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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女性作家都是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她们文笔柔婉，情感细腻，对人生和文学亦有自己的解读方式。记者采访了几位参加八次作代会的女作家。谈到当下的文化事业建设、作家所担负的职责以及文学创作本身，她们的见解都透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独到和大气。 “文化建设不能一蹴而就”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进入小康社会后，关于发展文化、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决策的提出可谓正当其时。”在作家徐坤看来，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上。这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公民的文化道德素质建设、文化精神水平的提高，也成为一个日益迫切的课题。 “当下需要更多有时代感和吸引力的文学作品，对此女性作家应有所作为，应当以母亲的胸怀和责任感，担当起传承文化的重任，为子孙后代留下好的精神产品。”作家马淑琴同样关切当下的文化建设，尤其看重文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儿时，随着记忆的形成，母亲讲述的民间故事如同永不枯竭的山泉滋润孩子的心智，这对健全人格和健康人生的形成永远是温暖的教化和沉醉的启迪。文学在当下精神文明建设中就是这样的角色。” 谈及当下“正当其时”、“日益迫切”的文化建设，作家们又不约而同地提到“任重道远”几个字，认为这不是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徐坤特别指出，要使国民有充分自觉的文化意识，各机构各部门要有充分的主导和担当，各行各业也要树立起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表率。对于各级文化机构和组织来说，如何搞好文化精品建设、做好文化要素配置和文化交流展示，如何培育文化人才、激发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创作者需要“大我”的情怀 作为文化艺术的创作者，如何在这样“利好”的形势中拉升出自己创作上的“红线”，拿出叫得响的优秀作品，是作家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徐坤对此的见解是回归“情怀”。她解释说，“情怀”的含义之一是胸怀，没有博览天下的胸襟和纵横古今的眼光，没有饱读诗书的艺术准备和“走转改”的深入基层实践，“力作”二字无从谈起。“情怀”的含义之二是心境，一个创作者若无清净之心，多欲念多浮躁，很难想象其作品之中会有艺术的勃勃生机和人类价值观的“真气”灌注。 当下一些作家热衷于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的采访创作，马淑琴把其称为“蜻蜓一样的作家”，只在大千世界的水面上留下一点浮光掠影。她认为，精神世界的宏大决定文学视角的宏大。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眼光和注意力应当集中在反映时代生活与人民群众的“大我”上面，脱离狭隘的自怨自艾。要使作品来源于生活，就要在生活表面撕开一个口子，真正扎根于生活的沃土，做一个“蜜蜂一样的作家”，进行深层次的采撷与酿造。作为女性作家，更要用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心去感受时代、感受社会、感受生活。 女作家眼中的女性文学 王安忆的创作一直以女性题材见长，近作《天香》就反映了几代女性的“刺绣”人生。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安忆表示自己一直很偏爱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因为她们写的不是大历史，而是大历史中的日常生活，作品中不少有意思的细节很吸引人。作为一位擅长写女性的作家，王安忆也曾把写作比喻成刺绣，说创作就像做绣花工，她本人的写作风格亦是如此。她告诉记者，自己刚完成《天香》，接下来会把这些年的讲稿整理出书，打算把小说创作放一放。 “社会总喜欢给女人更多的暖色调。任何职务、头衔前加一个‘女’字，便好像温暖了许多：女委员、女市长、女CEO、女总统。不过更多的女性可以‘不CEO’‘不总统’，可以更个人更缤纷、更自由更平和，可以更多地打扮自己打扮别人打扮出一个美丽新天地。”陈祖芬在她的新作《童话展示柜》中这样评述女性。谈及女性题材作品，陈祖芬笑言自己阅读较“杂”，风格也偏中性，对这个领域了解不多，但这部新作倒是从文字到装帧风格都走了女性化的路线。在书中，《美丽女人：爱加快乐》《女儿当自强》等一组组轻松明快的文字，展现了作者从女性角度所观察和体验到的生活，别有一番趣味。 在韩小蕙看来，文学并没有性别之分，“读者爱看一部作品，不会关注作者是男是女”。而她特别提到，自己在一次文学交流中遇到一位法国女作家，对方深厚的知识储备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作品中除了文学性的内容，还有大量哲学、社会学、艺术等方面的见解，其中不少领域并不“女性化”，但她都显得相当熟悉。韩小蕙感慨地说，中国作家不能只满足于讲故事、编情节，而是应当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提高阅读量和知识储备，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的社会职能，创作也更加得心应手。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22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