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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故乡”系列小说 总有一股诗意鼓荡他的激情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翟文铖 参加讨论

     
    徐则臣是“70后”作家群中创作成就较高的作家之一,近年来受到文学界的普遍瞩目。从题材上看,他的创作主要可以分为“京漂”、“故乡”、“谜团”和“校园”四个系列。目前研究最为深入的是他的“京漂”系列。而他创作篇目最多、表现最为充分却是属于乡土文学的“故乡”系列。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三种乡土文学类型:历史主义乡土文学、价值主义乡土文学和民间乡土文学,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都能找到样本。
    历史主义乡土文学以现代性为核心价值,以乡村的解放和进步为旨归,主旨是推动文化启蒙和社会变革。徐则臣的部分作品中,我们分明能看到鲁迅所倡导的启蒙文学的影子。《逃跑的鞋子》写丧失身体所有权的女性被买卖、被暴虐的悲剧,《鬼火》写家族制度对女性生活的横暴干涉,这些情节都能在鲁迅的《祝福》中找到原型,《扎下传说》(又名《失踪的胡蝶》)写的是妓女卖身养家反被家人所弃的故事,母题大约来自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这些文本叙说生动而精细,但是太受固有情节模式限制,难免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相较于文化启蒙的创作,徐则臣涉笔社会历史的作品似乎更具价值。《如梦令》涉及20世纪60年代的饥荒,《苍声》写“文革”中知识分子所受的迫害,都能比较真实地表现出特定历史氛围中的社会状况,而《还乡记》则代表了他对当下农村社会的思考。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与之相对照的是农村的衰落。《还乡记》通过“我”的一次回乡之旅,写出了作为精神“原乡”的农村已经“礼崩乐坏”的暗淡现状。农村的衰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值得大书特书,但目前文学界表现比较冷漠,“70后”作家本不擅长写农村生活,作为其中一员的徐则臣能如此敏感地抓到这一点,着实难能可贵。
    最能代表徐则臣乡土文学写作水平的,是他的价值主义乡土小说。价值主义乡土文学,不是把乡村看成愚昧落后的象征,而是看成精神家园,通过塑造“桃花源”式文化共同体,追慕集自然、质朴、和谐、美、爱于一身的生存境界,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作品,都堪称代表。徐则臣在一次访谈中曾坦言,只要面对乡村题材,他下笔就会意气风发,其原因在于总有一股“诗意”鼓荡着他的激情。那么,这诗意来自何处?这诗意首先来自乡间的人性之美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在徐则臣的笔下,“我”、木鱼的父母、祖父母是良知的象征,总是带着慈爱和宽容对待他人。在《花街》中,祖母知道麻婆曾做妓女的底细,却对她毫无歧视,不仅帮助她,还成了她的知心朋友;在《最后一个猎人》中,为了拯救因隐匿猎枪被拘禁的老杜,父亲先是托人情,后是借款,仁至义尽;而在《失声》中,“我”父母邀请困境中的姚丹到饭店帮忙,实为给予接济。徐则臣笔下的人际关系多倾向于和谐,即便是畸形也充满情致。《忆秦娥》《花街》《失声》都写两性关系,或者有婶侄乱伦之嫌,或者有妓女滥交之污,但那至死不渝的爱情,确实包含着情感之善、人性之美。诗意的第二个来源是古旧的文化氛围。徐则臣写运河两岸的乡土,虽没有明确的年代,但总带着往昔的色彩,一草一木皆承载着文化记忆,他笔下的“花街”带有典雅、悠远、暧昧的气息,不免让人俯仰低回。嫖客和妓女的相会,竟被他描摹得浪漫高雅:
    她们白天或者睡觉,或者和花街上的其他人一样,过着无可指摘的生活。到了晚上,她们渐次把床底的小灯笼拿出来,点上蜡烛,静悄悄地挂在自己的门楼底下,告诉那些远道而来的男人,这里有一个温暖的女人在等着他。
    我喜欢看那些红灯笼,走得或快或慢,最后无一不是卑微地挂在门下。然后女的就进了院子,等着谁来摘她的灯笼。运气好的时候,我能看见街两边十几、二十几个小灯笼逐一都被摘走,那些男人都竖起领子,低头疾走,像一只只过街的狐狸,然后快速地摘下灯笼,把蜡吹灭,吱嘎一声门响,消失在院子里。(《失声》)
    古老运河俨然就是“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的秦淮。徐则臣借一条“花街”来抒写千古文人的“秦淮情结”。随着那条情调暧昧的“花街”一直延伸而去,《失声》《镜子和刀子》《梅雨》《水边书》《石码头》《花街上的女房东》等等,都有它的身形。中国历代多有官妓、营妓、私妓和家妓存在,士人狎妓素来盛行。他们与妓女的交往,虽有肌肤之亲,但更强调精神交流,与艺妓们一起喝酒览胜、调琴弄弦、吟咏酬答,历来被士人们看成风雅之事。这些文人骚客的留恋、绝代佳人的缠绵,化成无数的唐诗、宋词、元曲,伴着感伤凄婉的调子,流淌在传统文化的流风余韵之中。徐则臣写这样一条“花街”,不免触动了太多的文化记忆,让当代的文人墨客凭吊、感怀。
    这里的故乡显然不完全是真实的故乡,无论人情、人性之美,还是秦淮情结,实际上都蕴涵着知识分子的文化趣味和隐秘心理。故乡不过是价值理想的投影,作家借“乡土”象征性地构成了灵魂的安顿之所。就实质而言,这是一种文化怀旧,它通过对过去的回忆和重构,唤醒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也隐含着对现实生活的某种不满和批判。
