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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1]1924年，老舍漂洋过海，泛舟西渡，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学。老舍从传统、落后的北京走到现代、超前的伦敦，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语言环境，新的知识氛围，新的社会关系……所有的一切让他目不暇接、有点无所适从。只一人生活在排外的异邦，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圈之中，刺激场内的因素基本上全变化了。老舍又是一个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的生活的有心人，这些变化不但引起他的联想对照，更促使他不断反省以前的刺激场即国内的情况。与其他出洋留学者不同，老舍中—英—中—美—中刺激场不断变化，让他更加有条件观察问题，这些观察经过理性思考成为他的生命体验，在西方完成的就构成了他的西方体验。 具体说来，老舍的西方体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基本的生活习俗（日常生活体验）。老舍从小缺衣少食，是个地地道道的“俗人”，是个细心、敏感、处处留意的人，他观察西方人衣食住行的不同。跟英国人生活在一起，他吃饭看到别人饭馆的干净，出门感到别人道路的平整，与他们打交道感觉到了他们的礼貌。“车站上，地道里，转运处，咖啡馆，给我这么个印象：外面都是乌黑不起眼，可是里面非常的清洁有秩序。”[2]老舍以一种较成熟的理性的目光审视这些异域人们的生活习惯，并自觉地把它们与国内的状况加以比较。第二，英国的整个面貌、个性气质和西方国家及国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轻蔑、误解、偏见（认知生活体验）。“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想使自己想做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理想了。”[3]中国及中国人在异邦的眼中是受侮辱、受歧视的，并且是陈旧文化的保留的代名词。中国人永远都那样，没有进步与改善，他们也不希望中国改变，要不他们少了很多观赏奇闻的乐趣。西方人中要么对中国形成根深蒂固的偏见；要么开始对中国一无所知，通过电影和别人的讲述，胡乱猜想。西方人的认识和偏见都让老舍吃惊、气愤、屈辱，他直接承担、切身感受着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近代中国给国民心灵的痛苦在他这里达到极致，激起老舍的民族自尊感和爱国心，更使他加强了要改变中国现状的迫切心情。第三，老舍自身在英美等的行为志趣（审美生活体验）。老舍只身一人在伦敦，为排解寂寞和苦闷，也为学习英文，他天天拼命地念英文小说。在英国期间，他大量阅读了英、美、法、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古典的现代的优秀小说。西方文学中狄更斯、但丁、康拉德等作家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小说家，老舍的创作不仅是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小说的直接示范下开始的，而且也受到它的深刻影响，不管是思想还是技巧。在伦敦的生活，首先给予并促成了把个人经验转换成文学创作所必须的“关照距离”，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生活加以审视的机运与努力，充裕的独处时间，也给其创作提供了可能。老舍也因此形成了开阔的世界文化遗产视野和世界公民意识。赵毅衡说老舍是“伦敦逼成的作家。”[4]老舍自己也说：“我是读了些英国的文艺以后，才决定来试试自己的笔。”[5]不光老舍开始文学创作的直接动机和小说创作技巧章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他的西方阅读与生活体验，更重要的是西方体验促成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转变。 一、“画出记忆中的图画”——西方体验是老舍文学创作的最初启动力 郁积于胸的某种艺术需要、艺术对象、艺术主体的素质三个条件被艺术心理学认为是文艺创作的始发动力（最初地激发艺术活动的动力）形成的三个基本条件。在英国，老舍饱尝异国生活孤寂的滋味，“27岁出国，为学英文，所以念小说，可是还没想起来写作。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也就是常常想家，从14岁就不住在家里，此处所谓想家实在是想在过去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像是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地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好似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6]“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念小说，拿它当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时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7]从这些话，我们可以分析出“，寂寞想家”“记忆中的图画”“狄更斯等小说阅读”促使老舍进行文学创作的上述三个条件的成熟，促使他最终走上文坛。 我们可以对老舍走向文学创作的过程进行这样简单的勾勒：寂寞想家—念小说—回忆过去—画出心中的图画。《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这三部长篇小说都是老舍在英国生活时创作的，这最初的三部小说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老舍“画图”的结果。老舍在西方文学中，找到了排遣自己思乡忧国之情的理想文学形式。也就是说，西方文学为他提供了进行文学创作的范本。因此，假如老舍没有走出中国，假如没有时空距离所提供的超越性空间，没有狄更斯等作家的直接激励与感召，他的写作天赋能否得到开发，并以独特的姿态走上文坛？的确难说。个人经历—生命体验—理性观照—文学创作，老舍经过这一过程完成他思想观念的改变和成熟。不但小说主题与西方体验分不开，英国平和的人道情怀和受狄更斯影响的“穷人倾向”，也成为老舍情感资源、精神资源的重要构成部分，而老舍小说的创作技巧很多更是直接取法于西方文学。 二、“为生命而艺术”——西方体验是老舍进行文学创作的继发动力 西方生活及其阅读体验不仅吸引老舍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而且还扩大了他的文学视野，丰富了他的文学修养，使他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从而使他的创作日臻成熟，并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 西方的生活体验和阅读西方小说不断激活他中国生活的经验记忆、知识记忆和情感记忆，不断择取观察事物、看待人生的崭新视角，从而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创作。