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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老舍先生语言的认识，往往满足于对他文字风格的感悟、概括和判断。其实，我们可以更深地追问：老舍先生为什么能形成如此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他是如何将“现代白话”的语言建构成他笔下饶有趣味的故事？如何展示出他独特的叙述逻辑和诗意逻辑？经过对其小说的细读探究，我们可以发现老舍先生小说语言表达系统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它以丰富的理论内涵为基础，并在文学实践中构成了三大系统。这与他一系列专门论述文学语言的文章和其他散在的论述有着高度一致性。 他对语言作为表意手段的认识与论述从字开始，形成严密的字、词、句、段、章、篇的文学语言表达系统。这个表达系统又形成与外在世界的均衡，并以前者对后者的完美表达为旨归。他对语言辩证而又系统的理解，形成小说语言内涵丰富的审美系统，更是现代小说家中的翘楚。其对语言的“雅与俗”、“质朴与深蕴”、言语的“表与里”、“意”与“象”的圆融、风格的“简淡与风骨”，在论述上都有鞭辟入里的功力。同时，老舍对文学语言的理解，在承载深厚文化传统，体认天道自然，亲近人文传统的同时，包含了对人类主客体关系的把握与阐释。显示生命经验，是其语言理论的归属。这一归属在其以“心”立“言”、以“言”造“境”的语境系统中完美传达。 一、字、词、句、段、篇、章的表达系统 老舍先生不习惯于纯粹的理论表达方式。他认为要把小说写好，不仅是“说什么”的问题，也是“怎么说的问题”。[1]93他在字、词的选择上下工夫，在句的调度中作文章，在段的内部层次、章的呼应上都有独到的体会和理解。所以，我们讨论老舍先生小说语言系统的理论内涵，首先要讨论他的字、词、句、段、章、篇的文学语言表达系统是如何生成的。 第一是字的选择。老舍先生十分重视用字。用字首先讲究正确。在《谈用字》一文中，他说过，“一句话是由一些字和词造成的，所以一字一词都要用得正确”[1]297，“必须细细地去想，哪个字最合适”[1]298，做到“字字妥当”[1]478。这里的合适，不仅指意义，而且是从字的义、形、音三方面考察掌握。为了小说的整体美和艺术表达，根据需要“翻过来掉过去的排列文字，调换文字”[1]286，“不仅要考虑每一个字的意义，还要考虑到每一个字的声音”[1]287，注意小说中的语音形象，从声、韵、调组合、处理、搭配和协调入手，对作品中的每个字都反复斟酌，使其展示出白话最微妙的语音价值。在正确、合适的基础上，用字需要“现成”[1]298，因为“语言本是大家伙的”[1]298。老舍先生还说过用字难，克服这个困难的最好办法是“字字想好，一点也不随便”[1]298。汉字对老舍先生而言不仅仅是文字符号，而且是文字中包含着的一种真理标准。于是，对汉字涵义的品味、琢磨，是老舍先生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观念，以及自身的情感体验和道德标准都放在了这个方块字系统内。正是有这样一套自觉的用字理论和方法，老舍先生才能用2413个常用字写出《骆驼祥子》这样经典的小说来，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彩句子和章节叫人至今不忘。 和“字”紧密相连的是词的锻造。词是现代汉语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某种程度上说字与词是合一的。字词是表达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如果说文本是作家思想感情的载体，那么词语便是文本沟通思想灵魂的基础建构材料。对作家来说掌握的词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是，这并不代表你手边有一本词典你就能写出精彩的句子好的文章。“以丰富的词汇描绘出我们构思时候的心态，词汇多而不显堆砌，说道理而并不沉闷”[1]107，这是老舍先生词语使用的一个原则。 关于词语的来源，老舍先生指出，语言学习有两个来源：一是生活中的话，一是书本上的话。在传统文字与现代口头的白话之间，不偏废。老舍先生喜用生活中的语言，他认为语言是生命和生活的声音，只有从人民那里学习语言，才是活的语言。他认为“一个很俗的字，正如一个很雅的字，用在恰当的地方便起好作用”[1]107。但他并不盲从于日常生活中的白话语言。