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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文学布局中，李浩一直被圈内称之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阅读李浩的小说，是对于理性和智性的严酷考验，既要忍受他的残酷阴狠，又要洞察他于其中所隐喻的深刻的思想。简略而言，李浩小说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相、人生的本质、存在的卑微。本文思考的问题是：李浩的小说究竟给当代的中国文学提供了怎样的新质？ “多余人”：中国式的当代存在 卑微、渺小甚至于鄙贱、多余的小人物是李浩笔下反复出现的形象。李浩把小人物的卑微书写得异常透彻，这种卑微的小人物构成了他笔下让人过目难忘的“多余人”形象。如《生存中的死亡》中的“二叔”，《牛朗的织女》中的牛朗等等。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多余人”的形象并不新鲜。但与以前的“多余人”形象相比，我觉得李浩笔下的“多余人”是有新内涵的：之前的“多余人”是思想大于行动的人，是犹疑不决的人，是缺乏抗争勇气的人，是文化意义上的多余人；他们虽然缺乏实际行动的勇气，但他们却是思想上的先觉者，同时，正因为他们是思想的先觉者与行动上的懦弱者，因此他们是生活中真正的苦闷者。然而，李浩笔下的“多余人”完全不是这种形象。在李浩笔下，诸如二叔、牛朗，以及《乡村诗人札记》中那个爱写诗却获得不了任何尊敬、尊重的乡村教师“父亲”等人物则是纯粹的多余人，他们不但是生活的无能者，更是无思想、无精神、无人格、无价值者， 他们是没有尊严的人，他们是可以被别人呼来喝去、嘲笑取乐的人，他们活着和死亡没有区别，也没有人关注，他们是可有可无的，因而是“活着的死人”。 “多余人”在李浩笔下反复出现，使得我们有必要重视这个形象的意义。当进一步思考“多余人”的生成环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李浩对“多余人”的书写背后其实隐藏着他对于时代、政治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不管是二叔还是牛朗，他们之所以成为可笑的“多余人”，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尊重，没有尊严，虽然他们在想尽办法甚至不惜手段争取别人哪怕一点点的尊重。《拿出你的证明来》中儿童屁虫的母亲是下乡知青，因为不知道父亲是何人，母亲经常被挂上破鞋游街，因而备受其他孩子的取笑。屁虫为了改变这种境遇，竟然费尽心机偷了品质恶劣但有着无上权威的队长刘珂的裤衩，来证明队长就是自己的父亲。这种“伪证明”尽管为他带来了暂时的改变，但随着风流的队长也被挂上臭鞋游街，屁虫的境遇比以前更糟糕了，又要费尽心机证明刘珂不是自己的父亲。屁虫之“认刘珂作父”和“否认刘珂为父”，其实只是为了获得一些基本的尊严，但结果却是，不论认还是否认，他都得不到想要的尊严。尊严需要证明，而不论怎样证明，你也获得不了尊严，你注定是没有尊严的。这就是特定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真相，也是这篇小说所彰显的主题。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得不到起码的尊严呢？或者说，“多余人”存在之根源是什么？李浩的解释是：人的尊严是在荒诞的时代、荒诞的政治和人性之恶的合谋之中丧失的。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李浩对于人的生成性的理解。在他看来，人并非自生的，而是被造就的、被逼迫的、被遗弃的、被多余的，甚至被死亡的。《刺客列传》对此做了形象的注解。小说中， A、B、C、D四个刺客固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结局却是注定相同的：他们不得不成为刺客；他们一生要为国王杀人，可他们最后谁也不可能逃脱被杀的命运。小说末尾，借助 D之口，作者为我们阐明了作品的主旨：“没有一个刺客生来就是刺客的。”