文学创作受其文学观念的指导，文学观念又因作家的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观等的变化而调整。西方体验不断影响改变老舍小说创作的题材、思想主旨和创作风格，使他的创作的思想性不断增强、创作技巧不断成熟。其一，西方生活使他思考中国国民性有了参照物，在中英国民性对比下对国民性进行反思和批判，从中英两个民族的对比的宏观角度来揭露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的，视野显得更加开阔。老舍近十年的西方生活经历无疑把中国人的特点更加突出地呈现在他的面前。他通过中英两国民族性格的强烈对比，痛感到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封建思想桎梏中形成的懒散、自大自傲、毫无民族自尊心等种种民族劣根性，看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落伍与困境。老舍写《二马》的目的就是比较中英两国的不同，他所描写和批判的老马既带有原有的纯中国环境中中国人的缺点，也有老马在外国人面前的心理和行为的病态和失当，小说中所写的也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和感受，并且《二马》在技巧上也受益于西方的阅读体验，“在材料方面不用说，是我在国外四五年中慢慢积蓄下来的。”[8]其二，西方体验也使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走向成熟。国民性批判揭露了中华民族的种种劣根性，老舍对它们进行揭露批判，而且探寻它们的根源，追索中华民族受辱的内在原因，剖割民族文化的痼疾，以此唤醒民众，重塑国民性格与重构民族文化，以期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强盛。生活在中国时，他看到和感受到封建传统文化的落后，到了英国，中国的落后成为他切身的体验，他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已经熟透了”，烂到“刚一降生似乎就已衰老”。老舍曾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失望，但最终并没陷进历史文化的迷惘，而是极力去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认为中国“是有深厚文化的国家”、在《四世同堂》中“中国既敢抗战，必定是因为在军事的估量而外，还有可用的民气，在物质的损失中，具有忍无可忍的决心。”、“凭着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民气是绝对可用的”。[9] 这些对国民性和文化的认识与考察得益于在西方的生活和体验，“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10]老舍认为认识判断一种文化，只有开始生活在这种文化中而后跳出来观察才能看清楚，才能得到比较客观的结论这种说法后来被证明是比较科学、合理的，正因为如此，在考察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时，有异域经历的作家、学者一直被投于了更多的目光。而在英国的生活给老舍提供了跳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给他作理性思索带来了契机，使他逐渐形成了“反思传统、立足现在，以走向世界”的人生立场和创作宗旨。 三、“要为世界的文艺遗产之承受者”——西方体验改变了老舍的时间空间观念 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李欧梵认为，“现代首先是一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当然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主轴放在现代，趋势是直线前进的。这种观念人文现在是对于将来的一种开创，历史认为可以展开将来而具有了新的意义。从这里就产生了五四时期‘厚古薄今’的观念，以及对于‘古’和‘今’的两分法......”[11]郑家建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中认为，“中国遭遇现代性，它首先遇到的则是一个空间性问题：一个从‘天圆地方’到‘天崩地裂’的急剧变迁的问题”，所以他认为应从空间知觉的边沿性特征入手，探讨中国的现代性。 老舍在时间空间认识上的变化，从“五四”间接的西方体验已经开始，但其时空上的认识的真正转变最终是在西方完成。他不再局限于仅仅做一个传统的中国公民，而同时要做现代世界公民，做一个合格的现代中国人。西方体验打开了他的眼界，形成他广阔的文化视野，自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接受者，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待中国的文学文艺创作，努力使自己的创作向世界大家靠拢，让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必须教世界上从文艺中知道，并且敬重中国的灵魂，也必须把我们的心灵发展，提高，到与世界上最高伟明哲的心灵同一水准…”[12]“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13]老舍主张从事新文学的人应该“多学几招”，多长出一两对“眼睛”，看到“所能看到的世界”，用世界文化来丰富自己，“要为世界的文艺遗产之承受者”。[14]老舍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通过对国民性在新的条件下的新形式的展示，揭露社会当前的腐朽与昏暗，极力讽刺揭露新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劣根性的变迁，批判部分国人在外国人面前、在外国社会中的种种丑相。老舍国民性批判思想所揭示的是在东西方文明相互撞击影响下，中国国民性弱点的严重性与复杂性：一方面衍生于本民族文化的痼疾尚未得到医治消除，另一方面在西洋文明的浸染下，又深深地打上了外国腐朽文化的烙印。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对洋奴、卖国贼等的勾画上。老舍的创作技巧和艺术形式的推陈出新、日益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觉接受世界文学营养的结果。 四、“是生在‘现代’”——西方体验是老舍现代意识的催化剂 西方体验不但使老舍加重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树立了世界公民意识，更促使他形成了现代意识。中—西生活场所的变化加速了老舍现代意识的形成过程，促使它的最终树立。 生活在西方，老舍面对西方社会物质的发达，先进的工业文明，想起自己国家的现实状况，深深地感受到中国现代的落后，他忍不住感叹：中国能像英国、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么爱国，该有多好啊！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像英国那样发达、繁荣、富强，多么希望自己的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务实、爱国，多么希望自己在异国不会受歧视、受侮辱。