对于白话口语，他有一个科学辩证的认识，认为“长处与短处往往是一母所生”[1]220，所以“白话本身不都是金子，得由我们把它们炼成金子”[1]272，“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2]121。这所谓烧出真香，是对语言的一种创造使用。对于古代语言中富有生命的词语和古典文艺的态度，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老舍先生对词语使用要求的另一方面，“从学习古典文学中学会怎么一字不苟，言简意赅，学会怎么把普通的字用得飘飘欲仙”[1]523。有这样的遣词态度，就能把白话写出风格来，也可以纠正随便用词的毛病。 老舍要求在使用熟词时既要“推陈出新，给文字使用开辟一条新路”[1]523，又要不生搬硬套，不将就敷衍，控制住语言而不是让语言控制自己。创造和控制是老舍先生在词语锻造上的主张。 再进一层便是句的调度。小说的行文过程和一切文章一样，靠的是句子、句群、章节的统一。而句群、章节都建立在句式与句式的连接之上。对于句子，老舍先生首先有这样一种认识，一句话是一段里的一个思想单位，无论写什么样的句子首先要完整，“句子不完整的，永远成不了好文章”[3]197。就文章整体而言，无论使用什么句式，从整体上讲都要注意每句话不是孤立的，句子要上下连贯，相互照应，“一句与一句之间的联系应该是逻辑的、有机的联系，就像咱们周身的血脉一样，是一贯相通的”[1]95。他用血脉来形容句子之间的关联，就像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的比喻：“语言像‘流动的水’”。这里的行文流畅如水，其实就是依靠作家熟练地掌握各种句式及变化、运用的规律，操纵自如地利用汉语丰富多样的句式组成长短有别的句段句群，为表达纷繁复杂的内容服务。 句子的表达又有不同的格式，不同格式的句子往往产生不同的功能和价值。老舍先生认为做文章应该注重句式的选择和搭配，对于句子的调度，在长短、整散、张弛、疏密的处理都应别有匠心，这样才能充分、完整、精确、细致地表现人物的各种情态、心绪。在长、短句的功用上，他认为“短句足以表现迅速的动作，长句则善表现缠绵的情调”[4]258。小说作品只有根据情节和形象塑造的需要，采取多种表达手段，根据不同的需要选用长句或短句，行文才会如流水波澜跌宕，富有节奏美。 实际创作中，他注意“在一般的叙述中，长短相间总是有意思的，因为它们足以使音节有变化，且使读者有缓一缓的地方”[4]260。总体说来，老舍总是遵照口语的句法来造句，以短句为主，与其文学观念和口语化追求相一致。他说：“当我写了一个较长的句子，我就想法子把它分成几段，断开了就好念了，别人愿意念下去；断开了也好听了，别人也容易懂。”[1]105虽然句子短小，但是在表达意义上，全句具有长句那种表达精确、细致严密的效果，符合简练原则，又好念、好听、好懂，达到音义双美的目标。 句子是一段话的内部层次，文章是积句而成段，积段而成章的。句子的写法属于语法的范围。段落却是文章艺术的基本构成单位。“文章是有机的，从一个字，到人、事、景，应当互相汇成一气，成一个单元。这才是艺术品。”[1]656一个单元可以是一段，也可以是一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段落是文章有机组成部分，段落内部的一人、一事、一景都应该和文章的整体风格融合在一起。老舍先生重视每个段落意义的完整性，也注意每段内部的层次。每一段都有一个中心内容，有的时候会出现主句，即使段落中没有主句，老舍先生在写作过程中也会牢牢把握这个中心，不散不乱。老舍行文，一个比较规范的段落就是一篇小文章，内部自然妥帖的句群起承转合。 全面运用语言就是写作技巧问题。老舍先生讲到写作技巧至少包括三方面：语言的运用，描写的能力和作品的结构。篇、章从整篇作品来讲，就是语言的前后呼应，互相关联，主次和轻重，以及在内容表达方面的重要程度等，这都是小说的结构问题。合理的结构往往能帮助作家“把内容安排得严整完美，表现得富于故事性与艺术性”[1]461。老舍这样述说文章的浑成：“文章正像一个活东西，全体都匀称调合就美，孤零仃的只有一处美，可是跟全体不调谐，就不美。”[3]105“小说最难于前后一致，始终不懈。”[3]111老舍先生注重结构的完整、和谐与呼应。看他的作品有“一气呵成”之感，这与“文气”有关。“文气”是我国特有的文章学的术语。“文气”有内外气之分。内在之气指的是文章的逻辑与情感的力量。外在之气指的是文章外在表现形式，如自然音节、语气、结构。 小说重叙事，老舍的小说篇章结构特别注意“人”与“事”的安排，围绕着人或事来叙述，语言段落的组织自是别样。