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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我们似乎一点也不陌生。在我们几十年的学校教育中，早已经一再被灌输了各种“经济”的定理，诸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现代中国文学就是现代中国(旧中国)社会生活(包括经济状况)的反映等等，像茅盾这样的现代作家如何反映20年代中国农村的凋敝，3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丧失前途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结论。但是，平心而论，我们过去所谓的“经济”定理更接近“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并非更丰富的经济学视野与知识。 如何认识“经济”，如何看待“经济”和“人”的关系？这在最近一些年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深深地意识到，在过去，当我们将所谓“经济” 定理约等于中国式的“政治经济学”思维，这种思维其实是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判断简单化、单一化了，即只关注在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而忽略了经济之于社会生活的更为广阔的影响；只坚持从经济形态引发政治意识形态的解读，最终达到对资本主义的痛斥和批判，却忽略了历史上每一个阶段(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都具有诸多的正面价值；只描述了经济现象的某些外在形式，而严重忽略了“经济欲望”之于人内在情感、思维的深刻作用。 跳出单一的思维，我们便可以发现，其实旧中国经济薄弱、民不聊生之类的概括并不能完全解释现代中国文学，在那时，中国文学能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同样与民国时期经济形态的具体特征关系密切，例如作为文学繁荣背后的出版传播的繁荣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时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方式。从1913年张謇担任农商务部总长，提出原则上撤废公营事业、优先振兴民间企业起，侧重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利伯维尔场经济体制便开始建立，后来国民政府的经济管理高层如陈公博、宋子文等均大力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抑制政府财政支出。其间虽有孔祥熙提出以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有抗战时期向计划统治经济的倾斜，但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导格局则基本确定。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传播业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中发展起来的，出版传播业的民营性质虽然决定了文学的“市场利益驱动”，但读者市场的驱动本身又具有多元化的可能性，这显然更能为文学的自由发展提供较大的空间。不仔细考察这一背景，就不能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真正的“经济基础”。 当然，我们强调从“经济”形态的角度研究文学并不意味着将受制这一角度的封闭和排他，对问题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呈现依然是必须的考虑。例如现代经济与现代中国政治的纠缠，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之外，中国式“权力经济”的特殊意义何在？在中国历史的复杂演变中，自然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各自的流变带给人的精神现象何种影响？作为创造者的作家本身，更不是“经济动物”，他如何反抗经济的力量，包括反抗自己的“经济欲望”，都是一些可以深入展开的话题。 例如一般认为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现实揭弊都来源于他们生活的困窘，其实认真的民国生活史考察可以告诉我们，但凡在上海等地略有名气的作家(包括左翼作家)都逐步走上了较为稳定的生活，他们之所以坚持抗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理想与信念。再如目前的文学史认为茅盾的《子夜》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没有前途，但问题是民国的制度设计并非如此，其实民营经济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的，尤其1927-1937年被称作民国经济的黄金时代，这怎么理解？显然，在这个时候，茅盾作为左翼作家的批判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引导他如此写作的也不是什么“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加以反映”的19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原则，而是新进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民国体制与作家实际追求的两厢对照，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民国文学的独特景象：这里不是什么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问题，而是作家努力寻找精神资源，完成对社会的反抗和拒斥的问题，在这里，文学创作本身的“思潮属性”是次要的，构建更大的精神反抗的要求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再是“旧题新做”，更不是“旧题旧做”，而是要寻找新鲜的“主题”，研讨新鲜的内容。 原载：《文艺报》2012年01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1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