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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中国审美文化批评的缺陷，被总结为三点：一是批评的游戏化，将严肃、严谨的文艺批评这一学术活动降格为语言游戏；二是批评的作秀化，搞商业性包装、炒作和促销；三是批评的浅表化，对西方文论一些具体术语、名词、概念的堆砌与简单组合，既不能对已有的创作做很好的阐释与读解，也不能对将来的创作进行有效或有益的引导。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从浅表来说，或者是市场化的冲击，批评变成市场行为，人人都想以较少成本换取较高利润，产生真知灼见就很难了；或者是人情关系，大家都是熟人，说得太重，怕以后不好见面。 而从深层说，则是批评家没有自己坚定的灵魂，即明确而坚定的核心价值观，批判家对当下生存的考虑压倒了这一核心价值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写道：在一个让轻浮的少年们左右着风气的时代，“如果在才华卓越的人物中偶尔有一个人，有着坚定的灵魂而不肯使自己阿世媚俗，不肯以幼稚的作品来玷污自己，那么他就要不幸了，他会死于贫困潦倒和默默无闻。”21世纪的今天，物欲主义统治人心，要成为一个有着坚定的灵魂而不肯使自己阿世媚俗的评论家，的确有点难。 当然总会有与物质欲望保持距离的人，对这样的人来说，还会有考验，他们也许会说，即使自己不怕贫困，不怕默默无闻，但也没有办法去“有着坚定的灵魂”，因为“坚定的灵魂”已经遭到了解构。当下既是一个审美观念解放的时代，但也是相对混乱的时代。在这些年里，新潮思想一遍又一遍地做了洗脑筋的工作。什么文学的人民性追求、现实主义原则、审美崇高、审美的人性化功能、传统经典的不朽性等等，均被当成僵化过时的观念对待。如果看不出“艺术家”奇异怪诞中的“伟大创新”，不去吹捧其“跨世纪的美学变革”，你就成了《皇帝的新装》中的考察大臣——只有傻瓜才看不到这一切。其实，这本身就说明，这样的批评家是不够格的，只会屈从于混乱的解构，的确缺乏“坚定的灵魂”。 “坚定的灵魂”来自何处？最基本的有两点，一是识史，一是知理，前者指批评家深谙社会生活史、文化艺术史的基本事实及其规律，后者指批评家具有哲学美学素养，清楚什么是审美文化的价值之所在，分得清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这样，无论风从何方来，都能够说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四下顾盼，再想该怎么说。 在识史方面，唐代诗人、批评家白居易在名篇《与元九书》中，评价唐兴二百年，称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惟陈子昂、鲍防诸人，而“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但李白之作之才华称奇，“人不逮矣”，由于“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惟杜诗得到了最高的评价。显然，白居易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为眼光来评价的。之所以如此，乃在于他对文学史基本事实的把握。 由此，白氏批评自《诗经》以下“诗道崩坏”，“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然则‘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白居易的褒贬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他身上体现出了批评家的“坚定的灵魂”，他相信用自己对诗歌史的判断：看到晋宋以来的浮华之风气，往前说是违背了《诗经》的传统，往后说则不可长久称雄——陈子昂终而突围，宋人刘克庄《后村诗话》云：“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今天来看，即使白居易的批评可能有忽视审美多样性的倾向，但历史已经证明，白氏的精神影响了此后的多少代文人，出了多少好的作品。 在知理方面，2011年初去世的美国哈佛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 Bell)，由于曾经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而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长期批评，但是，在审美文化问题上，他却自称保守主义者，不为时尚所动，强烈批判20世纪的所谓先锋派艺术。 是的，先锋艺术在事实上已经占有重要的文化席位，此中存在更深的文化哲学意义，必须另行讨论。但即使这样，先锋艺术作为审美文化，不见得批评家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出自己的批评性见解。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认为，看上去教义松散的后现代主义潮流沿着两个方向向前发展。它在哲学方面是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有如“沙滩上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在先锋艺术中，被称作“万物之灵”的人类的那些“荒芜而又瘟疫横行的城市行将崩溃”。这已不只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一切文明的终结。看起来挺时髦，其实不过是一种把思维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 沿着另一方向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潮流却具有重要得多的内涵。它以解放、色情、冲动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名义，猛烈打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为这场攻坚战提供了心理学武器。 贝尔之所以不同于那些胡乱吹捧的批评家，敢于揭穿“皇帝的新装”，乃在于他有着批评家的“坚定的灵魂”，他知理，坚信文化的本质，崇敬传统，能够坚定地对艺术作品的好坏作出合理鉴定。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 贝尔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所以，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一个象征系统，来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统一的解答。”贝尔的这一看法，在本质上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审美理论异曲同工，反映了文化传统的强大力量。 面对时尚，包括那些实质上是低俗的时尚，“坚定的灵魂”意味着一个好的批评家不能见风就是雨，丹尼尔·贝尔的批评其实在美国也并非孤立，人们对审美文化的常识会让那些怪诞而反文化的东西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J.D。亨特在《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一书中告诉人们，美国国家艺术基金每年以1.5亿美元的预算，赞助上百项的戏剧、芭蕾、音乐、摄影、电视、绘画和雕刻项目。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艺术基金间接赞助两项备受争议的摄影展览，其中，安德烈斯·塞拉诺的一幅作品为十字架摆在塞拉诺的尿壶里；另一幅罗伯特·梅普莱索普的作品则是将圣母玛莉亚紧紧地绑在拷问台上，并和其他同性恋的照片摆在一起。支持他们二人的评论家声称他们是“美国重要的艺术家”，而反对者则批评塞拉诺和梅普莱索普的摄影展览根本不是艺术，而是不折不扣的亵渎。“他们所谓的艺术是卑鄙无耻的粗俗物，是受道德谴责的垃圾。”美国家庭协会在报上刊出一整版的广告发问：“难道这就是我们所纳税款的去向吗？”为了响应这些看法，政府机构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对于国家艺术基金此番赞助行动，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要求立法禁止赞助猥亵无礼的艺术。国家艺术基金同意今后遵守此项原则。 实际上，当人们开始反思中国审美文化批评的缺陷时，这本身就意味着那个“坚定的灵魂”并未完全丧失，它在不断地拷问，不断地呼唤，真正客观而科学的批评必定会出现。 原载：《文艺报》2012年01月13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1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