他认为“一篇文章有一个情调”[3]194，为了这个整体的“情调”，他不写太多的人物，不过事铺张，往往只“看准了三四人，几件事，贯以一个中心思想”[3]111，这样就可以做到从容布置。从老舍先生的这些论述关于文章整体风格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无论短篇还是长篇，老舍先生都非常注意小说全篇结构上的浑成和情调上的一致。 “短篇小说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在时间上、空间上、事实上是完好的一片断，由这一片断的真实的表现，反映出人生和艺术上的解释与运用。”[4]160例如短篇《月牙儿》，它的结构精致玲珑，以“月牙儿”贯穿全篇。“月牙儿”是主人公命运的诗意象征，还具有渲染气氛、烘托意境、含蓄点题等多重作用。加强了作品诗的韵味，如一个珍珠，润泽浑圆，无一处牵强。“长篇小说自然是有个主要之点，从而建设起一切的穿插，但是究以材料多，领域广，可以任意发挥，而往往以副笔引起兴趣。”[4]100在长篇《离婚》中老李对诗意的追求是主线，是立于中心的“桩”，张大哥是副笔，衙门里几个科员家庭的婚变也是副笔，全篇有主有副，有重有轻，文章就变得内容繁而不杂，思想深而不乱，层次错落有致。 二、对立与统一相结合的审美系统 文学是作家选择一定语言材料，按照艺术世界的诗意逻辑创造的一种特殊的话语系统。老舍先生在一套自在语用理论系统的指导下，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他的文学语言不做作，不虚伪，不浮华矫饰。自然，是他语言的主体审美特征。自然是最广大也最细微的美，发现它不仅需要眼睛，更需要智慧和悟性。老舍先生对自然美的追求使他一方面把语言变形降低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对言语的芜杂进行提纯，以简淡的形式映现生命本体的繁茂，以平易的语言折射生存世界的奥秘，常于平淡之中见深致。他不追求故事的离奇曲折，不故作谑语，而是从在生活的语言中“摸出活泼泼的小鱼”[2]62，在平凡的生活事件中产生联翩的浮想。仔细阅读老舍先生的小说语言，我们能够发现他的语言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审美系统。 1.“白俗与飘逸”：俗与雅的整合 “白俗”就是通俗明白，一看就懂，易于接受。老舍小说语言的“俗”可以用京味的地方性来解释；“白”则以浅显平易的口语来解释。但老舍没有停留在一般的俗白上，而是在俗白中追求精致的美，从民间文学的简单纯朴的形式和活跃在民间的最有生命力的语言中汲取养料。老舍的语言来自民间，就像普通的衣食一样质朴，即使识字不多的人也能够认识老舍小说中的文字，了解故事的内容。但“俗”不等于简陋、粗鄙，而是从通俗到深入人心。小说中最通俗的语言恰恰是对繁复世界的内在把握与体悟，是对语言世界精髓的有机提炼与本真还原。小说语言材料的白俗产生平易、亲切、质朴和谦诚的文风，给阅读者“亲近化”的阅读感受。老舍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过平易近人的语言，往往是作家费了心血写出来的。老舍先生通过语言的创造，把“众所周知”心理掩盖下的寻常之美，把常规、惰性的日常言语所淹没的朴素之美重新挖掘出来，让我们重新阅读、聆听和审视，从形而上的层次来把握它。人们的日常言语一旦被作家的生存意识与直觉体验突然照亮，口语已消解成为语言艺术的肌质，飘逸灵动起来，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样，一种新的审美感觉产生了，由“俗”中生出另一种“雅”的审美效果。俗与雅的整合，让白俗和飘逸二者之间的张力使作品拥有一种称之为“意味”的东西，这种东西让作品活起来。 2.“质朴与深蕴”：浅与深的辩证 质朴是老舍先生遣词炼字的特点，也是他的语言观。质朴的语言总是通俗的，浅显易懂的。老舍先生的作品多是反映下层人物的生活和命运。用朴实的语言表达淳朴的人生，去掉矫情的修饰，更显文、人的真实，这是文章内外的同一性。老舍先生质朴的语言中蕴含了老舍先生丰富的直觉、情感、想象等心理体验和思索，这种“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2]47。正如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评价陶渊明风格时所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落尽豪华见真淳”。