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无疑是长篇小说的最高境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都是世界文学史诗的典范。虽然在后现代的文化词典里,消解"宏大叙事"的说法相当流行,但却无法消解当代中国作家追求史诗的冲动。在这方面,中部作家和西部作家的共同努力可以说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填补历史长篇小说的空白 为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长篇小说奠定了坚实基石的,是河南籍作家姚雪垠的多卷本"长河小说"《李自成》。小说创作前后绵延了36年,共计5卷12册、330多万字,"填补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历史长篇小说的空白"。(《李自成,前言》)小说以恢宏的气势描绘了明末清初那场伟大的农民起义的悲壮历程,显示了作家深厚的历史文化学养和出色的创作史诗的才华。 《李自成》以后,湖南籍作家唐浩明的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写出了"此人辉煌的表象所包裹的却是一颗充满了忧郁和痛苦的心灵。为什么越是声誉隆盛,他越是忧郁?为什么越是战功显赫,他越是怯懦"的悲剧人生。该书产生了轰动效应,书市上曾经一度流行"经商要看《胡雪岩》。从政必读《曾国藩》"的说法。稍后,唐浩明又接连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杨度》、《张之洞》,分别刻画了近代史上一位名士、一位重臣上下求索救国之路的心路历程,表达了作家对于中国文化在近代痛苦蜕变的深长之思, 与唐浩明写作这些巨作同时,又有河南籍作家二月河在长达l5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卷帙浩繁,共13部、500万字。小说风行海内外。同时为1990年代影视界的"清史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匆匆一瞥,已可以看出: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上,中部作家已经在描绘史诗方面创造了有目共睹的辉煌。他们在谱写史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使所谓消解"宏大叙事"的说法不攻自破。 发掘西部"民魂" 与上述史诗形成了呼应之势的,是西部作家别具风采的史诗追求。在1980年代,陕西籍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堪称平民生活的感人史诗,出版以来激励了一批又一批平民青年自强不息。到了1991年,张承志出版了感天动地的《心灵史》,成为世俗化年代里理想主义的一面旗帜。两年后,陕西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高建群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也都从陕西的厚土中发掘出了鲜为人知的"民族的秘史",在激烈动荡的现代史背景下,还原了传统文化遭遇猛烈冲击的无情现实,也再现了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重生的坎坷与辉煌。又过了五年,四川籍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问世,在"表现一个村庄秘史"方面开拓出新的境界--既有异域风采、传奇故事,又有对于历史玄机的诙谐之思,还为一向以崇高、悲怆为主旋律的史诗增添了明丽、诙谐的色调。这些恢弘大气的作品通过对西部"民魂"的发掘感动了文坛,又在冥冥中与中部作家那些刻画历史英雄、"重塑国魂"的史诗彼此辉映。 西部自有西部的精神。当年柳青扎根长安l4年,发愤创作《创业史》的精神,后来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西部作家奋力写作的道路上得到了延续。西部作家的上述优秀作品与电影界那些在国际影坛产生了轰动效应的"西部片"(如《人生》、《黄土地》、《红高粱》、《活着》)一起,与诗歌界的"新边塞诗"和歌坛的"西北风"一起,共同创造了西部文化复兴的奇迹。 重温民族的辉煌旧梦 新时期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作家的民族文化意识普遍高涨。虽然一直以来,都不乏作家继续沿着鲁迅开辟的"改造国民性"的道路前进(从当年的"反思文学"到后来的"新写实小说"、"官场小说"等等),但"重塑国魂"、"讴歌民魂"的潮流也在持续高涨。尽管近年来评论界对文坛上和银屏上的"帝王热"、"宫廷戏"一直有非议,但我倒倾向于换个角度看问题:那些"帝王热"、"宫廷戏"中,其实是回荡着英雄主义的豪情,也是具有唤起我们民族重温那些辉煌旧梦的感染力的。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代文学观念的更新已使得当代作家在"重塑国魂"、"讴歌民魂"的同时也没有重蹈"十七年文学"神话化英雄的覆辙。致力于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命运的强大、历史的偶然,已经成为广大当代作家的自觉追求。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写出了"国魂"、"民魂"的博大、复杂。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5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