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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小说中的民间理想* ——中国现代文学对理想的不同表述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马海 参加讨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里,理想可以说是个关键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下,随着激进的现代性诉求,对理想的表述不仅成为个体倾向和价值取向的流露,也逐渐成为重大的思想政治问题。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理想与现代性的焦虑相互交织,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主旋律。中国现代文学对理想表述形式的突起与分化实际上始于新文学运动之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导致了理想表述的激烈分化和急剧意识形态化。按一般文学史观点,在“五·四”后新文学呈现出两条发展线索: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发展了“五·四”中的革命情绪,他们由牺牲自我走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少数知识分子则发展了“五·四”中的个性主义原则,形成了一股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上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却又从未间断的自由主义思潮,这当中也有部分人放弃了对民族的责任感。[1](P371)这两派人对理想的表述基本处于对立状态。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是第三条线索,它源于少数作家所坚持的民间立场的写作。通过这种写作他们表现了来自民间的理想,最能代表这种写作立场的大作家之一就是老舍。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总是处在不断救亡的历史危机之中,因而不管是上述哪一条发展线索,在现代中国决定其能否成为主流,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不是理性因素,反而多是情感因素。在情感主导的认识论下,对理想的表达就显得尤为重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能够在“五卅惨案”之后迅速崛起,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为中国预设了一幅光明的未来远景,竭力于对革命理想的表现;而倾向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则在无形之中回避了理想,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立场,其理想表述就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导致这些曾经的时代导师们在“五·四”后既失去了青年学生的拥护,也没有获得大众的支持。但是革命文学的理想表述尽管获得了知识阶层的思想领导权,却并未获得大众的认可,这是因为大众所生活的民间社会有着自己的理想表述方式,这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意识形态的乌托邦语言的。同时民间理想多数时候是处在沉默状态之下的,这主要在于民间很长一段时间都缺少知识分子作为它的代言人,但是民间理想也不可能永远处于“无名”状态,它在20世纪20年代末终于打破了沉默,通过一些作家的创作得以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发现,在革命文学方兴未艾之际,以老舍为首的一些作家通过自己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展现了具有民间生活特点的理想。
    其实民间理想并非是横空出世,在中国文学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民间的传统,只是多数时期处于压抑状态,缺少对它的表述而已。在中国文学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文人创作就曾与民间创作有过很亲密的形式上的联系,这使“五·四”新文学由形式到内容的知识分子化颇像是一种倒退。新文化运动之初,胡适在《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中认为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就是民间文学,他说:“中国文学史没有生机则已,稍有生气者皆自民间文学而来。”[2](P185)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新文学的来路有两条:民间和欧化。 可惜的是胡适讲民间文学只是为了证明白话文学的合理性,还是严守知识分子的立场。尽管民间一直为主流所遮蔽,但到20年代末,它还是以倔强的方式表现出来了,产生了以老舍为代表的立足民间的现代文学大家。
      
    一、民间理想的现实基础
    老舍是在20年代后期闯入当时的中国文坛的,他在《小说月报》上一连发表了三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这三篇小说带着新文学以来罕见的喜剧风格,被许多批评家认为是游戏之作。其实老舍在小说嬉笑怒骂的背后隐藏了极其严肃的写作意图,文学界在评价上之所以产生分歧,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忽视了老舍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点———民间现实基础。在《老张的哲学》里,老舍写了两类不同的民间文化败类老张和蓝小山。这两人都不是位高权重的官僚,而是更像些市井无赖,老舍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对这些小人物进行审视的。学界许多观点认为,批判只能是知识分子话语类的,这是有失偏颇的,也就显然无法真正去理解老舍小说独特的文化启蒙色彩。福柯指出:“‘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记载在‘启蒙’中已成为举足轻重的理性的日记,反之,‘启蒙’则表明‘批判’的时代”。[3](P533)因而启蒙与作家处于何种立场并不矛盾,民间立场也决不意味着启蒙的不在场,老舍无疑选择了以民间为视角的启蒙观,他小说里的“隐指作者”就是一位市民知识分子。