藏在作者心中的“真淳”，通过“落尽豪华”“天然”质朴的文字，让读者去慢慢体味，细心领悟。语言从生活中来，因而非常朴素；它由内心感发，因而非常真诚；它包容万象世态，因而活泼通脱；同时又深藏着心与情的纠葛，因而深沉蕴积。例如：《四世同堂》中描写日寇的飞机与坦克进入北平，作家不用其他的词，而选用了一个不常用的词“强奸”。中国人的愤怒、屈辱都在这一个词当中写了出来。这里的情感，不光是作品中人物的，也蕴涵着老舍先生的一份爱国之心，民族之情。作者把自己的情感溶入人物之心，通过人物的喜怒哀乐表达出自己内心爱憎喜悲的感受，语言是人物的也是作者的。老舍的内在主观心理是深沉的，文章的外在表现是质朴的，通过文学语言传达的信息与人的情感和性格息息相通，使创作出来的情感和性格得到阅读者的认同；不仅作者，而且阅读者也感到语言中所传达的情感与自己情感一致，有感染力。曹禺先生曾经在《我们尊敬的老舍先生———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一文中赞誉他说：“他的作品的语言更有特色，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但是感动人心，其深厚美妙，常常是不可言传。”[5]读者不能理解老舍先生作品中质朴与深蕴的辩证关系，就无法得其精髓。 3.“话语与人格”：表与里的关联 老舍语言精髓还深蕴在“话语与人格”的表里关联中。这里的话语指的是人物言语，是作家为人物精心设计的对话、独白等，有情绪和表象符号的功能，造成读者闻其言而知其人、明其心的审美效果。知其人，明其心，就是知晓其人格。人格是一个人内外素质的总和。从心理学上讲，人格可以说是个性。老舍先生往往通过对人物话语的准确把握来显露人格。他自己说过，“小说中人物的话语要一方面负着故事发展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人格的表现”[3]119。话语是显在的，看似“表面文章”，它却能写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纷繁复杂的关系在对话中毕现无遗，而人的性格、思想也在话语中鲜明起来，“要知道对话是人物性格的‘声音’，性格各殊，谈吐各异”[1]66。还有，阅读老舍先生的作品不难体会到其作品中的道德感，这也是文学功能之一。读者接受作品时自觉或不自觉把作品中对人格美的赞扬，人格丑的批判接受过来，净化心灵，形成行动出发的内在心理动机。话语与人格的表里关联，也体现出老舍先生作为大师的博大胸襟与人格魅力，其深广的审美意义就存在于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境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之中。 4.“意”与“象”的圆融 老舍对英文词image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意象”，而解释为“心象“。老舍先生的小说中有出色的“心象”呈现。他更强调作品中的喻象与人物主体之心的相通。这一点恰恰与中国文学传统中讲究“意”与“象”的圆融相一致。言明象，象出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6]，是古人对言、意、象三者内在逻辑关系的一般性认识。这其中就提出了以形象、意象作为中介解决言意矛盾的主张。 小说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复杂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对人物形象和情感的反映形式，它的语言既要求准确地传达情意，富有感染别人的客观有效性，又要求由语词、句式、段落、篇章以及节奏等形式因素所建构起来的结构世界，具备自足的审美价值功能。现代小说也和诗一样讲究“托物兴词”、“随物宛转”，利用意象符号，通过暗示与象征，使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默会心目，沟通融合。老舍先生的作品往往用最直接的事物作其主观情思的象征物，而将人与这一象征物的情感联系作为主客体的连接纽带，形成作品“意”与“象”圆融一致的审美意蕴。《断魂枪》中，老舍先生不是直接叙述复杂变化的历史内容，而是由“断魂枪”这样一个具体物象，看到时代变迁在人心上打下的烙印，看到时代变迁中某一类人价值的失落，“断魂枪”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意蕴。