对照西方，强烈地想改变中国社会，有时也很迷茫、失落，《我怎样写〈猫城记〉》说：“自然，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不怎么高明的东西也有些外来的原因，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15]老舍这种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痛楚感来自他对自我存在的时空规范性的强烈自我确认，他常常提醒自己“是生在‘现代’”。 老舍总是自觉地培养自己的现代意识并加以强化，一直力求使自己的创作符合现代社会、现代人的需要，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艺术偏好。“一个现代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诗人，一个现代诗人才能写出现代的诗”，老舍以一个现代诗人的身份来要求自己、反省自己，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我怎么写〈…〉》，可能是思索、扪心自问是不是为了现代人在写。为了现代人的生存，为了国家的富强，后来他甚至不惜改变自己原有的创作取向而去努力迎合新的社会的需要或歌颂新时代的新人新事，以至于竟明显地违背自己过去正确的创作观念。“老舍三十多岁在济南教‘文学概论’时的讲义，80年代重新印出来了，我对这个很有感情，因为他当时反对的东西，正是他后来实行的。”[16]尽管其间经历了曲折坎坷，但他的“现代”追求本身令人深思与警醒。对于老舍来说，实行自己所曾反对过的东西，正是为了社会、为了人们走向“现代”。所谓文明者，“也不过是用尽心智去解决自身的问题而已”，他的最初的纯艺术观念也曾因焦虑于现代人的生存问题、因国家的令人痛心的现状而改变。从那时起，老舍便逐渐形成鲁迅那样的“为人生”的文学理想与追求。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生活在现代中国的现代人，老舍曾经明确地说：我们是“现代人”，应当有现代人的眼光和胸怀，“不应像古人那样褊狭”，那样“自甘简陋”，循古守旧，“我们应当怀疑，思考，比较”[17]。这充分表现了老舍现代意识的自觉，也道出了作为一个现代人面对庞大的传统社会所应有的意识品格。 老舍的现代意识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第一，对“现代—传统”有他自己的认识与看法。中国的现代化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亦即必须首先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扬弃与更新，在老舍这里，现代与传统不是二元对立的，对本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与改造，积极借鉴和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以培养自己，二者应当统一起来，都是为了建设现代社会，为了作为现代人更好地生存、发展。第二，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老舍看出中国的现代性离不开西方的参照与牵引，离不开世界之作为“有机实体”存在的激发与推动，中国人应该从世界遗产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但他也看到了中国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学习西方不能去掉自己的根本，既不能排斥西方，又不能做西方的奴隶。第三，老舍的“现代”追求，是为现代人的生存，即更多的是站在生存、生活的物质层面，为人们的生活生计问题而努力，目光集中投向现代老百姓特别是下层劳苦大众，不像其他一些“五四”现代思想启蒙者更多考虑的是人的精神上的苦闷，目光投向知识分子。第四，老舍在西方生活的近十年，西方工业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物质上越来越富有，可西方人们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世纪末的颓废情绪之中。老舍在目睹了西方人们当时对工业文明的怀疑、对生存的恐惧之后，他作为一个注意新潮流、新事物的作家，对这些也深有感触，因而在他的小说中也有通常西方意义现代性所指涉的某些内涵。 总之，在西方体验的影响下，老舍是现代意识颇为强健的知识分子。他曾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对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审视、思考，形成了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观念意识。这些观念意识化作高度的理性自觉，改变着老舍原始的性格心理建构，作用于他生活和创作的道路，是老舍之成为老舍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讲演稿）[J]，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老舍.猫城记[J].老舍文集（上、下）.北京：华夏出版社 [3]老舍.我怎样写〈二马〉[J].老舍研究资料（上、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4]赵毅衡.老舍：伦敦逼成的作家[J].伦敦浪了起来.北京：人民出版社. [5]老舍.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J].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6]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J].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7]同1 [8]老舍.我怎样写〈二马〉[J].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9]老舍.四世同堂（合订本）[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10]同上 [11]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2]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J].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3]老舍.老舍文艺评论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14]老舍.文学遗产应怎样接受[J].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15]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J].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16]舒乙、傅光明.历史·圈套·真实的神迹[J].在文学馆听讲座·历史的圈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7]老舍.文学概论讲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吴小英（1979—），女，福建漳州师范学院，教师，漳州363000 原载：《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原载：《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