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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较普遍的看法，“红歌”即指红色革命歌曲，是赞扬、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它们普遍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有较强的歌唱性、节奏感。它们真实、生动、感人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搞建设的辉煌历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具有爱国主义的教育和教化作用。 被称为“红歌词人”的曲波在近20年来创作的红歌歌词，在艺术性上已经达到恩格斯所推崇的“进步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受到上至中央政府机关下至民间普通百姓等各个社会阶层的广泛喜爱，在广大民众中被广泛传唱，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可说曲波从歌词创作的实践层面为解决“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方法。这亦是曲波在红歌领域被称为“栋梁级人物”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内容主题来说，曲波扩大了红歌的表现范围，大到国计民生政策的“宏大主题”，小至人民日常的衣食住行等“微观”主题，任何题材均可入歌。因此，虽然迄今为止他已经创作出300多首红歌歌词，但是这些歌词在内容上却“和而不同”，均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着眼点。具体来说，曲波或专注于新世纪中国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的歌颂，有《中国鼓》《中国志气》《中华满堂红》《中华贺岁曲》等红歌歌词，而在新世纪以后创作的红歌《领航中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或与国家政策呼应、阐释时代重大主题，作品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员大合唱》《凝聚》《传家宝》《永恒的真理》《共享和谐》《科教兴国》与《和谐中国》等，表达出广大人民对党中央提倡的“和谐社会”政策的拥护；或强调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主要有《中国娃》《茶香中国》《中华美玉》《中国字画》与《中华美德》等红歌；或是谱写高校大学的人文情怀和知名企业的文化追求，像《鲁东大学校歌》《临沂大学校歌》和《吉祥如斯》等作品；或是描述家乡故土山东烟台的人情风物，包括红歌《胶东人》《新山东》《中华泰山》《爱在烟台》等，这是数量较多的一类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曲波以红歌歌词为媒介，较好地把中国的革命历史和现实改革、国家的集体意识和个人的民族感荣誉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现代化的世界背景融为一体，把红歌——作为国家民族主旋律文化建构的一个有利举措，落实到最普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 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说，曲波把红歌歌词当做诗歌来写，从歌词“意象”入手来提高其艺术性和文学性。虽然红歌歌词强调简单明了，易于记忆和吟唱，但是作为专供歌唱的一种文学样式，同样也需要具有艺术的创新性和文学性，要用文学的审美魅力不断征服民众，才能够让后者在主动自觉地接受和传唱红歌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红歌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从而实现“在普及中提高”，不但是对广大人民的爱国情操和正确道德意识的“普及和提高”，同时也是红歌在深入民心方面的“普及和提高”。正是因为认识到红歌歌词艺术性和文学性的重要作用，曲波用诗歌的艺术标准来要求自己，对每一首歌词的意象都进行精心选择和细致雕琢，力求既准确概括又新颖独特。具体到作品来说，曲波歌词的意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广阔概括力、涵盖中国国富民强丰富内容的意象，以《领航中国》为例来说，曲波别出新裁地把“巨轮”作为中心意象，以此象征蒸蒸日上的现代中国；由广袤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组成的“甲板”意象、以“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作为“桅杆”意象、以“科学发展”作为内涵的“罗盘”意象，围绕中心意象“巨轮”组成次一级的意象群。不但使歌词意境高远，气势磅礴，具有充沛想象力和汪洋恣肆的联想力，而且还能够化抽象爱国情感为具体的个人情绪，使歌词内容主次分明，多层次、多角度地象征、烘托出歌颂现代中国的中心主题来。这类红歌还包括《和谐中国》《共圆精彩》等，著名音乐家阎肃肯定了曲波的红歌成就：“《和谐中国》系列歌曲有品味，全运会会歌《共圆精彩》写得不错，风格积极、大气、前卫，旋律恢弘、精悍、豪迈。现在国庆大典上，《领航中国》旋律优美，脱颖而出。小曲波(大曲波指《林海雪原》的作者)有思想、有个性、有发展。” 另一类是最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一些意象，像茶叶、丝绸、中国话、方块字、泰山、黄河等，这也是曲波在歌词创作中最擅长和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一类意象。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解晓东演唱的《中国娃》就是曲波写的歌词，这也是曲波的成名作，他选用“黄河水”、“中国话”、“方块字”等意象组成通俗易懂又新颖别致的句子：“最爱喝的水呀永远是黄河水/给咱一身太阳色能把那雪融化/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不掺假//最爱说的话永远是中国话/字正腔圆落地有声说话最算话/最爱写的字是先生教的方块字/横平竖直堂堂正正做人要像它”，既突出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特点，又强调了正在世界之林崛起的中国人既质朴真诚又踏实能干的精神气质。这首歌词同时亦奠定了曲波红歌歌词的基调：不但歌颂、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日益强大的现代化中国，而且塑造出承传着中华民族美好精神品质的“中国人”形象。还要指出的是，这种艺术手法又赋予曲波的歌词具有浓厚的人情味和人性美，使国家“大我”和个人“小我”之间的关系得到平衡，从而避免红歌歌词易流于片面歌颂、内容空洞的“假大空”式“颂歌”的倾向。以此为开端，曲波的歌词创作进入全盛期，源源不断地奉献出《茶香中国》《中华美玉》《中国字画》与《中华美德》等一系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佳作。即使把这些歌曲去掉音乐旋律，这些歌词也依然是一首首琅琅上口、文白相融并且节奏整饬的现代诗歌，蕴含其中的真挚情感同样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长久流传和吟诵的文学基础。 从歌词风格的角度来说，曲波的红歌歌词善于吸收多种文学和艺术的因素，形成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曲波在2006年谈论奥运主题歌时曾经提出这样的一个标准：“要跳出奥运来为奥运写歌”，这亦是他一贯的创作思维和风格，他创作出的红歌由此亦体现出“跳出红歌来写红歌”的特点。具体而言，曲波的红歌歌词不但具有诗歌的艺术性和文学性，而且他通过吸收多种艺术因素力求在艺术上达到多种审美效果，形成多样的艺术风格。 曲波曾说：“‘红歌’要流行，除了有传统文化，一定要有时尚元素，不仅要励志，还要好听”。这种艺术追求既是激发曲波创作灵感的一个动力，也与“红歌需要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普及”的社会要求相契合。《大禹治水》《中华美德》《幸福中国》《茶香中国》等诸多歌词都体现出这种雅俗相融的风格特点。可以说，曲波既用红歌歌词的创作实践较好地解决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又体现了不断进行艺术创新的勇气和追求，正朝着他用“音乐包装中国”的宏伟目标迈进。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