《月牙儿》用“月牙儿”为物象，“带着寒气”的“月牙儿”表现出“我”精神的挣扎，肉体的沉沦，生存的艰辛。在文学文本中，作者把宇宙和人生的真谛同生动感人的形象结合起来，让读者用心去感受，并在联想和思考中领悟，作品就有了某种哲学意蕴。意与象的圆融，正是源于鉴赏者对审美意象的捕捉和撷取。朴素具体的客观存在物，经过作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由妙笔化为文字，这些自然物与人的主观情意相对应，便形成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艺术之象，妙趣横生，引人思发。读完《断魂枪》这样的作品，正有“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意味。 5.“简淡与风骨”的浑成 老舍语言表达平淡而蕴藉，在于他特别善于处理“简淡与风骨”的关系。老舍先生说：“我的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1]221桐城派方苞、刘大、姚鼐等人的创作以“义法”为理论核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以阳刚阴柔辨析文章风格，讲究雅洁的语言，平实的文风。“陶诗与桐城派散文都是那么清浅朴实，不尚华丽”[1]522，这对老舍避免藻饰产生了重要影响。桐城派代表人物刘大在《论文偶记》讲到文章“神气”、“音节”、“字句”及相互关系，“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字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7]而桐城理论的“神气”溯源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风骨》云：“怊怅铺辞，必始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人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8]260其中的风骨实归于气，是将自然万物的内在生命落实到艺术实践之中。它既指主体之精神气质、道德修养和人格力量，也指艺术作品内在的生命力、深层审美构形和风格特征。从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我们不难找到桐城文风的影响他文字朴素简洁文义内蕴厚重，语言的音、韵、节奏都能经得起推敲，音乐性强，可读可诵，正有桐城古典之风，以简淡之笔，传人物之神，表真挚之情。老舍先生的小说内蕴深厚，浑然一体，让简淡的语言附着于主体精神之上，让语言血肉生长于思想之骨上，借助主体充沛的生命元气与精神活力，语言符号得到正确的安顿和恰当的表现，是语言外在简淡和内在风骨浑成的古典美学的表现。 在字、词、句、段、章、篇的文学语言表达系统的基础上，老舍小说语言的俗与雅的整合，浅与深的辩证，表与里的关联，“意”与“象”圆融，“简淡与风骨”这种浑成的审美系统，是老舍文学语言理论与实践追求的本质。 三、以“心”立“言”，以“言”造“境”的语境系统 语言的意义不仅来源于词汇和语法，而且还来自于一定的语言环境———语境。语境不同，使用的语言和所获取的意义也不同。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意义与语境是不可分割的。老舍先生对语境的理解，主要是通过主客关系中，对“心”与“言”、“言”与“境”的把握和阐释传达。 老舍先生认为“小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是人类生活经验的记录”[3]114，是小说家如何把握世界和言说世界。小说创作主体努力追寻着深层的生命意识和内在的文化意蕴，揭示出人与物、心灵与现实的最为内在的意识模式，将作为生命体验和审美意识的作品通过语言传达出来。主体通过语言获得了某种精神历险的完成和完美的传达，这种精神历险传达出的正是作家隐藏于作品中的意识和无意识。语言来自内心，在文本当中，作者靠语言去说话。章太炎曾经说过“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语言”是“心”高高飘扬的旗帜。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个体的道德修养和语言的运用有着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本质关联。