    民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多元体,在中国更是如此。几千年古老的农业文明形成了民间文化的基础,也形成了民间理想产生的土壤,这决定了民间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相混杂的状况。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民间文化中落后的一面在西方文明的参照下突显了出来(迷信、保守、敷衍等等),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在西方思潮大量涌进,尤其是中国现代社会进一步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民间文化的一些弱点没有随文明的进入而消亡,反而顺理成章地与西方文明中邪恶的一面结合在一起,交织成不解的孽缘,因此在小说中老舍讽刺的笔调着重指向了民间社会中有着新招牌的这类人物。如蓝小山(《老张的哲学》)和欧阳天风(《赵子曰》)是洋场恶少的雏形,还有《牺牲》、《选民》、《东西》里数典忘祖的留洋博土,《且说屋里》中勾结日帝的包善卿以及《善人》里高唱“自由民主博爱”的穆女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集东西方糟粕于一身。民间文化的固有恶疾加上资本主义的传染病,老舍认为其丑恶莫过于此。在另一方面,老舍又敏锐地感到了西方文明对民间文化中精英成分的冲撞和毁灭,《骆驼样子》等社会写实类小说就是表现这方面的杰作。祥子“老实、规矩、要强、肯卖力气”,代表了中国劳动人民传统的勤劳、刻苦和聪明,在半殖民地化的现代城市文明面前,祥子的憨厚似乎注定了要受人欺负。老舍先生的深刻处在于揭示了祥子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身上固有的美好秉性的泯灭,显然, 在小福子自杀之后,样子心中完全就剩了块空白,他开始吃喝嫖赌、捣坏骗钱、出卖人格,变得又无赖又自私。通过样子老舍宣布的并不仅仅是“个人奋斗的此路不通”,更多的是所谓生命中的美好东西的毁灭。
    正缘于此,老舍没有把他认定的文化价值的立足点放在西方,而是放置在民间的现实土壤上,对笔下的人物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和宽容。在他的视角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各色市民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和文化生成很难说是绝对的你是我非,在笔者看来,正是以上这些层面构成了老舍小说中民间理想表达的现实基础。
    
    二、民间理想的实用主义
    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老舍关注的是社会底层的普遍的疾苦,他没有忘记为民间社会构造理想的生活图景———老百姓对婚姻、爱情最本分的要求是要有个安稳的家,就像样子所热望的和小福子同住在一间干净暖和的屋子里,“像小鸟似的那么快活、体面、亲热”;或者像《我这一辈子》中的小糊裱匠,凭自己的手艺挣饭吃,加上个人的小小计划,活着有奔头、有劲儿。显然这种民间理想的表现形式带来了老舍小说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从启蒙的角度对民间文化中的落后面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坚守民间核心道德观和做人准则的底层人民,生活却不断走向毁灭。这带给老舍极深的痛苦。正由于此,老舍对现代社会走马灯似的种种思潮持怀疑态度,抱有极大的不信任乃至反感。老舍指出:“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4](P184)他认为当大多数人连一般意义上的“家庭”都不可得的时候,小布尔乔亚的精神诉求实在近于无病呻吟。在老舍的心中,有着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模式,它首先出现在《赵子曰》里的李景纯身上。李景纯曾对赵子曰说:“现在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低着头去念书,念完书去到民间做一些事,慢慢地培养民气,一条是破命杀坏人”。[5](P373))老舍后来的一系列作品中,有志向的人往往从这两条路中择其一,作为自己崇高的奋斗宗旨。《二马》里的李子荣、《铁牛与病鸭》中的铁牛,都是脚实地的实干家形象。而《猫城记》里的大鹰、《离婚》里的丁二乃至《四世同堂》里的钱默吟都是富有侠义精神的人物形象。
    巴赫金认为:“民间创作的幻想是现实的幻想。这个幻想从不越出这里现实的物质的世界,它从不用任何理想的彼岸的东西来修补这个世界的不足”。[6](P345)因而民间的理想不是指近期的活动计划,而是现实中人的本性所具有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取消的永恒的要求。它们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是现实的,就像人的本质是现实的一样。可见民间的许多观念都建立在现实经验的实用基础之上,因此现代以来的进化史观显然为民间社会所排斥。可以说民间理想就是一种经验性的理想,是一种经验性概括和经验性的表述。民间解决问题的思维是一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不必知之,只要照办”。[7](P51)近代以来中国民间社会饱尝动乱之苦,对安定的渴望成为百姓和整个民间社会最迫切的需求。像老舍这样的知识分子,抛开其民间出身的背景不谈,他们由于生活的贫困,也处于民间无产者的地位,饱受生活的动荡与艰辛,企盼着安定,自然会选择第一条路。至于第二种模式,也是民间固的实用性思想。中国民间最重侠义精神,侠客往往成为老百姓的精神寄托,他们寄希于民间侠客的出现,使得社会正义得伸张。
    
    三、民间理想的悲剧性意义
    极端重视经验性的实用主义使得在民间社会,不管是怎样的社会变动、历史变动,总是被理解为“改朝换代”,总是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方式来加以观照和解释。这种带有循环倾向的时间观使民间社会尤为重视命运,许多现象最后都被归之为命运,苦难的命运竟成了民间社会寻求解脱的一种方式。在苦难的现实里,老舍的种种理想都无一例外地破灭了,但理想的破灭并没有将老舍与革命文学之间的距离拉近,反而使老舍疏离了革命文学,还一度“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忠实于底层人的视角使老舍无法理解能有打破旧秩序的革命力量出现,因而他的小说也将许多社会现象都归之为命运。对命运的最终妥协,成了小说中人物寻求解脱的方式,老舍早期小说出现的大批自杀者形象都可归于此类。
