜园》，作者就并没有渲染这个悲剧。对于一家人的死，作者只写了儿子同媳妇“陈尸到教场的一隅”了，母亲“忽然用一根丝绦套在颈子上，便缢死了”，简简单单、自然而然的交代出来，没有激烈的场面，也不附带任何主观议论，却用大量的笔墨写这家母子在世时和平宁静的田园生活：夏天乘凉时，母子俩独立溪边，看溪水游鱼，杨柳晚霞；冬日来一片雪白，母子俩相对而酌，说古说今。媳妇回来，依然是听水听蝉，看霞看菊。作者的悲伤被掩盖了，家破人亡的惨剧，在某些左翼作家笔下是会写得血泪交流、义愤填膺的，但到了沈从文这里，却是“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境界。可苍凉却也是无法全部掩住的，掩卷之后，不胜抑郁之情，就会慢慢流出来，如云如雾，捕捉不住却感受真切。 又如《静》，为纪念姐姐亡儿北生而作，写一家人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病倒异乡的坎坷遭遇。可作者却从岳珉这个十四岁半懂事的女孩下笔，通过她的眼看到的春天的桃花、风筝，结亲的新娘子，快乐的小尼姑等等，又加上北生的顽皮，冲淡了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悲哀气氛。只是在最后写到：“女孩子岳珉便不知所谓的微微的笑着。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在天井角上，恰恰如另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的一面纸制的旗帜。”点明原来许多的等待都是没有希望的，而她们还不自知，黄昏日影里微微的笑，惨淡之极，凄恻之情，令人不禁，一股愁思，终无法掩抑。但作者写来仍平淡，虽为悼念死者而作，但不涉亡者的死，却写他的活泼泼的生，更显含蓄深沉。 《长河》、《边城》，为篇幅较长的叙事抒情小说，故事有着曲折的情节和各方面人物的矛盾冲突，但作者处理这些时代性强的尖锐题材时，却淡化了冲突的巨大张力，使矛盾变得缓和，避免了正面涉及丑恶。作者写时心情十分痛苦，却使手中的笔，带上几分乡土抒情的轻松，“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产生淡泊和谐的效果。把欲哭无泪的隐痛和深切的感伤，以平淡委婉出之，却效果更佳，如倪云林生不逢时抑郁难遣的悲愤，出之笔下，却化为一片淡淡的平远山林：没有横眉怒目的险崖，也无张牙舞爪的怪松，只用淡笔轻扫出平缓坡石、参差竹树，远处一抹清淡的野岭平坡、烟汀雾渚，着笔不多，空旷清奇，却使人感到无处不流淌着一股家国之恨的哀愁，画尽了一代文人士大夫备受压抑的痛苦情怀，常人难以企及。平淡天真，是文人画所独具的特点，文人画家自觉地追求冲淡，历史上那些得平淡天真多的作品常被列入神品。因为恬淡自然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夫失于自然而后神”，[13]“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之，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之趣，简远之心难形。”[14]沈从文对此自有其极深刻的理解。 在现代文学史上，凌淑华也以平淡见长，文字简洁，意味隽永，处理悲剧时，能以一种平静超然的心态出之。如《一件喜事》，父亲又娶妾，五娘哭了一天，可在凤儿看来，穿新衣服得银元宝，真是比新年还喜庆。《有福气的人》写一家子明争暗斗，可作者却从老太太的有福气着笔，以假相来尽力掩盖真相。沈从文说她：“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离远了。”[15]血泪的人生，自然也还是有，只不过作者有意把它推远了。譬如“三·一八”惨案，游行学生被执政府卫队开枪打死，她要写出这惨剧，却是借母女俩老等一个被枪杀的学生不来而表现的，避开了正面的事实(《等》)。 二人同受倪高士平远山林的影响，在求淡一面，很是相同。但同是求淡，却又淡得不同。在沈从文，是一种自觉的追求，他认为“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为了美一些，他便将丑恶掩藏，将冷酷冲淡，有意在人事上蒙上一层温情。他的平淡，是由工而淡，愈老愈淡，是一种绚烂之极后的平淡。凌淑华呢，作为一个豪门贵族被宠爱的大家闺秀，作为一个从小就受文人画平淡风格熏陶的画家，又加上女性本身的委婉，因此淡泊宁静是她的本性，含蓄蕴藉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的才情和生活经历使她适合于描写家庭中的小小纠纷，平淡在她，实在是一种见性见情的流露，一种内在的、天生的平淡。 废名的作品也平淡，但废名的平淡是田园诗般的平淡，隐逸气的，柔和恬静，自然无为，令人起出尘之想，如陶潜诗的境界。沈从文的平淡中却总有一股淡淡的哀愁，朦朦胧胧，如怨如慕，欲罢难休的，勾起人悲凉的情怀，使人联想到两千年前那个忧世伤生、怨愤求索的楚臣给他的一份不小的影响。我们把《竹林的故事》和《三三》比较一读就很明白。这两个连主要人物的姓名都相象的故事的风格的相似处是很明显的，但不同处也很显然。三三有点象翠翠，善良温柔，沉静内向，却感情丰富，敏感纤细，带点沈从文笔下人物所特有的寂寞和忧愁。