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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候有股风潮，对当代文学进行重估，一派“唱衰”，一派“唱盛”，都吵到了报纸的娱乐版上。文学在边缘了多年以后，又回光返照地热闹一回，让很多人感怀不已。现在尘埃落定，都喊累了，我回头看那些文章和报道，好像除了“衰”和“盛”这非此即彼的宏大结论，并没有更多别的。法官很多，嗓门很大，都以文学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架势落下了小槌子。但热闹过后，当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从业7年的编辑，我依然觉得干的是过去任何一个年份里的活儿，只是今年又重复地把它做了第7遍。盛衰之争，争完了就完了，没看见文学有什么反应，起码没有在文学内部引起真诚、持久、深入的反思。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是希望能从盛衰之间看出点什么来的。比如，如何之“盛”，如何之“衰”；比如，如果“衰”，那我们该如何奔赴通往“盛”的大道。我没看到。和很多热心观众一样，在无数轰轰烈烈的大事情里，我们又一次成了打酱油的。 有半年时间，我在微博上游荡，打开电脑就要见缝插针地上去看一眼。我“关注”了很多文学中人，各种消息就马不停蹄地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刚开始挺激动，满大街都是码字的，吾道不孤啊。看多了觉得不对，形势全都一片大好，每个人表扬和自我表扬起来都不管不顾，“大师”、“杰作”、“空前绝后”、“第一人”、“最啥啥”，慷慨激昂。尤其到了年终，各种排行榜热乎乎出炉，牛鬼蛇神都前排就座。其中不乏被我退过的稿子(至于该稿质量，此话题适合私下谈)。如此豪华的赞誉，让我产生了大词的眩晕。我认真学习了这些报喜信和表扬稿，发现有个共同点，即多提供结论，少附加理由。满眼的杰作和大师，就是没人告诉你他们究竟伟大在哪里。是因为微博的140个字盛不下其伟大的理由，还是因为他们登上神坛理所当然？ 当然也有差的，那多半就是“年度最臭狗屎”；或者对某一作品不满，必定殃及作者，开始质疑此人浪得虚名，然后一堆转载和评论，大家齐心掘他的祖坟。此类批评多施与他人，罕见自我批评。 “盛衰之争”的战神们很专业，微博上盖棺论定的大仙很民间，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都习惯了奔着结果去谈文学，上来就得给文学盖戳，姿态昂扬，修辞壮观，可我们还是找不到一条可行的路，一点点一步步实实在在地把文学弄好和弄得更好。要不深入其中，你真会以为文学长势喜人。 可是，文学面对的终究不只是我们。关起门来，那些宏大的断语糊弄一下自己也许还好使，用它们来出口，可能有麻烦。我知道很多人对中国文学充满信心，理由至少有两个：其一，大国崛起，全世界都不得不转过脸来看中国，鸡犬跟着升上天，文学在世界上也必将越活越有份儿；其二，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我们生活在荒诞的翻滚过山车上，有取之不尽的原材料——中国的作家有福了。 两个理由都正当。前者可以参看近几年中国文学的翻译输出。去年几家英国出版社来中国，物色合适的作家作品去翻译出版。在此之前他们大多一本中国文学都没出过，但现在，他们说，谁也没法忽略中国。后一个理由，欧洲的作家证实了这一点。前年在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几个欧洲作家向我表示羡慕：中国作家都没必要虚构，在生活身上随便裁一截就是好故事，哪像他们，欧洲成熟饱和的中产阶级社会，生活多少年不变，世界相当于静止不动，找个好故事得把脑袋想大好几圈。 现在的问题是，有了这两个理由，中国文学的“世界”之路就康庄了？我看未必。 某日与国外某版权代理人聊文学，向他推荐两个国内挺有名的作家，他拒绝代理。这两人的小说他都看过。一个他觉得其作品中的人物缺少尊严，他不能忍受一个作家无视和剥夺人物的尊严。卑微者也应该有卑微者的尊严，恶棍也应该有恶棍的尊严；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以艺术的方式为活着和死去的人找到必要的尊严。另一个作家他觉得其作品的底色“不洁”。这不洁源于作家对人物的冷漠和对龌龊的把玩。该代理不是个道德论者，也没有精神洁癖。他声称自己只是个生意人，但希望代理的作家内心足够宽阔、博大和深厚，起码在写作的时候是这样。 也许把这个问题置换成影视更能说明问题。前些天网上热议某国内大片。实话实说，在“妓女代女学生赴死”这一情节被强调出来之前，我也没往心里去。但我得承认，这种质疑成立，你也无法用“事实如此”来为自己开脱，这不是纪录片。还得承认，之所以在之前没能及时意识到，因为这种生命的等级观念深入我们的骨髓，是集体无意识，一不留心它就跳出来。但你不能因为它是集体无意识，就疏于防范和检点。它是我们灵魂里的盲点，而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在从事与灵魂有关的事业，你推脱不掉。其后我看了同期的另外两部电影，对此会心尤甚：的确存在更“正确”、更好的电影。这两部电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战马》和伊朗的小成本制作《西敏与奈德：一次别离》。 至于中国多故事，别人不羡慕，我们自己也清楚。有识之士一直怒其不争，我们的发展风驰电掣，我们的变化沧海桑田，我们的时代波澜壮阔，我们的故事无边无际，我们的作家哪里去了？我不负责任地回答一下：我们的作家写故事去了。 就是因为故事太多，作家被坑了。故事的丰足惯坏了我们。小说要故事，故事俯拾皆是、唾手可得，不为故事发愁，慢慢地让我们也懒得为小说发愁，惯性演变成习焉不察的本能，由此我断定，大多数作家的小说观事实上已经简化成：小说就是故事——找到一个好故事，就等于写出了一个好小说。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作家都在追着故事写，忘了小说不仅仅是故事，也是故事背后那个巨大的阴影。但故事的好坏、离奇与否还是成了很多作家判断小说的标准。所以，关于小说，我们往往张嘴就是故事的时间跨度、人物的数量、情节的起伏、性格的复杂程度等这些外在的指标，反倒把更深重的问题忽略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它跟我有关系吗？ 编辑多年，读了无数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的小说。从第一页开始，我就知道这小说跟作者没关系，无关他的焦虑、疼痛和疑难，人物在他的身体之外活，也在他的身体之外死。萨拉马戈说：每一个小说都要解决我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的故事铺天盖地，我们来不及有问题。 基于此，我倒希望看到这样一幅文学的图景：大神们放下质检的槌子和印章，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大仙们兜住板砖和口水，忠直诚恳，说清楚你为什么喜欢，为什么又不喜欢了；而作家最好回到内心去，把门打开到最大，查问出自己。标题党看上去的确很热闹，但繁荣不了文学。文学是另外一种方程式，重要的是求解的过程，而不是算出结果。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2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