    民间的理想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同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就如老舍所提供的两种改造社会的模式一样。实实在在生活与侠义精神并存于民间,两者此消彼长,构成民间理想认知世界的方式。
    实在的生活向往和对侠义精神的崇拜源于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状态,这种自在的生命状态由于带有原初性质,就必然会天然地排斥政治意识形态的改造。但巧合的是民间的本分理想却正好符合历代封建君主的政治意图,为他们制造了大量的顺民、安民。民间社会那种对苦难与高压的承载能力使得它往往处于极易被忽视的地位,这也带给了民间社会更深的苦难。正统文化对儒道的提倡影响了民间,正统文化极力打压的墨家也在民间找到了自己的生存土壤,因此侠义精神世代不衰。那种因之而生的草莽气,粗糙的但是又富有生气的生命冲动正是对传统精致文化的极力反拨;那种“重土迁安”的家园情节与忠义精神的结合令多少士大夫历经功名沉浮后而汗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历史的一个奇怪现象:最耐得住寂寞的是民间,而对于腐败的政府和外族的入侵,反抗最激烈的也是民间,现代中国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民间反抗的枪声,知识分子就不会意识到民间巨大力量的存在,也不会意识到与民间结合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应该说是抗战让民间理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了一次沉默中的巨大爆发,民间的超强忍耐力转化为抗战中的坚韧性,民间的忠义精神转化为视死如归的同仇敌忾。伟大的抗战唤醒了民间,也激活了民间,同时也给了老舍小说新的民间文化内涵。从战争中老舍看到了中国民间劳动人民坚韧的品性,看到了民族文化在战火中新生的希望。老舍曾将抗战比作是给民间照了一次x光,他的小说也开始表现出民间的反抗情绪,如《四世同堂》。但是民间的理想尽管披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老舍的小说里它的精神内核依然顽强保存着,即那种对现实生活的实在要求。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最能反映这种要求的就是土地革命,它让政治意识形态找到了与民间结合的最好方式。在二者的结合过程中,革命理想开始改造民间理想,比如强化阶级观念、抒发革命理想等等。对民间形式的极力推崇表面看来是民间地位的上升,实际却是对民间内涵的淡化。民间艺术形式所一贯表达的那种爱情、劳动的情感全被战争和阶级斗争所代替,民间艺术形式成为革命理想的载体,在革命的背景下,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理想主义。
    由此可见,民间与革命理想的结合更多是介于形式层面和战时文化的需要,但革命总有激情耗尽之时,就像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革命的设想依然会使某些人为之迷醉,但真正的问题都出在‘革命的第二天’。”[8](P75)一旦战争结束,民间那种本能的对安定生活向往的生命冲动又会强烈起来,又会与激烈的革命理想发生冲突,由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老舍的创作到建国后就转到话剧上去了,因为来自于民间的老舍尽管被贴上了醒目的政治标签,成为政府部门的领导人,但他与激进主义之间的距离却又逐渐拉大了。后来偷偷地写了《正红旗下》,可惜只完成第一部就得收笔了。在《正红旗下》里我们看到的又是老舍小说中反映出的那种一贯的民间理想主义,或也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民间理想的无限怀念和祭奠。最终老舍的命运也如民间理想的命运一样,毁灭于更激进的政治狂潮之中。
    老舍小说所表现的民间理想是具有代表性的,在文学史中我们通常把老舍的小说界定为市民小说,这有时会误导我们从西方的市民概念去理解老舍的小说,从而否定了老舍小说表现理想的普遍性。其实在现代中国,除了极个别的沿海城市(如上海)外,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的。而北京也是一座因为农业文明而发展起来的都市,所谓的小市民主体是破产农民或大批的难民以及与农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手工业者,那种民间社会的复杂多元状态,在农业文明的城市里更是得到了集中展现。因此,老舍小说中的民间理想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理想叙述中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正是革命理想与民间理想叙述的互相交织与沉浮,才形成了现代文学30年的经典性、复杂性和反思性。
    参考文献:
    [1]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A]·王晓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2]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A]·姜义华·胡适文集:新文学运动[Z]·北京:中华书局,1993·
    [3]福柯·何为启蒙[A]·杜小真·福柯集[C]·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4]老舍·骆驼样子[A]·老舍·老舍文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5]老舍·赵子曰[A]·老舍·老舍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8]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作者简介:
    马海(1976—),男,湖北仙桃人,赣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赣南师范学院,江西赣州341000) 
    原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二十二卷第一期(2007年1月)
    
    原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二十二卷第一期(2007年1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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