虽然作者写来十分平淡，可是无论用笔多么轻松，写来如何不经意，我们都能体会到三三那点希望和失望，那点欢乐和悲凉。读到“三三在哭里笑里慢慢的长大了”，读到三三“口上轻轻的说：‘没有’，心里却想哭一会儿”，我们的心也不能平静了，叹息着，怅惘着，那点儿欲说还休的愁绪，久久无法释怀，如掬过一捧清溪水，水慢慢的无声的从指间滑过去，可我们的手却湿了，我们的心也湿了。 《竹林的故事》却通体是明快的。幼年丧父的三姑娘身世和三三差不多，境遇却还差一些，她虽乖巧沉静如三三，却比三三单纯，开朗，不失普通农家姑娘的本色，会笑着掷人一把青辣椒，又在别人的打趣声中赶跑。作者轻松的笔墨描绘着优美的、漾着纯朴古风的田园风光，带着点幽默，画面简洁、素净。虽然也有一丝伤逝的忧思，但却几乎令人察觉不到，淡淡的如天空的一缕白云，风一吹，便不见了，留下的，仍然是宁静和谐，使人的心沉静无渣滓，一片“表里俱澄澈”的境界。 朱光潜说沈从文“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4]汪曾祺写过《沈从文的寂寞》，说“寂寞造就了沈从文”。我们读沈从文的小说、散文，也能感到一种极其浓郁、挥之不去的寂寞：没有热闹的场面，没有大悲大喜的故事，人物是静静的，景物也是静静的，静中流荡着寂寞的空气，渺渺茫茫的，似乎每个字都浸透了作者的孤独性情，萧瑟荒寒无比。 沈从文不设置紧张复杂的故事情节，也很少写热闹的场面，即使欢快喜庆的场面，一通过他寂寞的眼寂寞的心，就无不变形为冷清沉重。《雪晴》是一部现代传奇，母女两代人演绎着悲壮动人的爱情故事。其中的大周大折，作者都从侧面着笔，轻灵的荡过去了。几个大场面，作者也一律采用冷处理。第一个是婚宴，作者却从回忆的角度写，避开了直接写喜庆热闹的场面，又借口回忆的无法把握，因此只如同摄像一样，取了几个点，朦胧的、静态的。烛影摇红的喜庆气氛不是没有，可一切既是作者在人散后孤寂中的回忆，蒙上的那层孤寂的轻纱，也就永远无法剥去了。第二个场面是沉潭，本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可实际却没有叫喊，没有喧嚷，众人“沉默向溪口上游长潭划去”，小寡妇更是沉默，“看不出恨和惧，看不出特别紧张，一切都若平静异常”。船到潭深处，“大家静默了。美丽黄昏空气中，一切沉静”，人沉下去，“一阵子水泡向上翻，接着水天平静”。一切都是静静的，静得出奇，静得反常。没有控诉，没有叫喊，悲和喜，生和死都在这一刻泯灭了界限，一切无言，无言中却包含一切。小寡妇形象的塑造，明显地打上了沈从文寂寞心灵的烙印。留在人们心里的，似乎也只有那片美丽孤独的黄昏，那份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的死寂。 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也多是沉静寂寞的。翠翠是寂寞的，三三也是寂寞的；萝是孤独的，如蕤也是孤独的；《山道中》的老人是寂寞的；《黔小景》的老板也是寂寞的，就连女佣人王嫂，似乎也沾染了作者的孤独而少了点乡下女人爱叽叽喳喳的俗气……没有人能触及到她们的心灵，也没有人能理解她们，就是她们自己，也常常觉得寂寞是莫名其妙的，就是那么一点情绪，如烟如雾似的围绕着，要挣脱可怎么也排解不开，她们也就不再努力，让寂寞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 三三的那点寂寞多愁处，可真不象一个糠灰里长大的乡下女孩。她想随流水一起流到城里去，她要坐在枫树下看黄昏，她会突然的想哭一会儿，她因母亲的不理解而别扭着，可是母亲总不大能了解到她，于是她只能坐到溪边看溪水。水流走了，可带不走她的寂寞和忧愁，虽然是那么淡淡的，若有若无、毫无必要的，可却就是那么真真实实、那么揪住人心的。 沈从文笔下的环境，也总是安安静静的，边城、长河、菜园、小砦……无一不静，无处不静。《街》写长街的寂寞。这没有一个成年男子的长街，日里夜里皆被寂寞包裹着，人是寂寞的，街也是寂寞的，几声狗吠狼嚎，几声招魂声和老鸹叫，只使这寂寞更加惨淡到令人无法忍受。鸭窠围的夜，本来就寂寞而漫长，而对坐在船上的人来说，更是寂寞得令人忧郁。壁立的山，参差的吊脚楼，平静的长潭，几只船，在下着雪子的黄昏，其情其景，使人想起王绂的山水画，“寂寞的空气象诗一样的飘浮在画面上”。箱子岩的寂寞，是一种地老天荒的寂寞。“岩壁上藤萝草木叶子多已萎落，显得那一带斑驳岩壁十分瘦削。悬崖高处红木柜，只剩下三四具，其余早不知到哪儿去了”。荒天野地，草枯叶落，一片萧瑟凄凉。沈从文似乎把他笔下的景物用寂寞浸染过，因此读来总感到冷冷的、寂寂的。 鲁迅也是寂寞的，他笔下就多“孤独者”的形象，也多清凄冷寂的环境。但鲁迅的寂寞是一种激烈的孤寂，一种不被世人理解的心的孤独，阮籍的“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式的因悲愤而来的峻急深沉的寂寞，其最恰当的意象，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孤寂如火，如电，无法中和，也无法阻遏。沈从文的寂寞，比较而言，是一种情绪化的，和缓的，混和的不是悲愤而是忧郁，不是峻急而是柔和，与天地万物取同一节奏，深刻地体悟着自然生命。这也许与他们受老庄的影响有关。鲁迅也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但他排斥这种影响，称之为思想上的“鬼气”、“毒气”，他受章太炎的影响爱赏《庄子》，但他欣赏的是《庄子》瑰伟奇丽的文采，对庄子的思想是持批判与否定态度的。