一个有着朴素语言观的人必定有一种朴素的世界观。有着高度语言自觉意识的老舍先生调度语言，展现语言与现实、语言与主体亲和与分裂的辩证关系，从而让人们深入思考语言、文本中历史、社会、个人意识的踪迹，思考文学实践语言的方式与策略。老舍先生口语化的写作和质朴文风，正合古人艺术创作的规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8]2 在老舍先生的小说中主客体是相互蕴含且不可截然分开的，语言是主客体活动的结晶，也是主客体活动得以进一步发展的中介。老舍的语言不只起到简单的表述与铸造现实的手段作用，也不是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一览无余的摹本或翻版，而是仰仗于他超群的想象力、审美力，纵横捭阖创造出来的，是自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独特的审美世界。老舍先生在对现实做精细描绘的同时，着力于人物主观感觉的透析，不独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甚至还步入了深层意识之区域。他自然白俗的语言首先会带给我们“饶有趣味”的享受，然后，文字的力量会引导我们深入文本进行思考，领悟其“心”，从而产生共鸣。语言的力量得以慢慢显现。 老舍小说中“语(言)”造“境”的功能与效果不是一般的现代小说家能够比肩的。无论是那个“微神”的境界(《微神》)，还是月夜中拄着长枪对着一天星星感慨的孤独的沙子龙无限苍凉的境界(《断魂枪》)，还是那个坐在牢中对着一勾月牙儿诅咒世界的女子多劫多难的境界(《月牙儿》)，都是老舍先生通过有节制的语言来叙事，营造出一个巨大的语义场，展示出语言的逻辑力量。以语言文字符号去营构、传达和表现“境”是作家的共同愿望，但是正常语态无法言传特殊的意“境”，全靠作家对文字的控制处理产生。上述的老舍小说中的境界，语言具有了一种可感觉而不可言传复杂感受状态的指标。语言由“心“到“境”是物质向精神性转变的过程，感情化为形象，形象化情境，小说中的主客体在发生奇妙的变化。 老舍小说成功的因素不只是在于人物和情节，更重要的是在其语言综合了小说中全部的感性意味，朴实的语言中，表达了极富理论深意的文艺观和审美观。他的小说语言，字无虚设，语出常境，情性流转其中，意境悠远深邃。他的话语结构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创生的境象涵盖多重意味，在变动不居的时间流衍中，具有空间的延展性。语言的节奏，呼唤出外在自然与内在心灵的生命节律的感应、互动。因其理论上的系统性和使用上的独特、限制，在本体意义上，老舍先生小说语言的三大系统呈示一种极富于个性化的存在方式。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文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老舍.写与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97. [4]老舍.老舍文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5]曹禺.老舍的话剧艺术[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87. [6]王弼.王弼集校释：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0：609. [7]刘大.论文偶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03. [8]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陈莉(1975-)，女，四川南充人，扬州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扬州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年9月第12卷第5期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12卷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