小说中的刺客没有姓名，只有符号，而正是符号化的人物具有了普泛化的功能，指向并隐喻任何一段曾经书写下来的或者未曾书写的、甚至是被改写的历史。而当我们进一步将李浩的刺客和那些经典的刺客形象进行比较，尤其能洞悉李浩对于人的生存真相的解释和回答：司马迁笔下的刺客胸怀正义、价值、理想，他们的死也显得慷慨悲壮、死得其所；在李浩的书写中，刺客却是一个无法自主命运、理想与价值被政治霸权渐次磨灭的群体，他们的生死微如草芥，不值一提。从这个角度看，李浩的刺客形象无疑是对于历史理性和文明逻辑的怀疑、更改甚或颠覆。因此，“多余人”实质上是李浩对于“文革”时期被极权政治所异化的历史的阐释，是他对于特定的当代人的生存真相的概括。 “失败者”：梦想者的结局 李浩不但以其“多余人”形象的塑造给当代文学增添了新质，而且还沿着这个路径发掘出了另外一种和“多余人”相呼应、相印证、相补充的形象，这就是他作品中的“失败者”。 李浩也书写踌躇满志、充满斗志的人，但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曾经的踌躇满志者。李浩总是从这些人的失败开始书写，仿佛他们惟有失败才能引起作者的关注。失败的梦想者一步就跨到了“多余人”的行列中，甚至比“多余人”更加可恶。“失败者”既是李浩笔下“多余人”中的一种，又是多余人的延伸。失败的画家、失败的丈夫、失败的父亲、失败的国王、失败的刺客、失败的江湖侠客，李浩似乎热衷于将各色各样的失败者一一呈现出来，将失败者的内心一一描画出来，将失败者所在的世界一一勾勒出来，失败成了李浩此类小说中无可逃避的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将这些人推向了失败的结局呢？将失败者的失败原因隐匿起来的书写者的回答似乎是：失败是每个人在劫难逃的命运。正因为在他看来，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导致失败的原因并不重要，因此他小说中着力呈现的就是无可挽回的失败及其如同毒气一样巨大的扩张和侵蚀力量。 李浩对于生活、历史、人性的认识是深刻的，也是绝望的。这种认识，初看好似在演绎或者印证着西方存在主义关于“他人即地狱”、“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中来的”等等论断，但细读却又可以发现其与西方存在主义的某种异质。这种区别在于，西方的存在主义隐含着自我选择的命题，或者说，它就是以自我选择作为存在的本质的；而中国式的存在却没有甚至是从根本上否定自我以及选择的，在中国的文化逻辑中是不存在自我选择的空间和可能性的。《拿出你的证明来》《碎玻璃》等书写“文革”时期孩子们之间的故事的小说都是对这一主题的表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和游戏充分沾染着政治的、阶级的、出身的主题，任何一个孩子的境遇都不是由自己所决定的，任何一个人的童年都不存在自我选择的空间和可能，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被这个时代和潮流所裹挟和浸染，并成为浑浊的时代中的浑浊部分。这大概是李浩执著于书写“文革”和儿童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浩的小说将人置放在一个被历史、命运、阴谋、恶等多重因素挤压而成的逼仄、阴冷、布满暗箭的罅隙中，这个罅隙是人注定的、无所遁逃的存身之所，李浩给我们呈现的就是不得不在这样一个罅隙中苟活着的人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当然是卑微的、渺小的，这样状态下生存的人注定无法自主命运，注定永远处于被包围的境地，注定无处可逃。《悄悄的奔逃》中总在不安中奔逃的悄悄处于这样的境地，《最后的七日》也是对于人的如此处境的阐释。李浩发掘着人存在的真相与归宿，而他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生存中的死亡”，每一个生存其实都是在向死亡迈进，每一次突围也都是在向死亡迈进。面对生活，人是无力、无能、无奈的，不管你是拥有一身本领的刺客，还是掌握武器的团长，抑或是不值一提的小人物。李浩是残忍的，但他的残忍却不同于前期的余华：余华的残忍充满了血腥气味，是以身体的死亡为标志的，是看得到的；李浩的残忍是看不到也闻不出来的，是以精神的磨蚀为特质的，是隐藏着的。