沈从文呢，却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具有庄子的旷达，寂寞在他，是一种境界，美丽而幽深，虽然忧郁，却并不激烈。 沈从文的寂寞，与深思有关，也与中国画对他的影响有关。文人画取“静”的历史，由来已久。(据传)王维的“山水诀”就写过“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高秉也说：“书画至于成就，必有静气方为神品。”文人画家们清高(至少讲究清高)，当他们感到“尘土谁云乐，不堪冷热情”的时候，也就取幽寂的山谷、萧条的竹树或飘忽的云烟为题材来抒发难以排遣的抑郁情怀，“春林远岫云林意，意态萧然物外情”，不论崇山峻岭或浅汀平坡，不论三月桃花或腊月疏梅，一到他们笔下，便总给人以冷落、萧疏之感。花鸟虫鱼，也极少描画它们的动态，鸟是半醒半寐的栖于古木寒枝，鱼是安安静静的游于水藻池萍，一切都象沉落遗忘于幽寂之中。倪瓒、吴镇、子久，……他们的山水，写尽千岩“太古静”，清瘦荒寒。就是沈周，一 幅林花净尽、红白满地的《落花诗意图》，其落寞情怀，也就令人作摇落之想。 随着恬淡空寂而来的是沈从文作品的清逸超旷。他的许多小说，用笔空灵飞动，格调高雅，以表现善和美为目的，自然凑泊，全无半点人间烟火气，如《夜渔》、《炉边》、《雪》、《采蕨》、《雨后》、《阿黑小史》等，到《边城》臻于极致，已是“高处不胜寒”，读来“使人挟纩”了。其写景，多青松，多翠竹，多雪景寒林、明月清溪，雅洁傲岸；其写人，多纯洁，多素朴，清纯如水，明媚如诗，有一股超尘绝俗的清气。读它们的感觉，就和吟诵张志和的《渔歌子》“清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感觉相似，也和欣赏孙位的《高逸图》、米氏云山、倪迂山林的感觉相似。作者写时，笔下带着一股灵气，一股逸气，抓住善处、美处，环境、人事，无一不非常美丽，没有杂质，没有渣滓，也大多不设置大的矛盾冲突，因此画面极其纯净、清雅。这些，都难以用世俗的、政治的标准来衡量，它们远离尘嚣，属于真正的艺术的世界。 总之，由于长期接触中国传统画，又加上沈从文自己气质上的原因，其中的宋元文人画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他小说平淡自然、寂寞清逸的独特风格。 [参考文献] [1]朝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2]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 [3]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朱光潜等《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岳麓书社1986年7月版。 [4]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同上。 [5]王伯敏：《山水画纵横谈》，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8月版。 [6]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6月版。 [7]鲁迅：《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1月版。 [8]唐弢：《论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五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7月版。 [9]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0]见《湘行散记·鸭窠围的夜》，《沈从文文集》第九卷。 [11]黄苗子：《生命之火长明》，朱光潜等《我所认识的沈从文》。 [12]沈从文：《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 [13](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8月版。 [14](清)方薰：《山静居画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1月版。 [15]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 [作者简介] 张海英(1971—)，女，湖南宁乡人，湖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湖南大学学报编辑部，湖南长沙 410081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总第60期)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总第6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