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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孙中田教授在继续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把研究的目光和重点逐渐放到了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上，显示出学术研究中一次有趣的“晚年转变”。孙中田教授的这种有意的学术转变，我以为其一，是出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学思考。从建国后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课程和学科开始，直到新时期以前，由于某些因素的干扰，沦陷区文学(包括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和上海沦陷区)一直被拒绝和排斥在现代文学史的大门之外，完全无视它们的历史客观存在，使得所谓的现代文学史实际上存在着空白和缺漏。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直到新时期以来才得以改变。随着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学术界在80年代提出了重视沦陷区文学研究、填补空白的呼吁，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得以展开，并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特别是东北地区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孙中田始终关注着有关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呼吁及其尝试和实践，他认为，如果忽略了东北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不将其纳入文学史的应有框架内，则不仅有损于文学史的完整，更有违于文学史作为史学的客观、公正和科学品格，有背于史德与史识。只是当时孙先生正忙于别的研究，他虽然关注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状况和进展，但又苦于分身乏术，直到近年才得还夙愿，正式踏入他关注已久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其二，是一次文化“寻根”意义上的学术还乡。孙先生一生生活在东北，他在青少年时代，经历过东北沦陷的黑暗时期。彼时，和那些爱国的人们一样，他痛恨异族的残酷统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少年，他在如饥似渴阅读古代小说和能够收集到的一切“五·四”以后的关内新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读了很多能够找到的东北“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和沦陷时期的作品(包括一些演义武侠之类的通俗文学)，对这一时期的东北文学相当稔熟，比如，像沦陷时期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等，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这样，虽然不是直接的参与者但却置身于、经历过那段特殊的历史进程，是那段历史过程的“在场者”并一直清晰地保留着那种“现场”印象和“记忆”，因而，当几十年后孙先生回过头来进入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领域时，他不仅“先天”地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为后起的研究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和优势，而且，孙先生的这种学术研究的新的选择、转型和进入，更带有一种学术上的、文化上的“寻根”与“还乡”的意味。 与已往在其它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在进入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时候，孙先生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与积累。他认为，对已经与今天拉开了时空距离、成为凝固了历史存在的东北沦陷区文学，像对任何文学史研究一样，应当高度重视史料工作，没有坚实的史料为基础的所谓“研究”，容易导致放言空论或凌空蹈虚，“事实对于学者就是空气，没有它，你就永远腾飞不起来”。因此，他一方面对80年代以来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界、特别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学者们，在收集东北沦陷区文学史料方面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是不“哗众取宠、而贵于求实”，是“真诚地与历史对话”；另一方面，孙先生自己也在以“披沙拣金，寻索庐山真面目”的史家品格和精神，不断地、尽其所能地收集和积攒资料。他以历史亲历者和过来人因而熟悉那段历史的有利条件，从公共图书馆和私人藏书等多种渠道收集和翻阅那个时期的期刊杂志与出版物，不定期地走访尚健在的沦陷时期的东北作家，并乐此不倦。 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孙先生进入了具体的研究，并在研究中显现出一种可贵的文学史家的眼光。首先，他强调并重视把东北沦陷区文学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之内，从中国现代文学对东北沦陷区文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的角度来观照和阐释。“东北现代文学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母体的一个子系统，是中国文学历史走向中不可分割的一环。如果把中国文学视为大文化圈，那么东北文学则属于地域文化圈的范围”(《局部和整体之间—再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在研究中，孙先生以翔实的史料描述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和作品对东北文学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只有把局部置于整体之下，才能对东北现代文学进行准确的定位，才能把东北沦陷区文学的许多特征理清和讲清。其次，孙先生在强调“只有把局部放到宏阔的大背景下，才能获得宽广的视野”的同时，也强调“在整个的流变中，对局部进行把握，才会深刻意识它的作用和位置”，东北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母体之间又存在着互补的双向交流关系。就东北沦陷区文学以及东北现代文学而言，要认识和阐述它的诸多特征和内涵，还应将其置于东北地域文化的背景和语境中。与关内的齐鲁、吴越、秦晋、湘楚等地域文化一样，东北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及其社会历史发展，也形成了相对独特的地域文化，这对古代和现代东北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同样产生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更为内在深远的影响。就东北现代文学尤其是沦陷区文学而言，它们多产生于哈尔滨、长春这样的都市环境，除俄苏文化外，它们还要受到殖民环境和日本殖民文化的压迫与制约，这些都是考察和研究沦陷区文学时不可忽略的因素。在研究中，孙先生结合具体的文本考察和研究了地域文化因素对文本的影响。如在论述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时，孙先生一方面承认其“阶级压迫史、民族抗争图”的显性主题，另一方面，又考察了它与俄苏文学的精神联系，特别是仔细辨析了“文化风尚、社会习俗、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所构成的“血肉丰胶的山村画面”，认为在“民族的忧患”中“凝结着社会文化的基因”和历史文化的反思。在孙先生的诸多研究论著中，始终灌注着对地域文化的重视和由此产生的细密的文化—文学分析。第三，孙先生还特别强调“设身处地”，即在评析沦陷区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时，一定要联系到具体的环境和语境，不能先入为主、主观想象或简单地就现象论现象。比如东北沦陷区的“乡土文学”提倡及其文学实践，如果从殖民地严酷的社会政治压迫及相应的文化语境来看，就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一种殖民环境中的带有普泛性的文化现象，在比东北更早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新文学中，也曾出现了乡土文学的流脉，因此，它是通过文学表现出来的带有对抗性的社会政治反应和文化反应，其文化的、文学的价值意义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尽管它可能不够成熟或存在着某些不足。 此外，孙先生还强调和注重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审美研究。一般而言，80年代以来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在拨乱反正、推倒某些偏见和不实之词、还沦陷区文学以本来面目、肯定沦陷区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文学史意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对沦陷区文学作品审美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以致给人们留下了东北沦陷区文学只有认识意义、没有审美价值的片面印象，这同上海沦陷区文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和高度相比，无疑是明显的不足。孙先生在进入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伊始，就非常重视沦陷区文学的审美品格，他认为，“无庸置疑，沦陷区的文学，是血与火的结晶”，是“战斗的”，“但是，它同时也是艺术”。他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和冷歌的诗歌《船厂·狐群》为例，具体剖析了在写实层面下的象征意蕴及其由此构成的复杂的意向和内涵，在分析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时，也专门析释了作家如何把“深藏的审美意愿，转化为艺术创造的结晶”，从而说明，“从审美的取向出发，对沦陷区文学进行历史的美学的品鉴，应该是多么艰难而又有意味的事!”孙先生的这种提倡和实践，对拓展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领域，对深化和提高研究水平，对校正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不足，都具有积极的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据悉，孙先生研究东北沦陷区文学的专著即将出版，他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提倡和思考，如注重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注重在纵横交错的广泛联系和地域文化构成中研究沦陷区文学，注重历史的美学的分析和阐释，注重史料和史识的契合，等等，都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较好地体现在这部著作中。我们期待着这部著作的早日问世，并祝愿“童心未泯”的孙先生身健笔健，以更多的学术成果嘉惠学林! (作者通讯地址：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邮编：130034)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