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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确定性的呈现并非小说的专利，事实上，这是一切虚构性文学作品——小说、诗歌以及戏剧——的旨趣和魅力所在。不确定性规避了那种总是试图以一种凝固的看法来代替探询和叩问的危险倾向，不确定性也消解了探询和叩问之后那惟一答案的出现——它只是衍生出更多分岔的小径，导向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发现和疑问。新闻报道总是试图努力接近那个惟一的事件真相；哲学家热衷于给世界描绘出一幅固定图景；有不少散文沦为作者自我标榜与粉饰、运载大众化观念和集体性话语的工具。而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在顽强地抵抗着惟一性和确定性的统治，绝不愿意被某种凝固的观念所束缚。文学之摇曳多姿、异彩纷呈即源自于此，文学最迷人的气息即散发于此，文学之永远不会被新闻报道和“知音体”文章所取代也是种因于此。 文学所要呈现的不确定性似乎有三种(我只能使用似乎这个词，因为这也是不确定的)：自我的不确定性；世界的不确定性(包括作为他者的人)；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至今为止，我尚未创作过戏剧，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无权谈论这种与小说堪称近邻的艺术形式，但出于慎重，对于它如何呈现不确定性，我还是在此略过。我只愿根据自身的创作体验，不那么确定地指出：诗歌倾向于以不确定性来呈现不确定性——词语的不确定性、情绪的不确定性、意象和意境的不确定性，而小说则更倾向于以确定性来呈现不确定性——语言的精确、细节的精确、形象塑造和结构建立方面的精确。所以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是相当愉快的，这种愉快的本因就在于诗歌特质与不确定性的天然趋近关系。当灵感降临，诗人们无须过多思索，只需顺应节奏放声歌唱或低声吟咏，就能吐出朦胧多义的美妙诗句。而小说家则相对痛苦，因为他无可避免地会陷入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长久搏斗之中。他要准确，同时又要模糊。假如有哪位画家以清晰的线条勾勒出宇宙的混沌面目，那么，真正的小说家们在这幅杰作面前都会热泪盈眶——这就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境界！ 有的小说家偏爱短篇创作，不管他有无自觉意识，他从中所获得的快乐，都远远超过中、长篇创作。撇开三者创作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的差异不谈，短篇小说的特质与不确定性的关系，显然要密切一些。好的短篇当然也需要确切、清晰的描写，但它无须呈现一个完整的事件，或者说，它可以把这个事件掐头去尾，把来龙去脉隐藏在精细的场景描写中。更多时候，它只是为了抓拍一个瞬间，呈现一个微妙的细节。这个场景、瞬间或是细节，都充满变数。它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微小的改变却能导致人物和事件的不同走向。短篇小说家往往就是通过对一个点的精确描绘来呈现不确定性的无处不在和惊人能量。尽管需要小心翼翼如同行走于钢丝之上，但在这种直抵核心的描绘中他很快就获得了至深的快乐。当然，他也要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搏斗，但这种搏斗不久就结束了。而与之同时，那些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者们，也许才刚刚揭开事件或者人物命运发展的序幕。此时，兴奋感和激情多半退潮，他们面色凝重，深吸一口气以平伏心中的忐忑不安，准备应对漫长而剧烈的消耗战。 中篇小说大多需要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而长篇小说要展现更广阔的人物命运史。这意味着会有一个结局，而结局往往是确定和凝固的(短篇小说有结尾，但结尾不等同于结局)。小说家常爱在开头与结局之间的关系上绞尽脑汁，这种关系往往是逆反的。也就是说，仅仅通过开头去推测结局，大部分读者都会得出一个与小说结局相反的推论。即使并非逆反关系，那结局与开头的关系也是拧着来的。就像图尼埃在长篇小说《礼拜五》的结尾，让鲁滨孙留在蛮荒的孤岛上，却让野蛮人礼拜五跟随“白鸟号”走向所谓的文明世界。而最能展现不确定性的，莫过于那个从“白鸟号”溜下来、和鲁滨孙一起留在孤岛上的小孩，他被鲁滨孙怀着意外和愉快的心情命名为礼拜四。这是多么熠熠生辉的一笔，让人充分感受到了不确定性的迷人魅力。 小说家还会在开头向结局推进的过程中设置一些岔路口，这些岔路口是由人物性格、环境或这个世界上一些更让人难以把握的因素所造成。有着丰富阅读经验的读者尽管可以在读到一小半后就隐隐测知了结局，但他总会在心里慨叹：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它至少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敢于冒险的小说家还会把结局设置在小说的开端。在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在这部中篇小说的开头，马尔克斯出示了一个确定的结局：“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后面所有的描写都在呈现他为何被杀。而读者阅读这个过程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圣地亚哥·纳赛尔有太多的可能性不会被杀掉。他们很清楚地看到，只要稍稍挪动一个小小的路标或设置一个轻巧的路障，就能彻底改变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命运，以至于他们恨不得立刻跳进小说中去做这件并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却能改写悲剧的善事。过程远比结局要精彩，不确定性远比确定性要魅惑，优秀的小说家总是尽量展现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甚至尽量延缓确定结局的到来。在那篇冷硬又苍凉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马尔克斯让上校用大半生的时间等待退职金的到来。而直到小说结尾，马尔克斯也没有提供一个明晰的答案。比马尔克斯早生了25年的沈从文在《边城》中同样不愿意给读者一个确切的结局，他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把翠翠悬置于一个等待的状态中，让读者永远怀着惆怅和伤感的情绪去揣测。比沈从文大11岁的卡夫卡做得更极端，他干脆不把《城堡》写完。那些试图在卡夫卡遗稿中挖掘出一些片段以补足《城堡》的编辑们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城堡》是一本最纯粹的不确定之书。城堡(象征着世界)是不确定的，土地测量员K(象征着自我)是不确定的，K与城堡的关系(象征着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尽管细节描写精细，但事件和人物命运始终是在含混不清的状态下展开的。它实在不需要一个结局，或者说，在任何地方停笔，都可以算做结局。卡夫卡不需要展示终点，所以他把岔路口作为终点。这决非敷衍塞责，而是来自小说家对世界变动不居的本质的深刻领悟。 的确，没有谁比小说家更能全面深入地感悟不确定性那混合着残酷和快乐的魅力，甚至连诗人也不能与之相比，因为诗人大多只享用了它令人愉快的那一面。不确定性意味着多变、存疑甚至自相矛盾，意味着作品有生动的气韵和混沌的面貌，好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呈现了这些性质——这是我惟一能够确定的地方。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7日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