    徐则臣还有一类作品属于民间乡土文学,这类作品采用平视的眼光看待乡土,认可并客观地呈现其生存状态,既无拯救亦无怜悯。他的此类作品数量有限,《人间烟火》比较典型。在这部作品中,叙述者几乎放弃价值判断,只客观地描述苏绣和赵启良之间的恩怨及两个家庭的艰难生活。在徐则臣看来,这些小人物的际遇和感受,构成了他们自身完整的世界,他们带着一点点卑微的希望,穿过层层的苦难而生存下去,这个过程就是生命的意义。我们无需深究造成苦难的原因并进行批判,只需对这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给予充分的理解。
    翻阅徐则臣的乡土作品,我不由得为其类型的丰富而感叹:有价值主义的诗性书写,有历史主义的理性批判,还有民间立场的温和平视,杂取种种,斑驳陆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类型他几乎都尝试了一遍。这种阅读经验不光出现在徐则臣身上,也出现在其他“70后”作家身上,乔叶、鲁敏、田耳等都曾对各种类型的小说做过尝试。一方面,他们都着有相当的艺术功力,几乎每个人都能将多种笔墨、各种类型的小说写得有板有眼;另一方面,这种创造性也带有很大局限性。他们的作品几乎都只是在既定类型中的发挥,像运动员在规行矩步地做规定动作,而文学更需要的却是自由创造。与新生代作家忙着证明自己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断裂”不同,“70后”作家似乎更倾向于“继承”,这种趋向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这个群体保守的一面:缺乏冲决文学大格局的勇气,缺乏开拓自己独特文学疆域的冲劲。
    在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史上,作家的价值立场一般都比较鲜明。像废名、沈从文那样的作家,带着文人的趣味书写乡土。在他们笔下,故乡是精神的家园,是理想的寄托,是现实的对立面;就历史主义乡土文学而论,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乡土文学,主要是从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国民性和社会黑暗给予批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像浩然那样的乡土文学,则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对乡土做阶级分析和描述,以证明现实政治的合法性。与前辈作家不同,徐则臣的乡土文学所体现的价值立场要复杂得多,也暧昧得多,他几乎站在三种立场上交互并进:他站在价值主义立场之上,对乡土的人性之美、古旧的文化氛围,做了诗意化的描述;他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对乡间权力、暴力和蒙昧给予批判暴露;他还站在民间立场之上,以宽容的态度认可农民苦难的生存状况,肯定他们“活着”本身具有的意义。问题在于,这三种立场并不能完全融合,甚至不乏矛盾:一块承载苦难、需要启蒙、需要批判的土地,就不会是理想的“桃花源”;你认可那种苦难的生存状态,那就不会对苦难的根源给予深究,给予深刻的批判。一个作家身上同时出现这样多元的价值立场,反映了作家世界观的复杂:有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有对启蒙思想的心仪,也有对民间文化的认同。思想固然是多元开放的,但问题是这些思想资源还未能融汇成一整套阐释人生、社会的思想模式。表面上看是一种宽容大度的态度,骨子里却是价值标准的乏力,甚至带有“什么都可以”的后现代倾向。许多年轻作家正是在这种虚无主义的底色之下,对一切都报以质疑、反拨,却都难以真正落地生根。在此情形下,各种价值立场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成了“技术”操作,就作家的思想状况而言,往往是缺乏固定的思想支点,缺乏稳定的价值立场,处于一种悬浮状态。这种价值立场的困惑,不仅是徐则臣个人的困惑,也不仅是“70后”作家的困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当代人的困惑,而正是这种根本性的困惑在根基上制约了文学的发展。
    徐则臣的乡土文学是丰富的,但这种丰富并不能说明他对农村的了解彻底、深入。事实上,徐则臣写得最好的是投射了童年经验的价值主义乡土作品,而不是承载着农村社会形貌的历史主义乡土文学。这大约和这一代作家的经历有关。大部分“70后”作家的童年和青春期是在乡村度过的,但上大学之后大都离开农村来到了城市,在应该承担生活艰辛的年龄侥幸逃离了农村。他们对故乡的感受更多的是少年时的诗意体验,而不是农事的艰辛、人际的复杂和生活的拮据。在徐则臣的作品中,这种经历自觉不自觉地投射到叙述层面:那些价值主义的乡土作品中总会出现童年视角,而《还乡记》那样叙述故乡社会现实的作品中,“我”则以外来者的身份出现——在潜意识里作者已经把自己的身份和农民做了严格区分;写童年故乡的那些作品,总是富有诗意,比如《弃婴》《奔马》等,真切、生动,生机盎然,而写乡村历史现实的作品,则多少有些隔膜。对于“70后”作家而言,故乡是童年、少年的故乡,而不是成年的故乡,是诗化的故乡,而不是现实的故乡,在现有的经验之下,他们还难以写出赵树理、柳青、周立波、高晓声笔下农民真实的生活细节,也难以真正洞察农民的现实心态与文化心理。
    原载:《文艺报》2012年08月06日08
    
    原载:《文艺报》2012年08月06日0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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