余华把人的残酷注释为天生的、本来的、自发的；而李浩则把人的残酷读解为生成的、塑成的、被挤压而成的，是社会、历史、政治共同合谋而设计成的。 在一个没有自我、无法选择的空间里，人的存在当然是卑微的，人的想法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即便偶有流露，也是怯懦的和压抑的。《怯懦的报复》展现了这种存在的诸多症候：小木匠从农村来到城市寻找生活，但“这个城市没有对一个小木匠的到来而有什么察觉，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里就像一粒灰尘一样多余”。多余的小木匠对这个城市和每一个城市中人充满了嫉恨，他试图对那些让他嫉恨的人进行报复。但是，小木匠所有的报复只能在心底里想象式地实施，即使到最后，小木匠最成功的报复行动也仅限于偷偷地烧掉了一对在电影院偷情的男女的纱巾。极度膨胀的扭曲心理、极端怯懦和无力的行动、没有任何精神和价值含量的生活，这就是李浩所表达的中国式的人存在的本质。我更愿意将李浩的小说称之为以书写几千年缓慢沉积形成的封建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及其在风雨跌宕中支离破碎、无处栖息的中国当代人生存本相的“哲学小说”，以此来标注他的文学在思想层面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 将军：李浩的第二支笔 李浩有两支笔，一支将中国式的多余人和失败者书写得撼人心魄，另一支却将人性的柔软与美好表达得感人肺腑。《将军的部队》是这第二支笔所书写的杰作。 迄今为止，我一直固执地把《将军的部队》看成是李浩最优秀的小说，看成是可以传之于后世的艺术精品。这也许归因于我对于小说和作家责任的固执期许：我始终认为，不管世界的真相是怎样的，温暖和滋润人心仍然是文学和艺术的使命。所以，我常常一方面承认李浩的第一支笔中呈现的令人窒息的中国式的存在的迫人力量；另一方面，我越是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巨大压迫，也越是期待李浩能给我们提供哪怕一抹生活和生命的光亮。在《将军的部队》中，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叫做温暖和希望的元素，终于读到了李浩自己对于人的生命意义的看法。小说通过叙述人“我”——将军生前的勤务兵，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回忆老迈的将军生前的一些细节展开：将军的部队是由一支写满了人名、马名、绰号以及各种符号的木牌组成的，衰老、固执的将军每天拿出他的那支部队进行晾晒，它们是他苍老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和它们说话、交流，甚至至死都牵挂着这支木牌组成的部队。戎马一生的老将军丰满、充盈、柔软的内心世界就这样被呈现出来，并震撼着我们的内心。李浩设置了“我已经老了”的叙述基调，将叙述节奏控制得缓慢、滞浊，如同一条千年沉积的河流，使小说流淌着强烈的沧桑质感。这种沧桑和将军悲悯的人性、“我”对于将军的理解一起构成小说无处不在的温情和力量。在这篇小说中，我们明显地看出了李浩向着生命意义和价值方向建构的努力，这种努力证明，李浩对于生命、生存的追问在向着更深的层面开掘。 在海德格尔看来，作品“诗性”的有无与高低主要体现在作品对人的生命深度的开掘程度，对人的存在真相的追问与探询程度。从这样一种角度看，我以为李浩是自始至终更多地关注人的现实处境、生存境遇、精神状态等的存在图景的一个作家，是对人的非理性状态有深刻洞察与发现，对生存的荒谬性、不合理性以及异化有着反思自觉的一个作家，是对人生、历史、世界的表象始终保持着质疑和诘问并不断发掘着中国人的存在真相的一个作家。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李浩是一个深入发掘并发现着当代的中国式的痛苦的作家，李浩的作品是对于当代的中国式的存在真相的表达。如果也用一句话表达对李浩的期待，那么，我希望李浩用他的第二支笔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9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