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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知青作品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井喷而出，继而催生了一批研究论文和专著，但并未确立其固有的文学史地位。研究者多是对某一论题或某一作家进行研究，并且很快转战其他领域。“知青文学”研究在起起落落中期待被系统地总结与书写，郭小东正是完成这一文学使命的不二人选。不同于其他学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短暂垂青，他的研究视野从未离开“知青文学”本身，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正如作者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所写：“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大量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我开始以一种审视的目光，跟踪每一个可能引发事端的文学现象。此后30年间，我的科研方向和项目选题，基本上没有疏离这个文学主题。”30年的研究积蓄，沉淀成这部60余万字的《中国知青文学史稿》。郭小东及其合作者耗时3年，十易其稿，最终夙愿得偿，也使知青文学作为鲜明的文学史论题得到重视。 在卷帙浩繁、林林总总的文学史著作中，《中国知青文学史稿》可谓是一部传奇。这里指的是著者和作品的微妙关系，以及这种微妙关系所带来的传奇效果。郭小东15岁便插队到海南黎母山，有着7年的知青生活；此后一直从事知青题材文学创作，是著作等身的知青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的一员从事学术研究，自然有着其他学者所不具备的视野和热忱。由知青生活记忆而进行知青文学创作与研究，郭小东的《中国知青文学史稿》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文学担当。他在该书的后记里坦言：“我听到这部尚在进行中的书无声的呻吟，那是无数知青作家生命的呼吸和喘息的声音。从80年代初，我就和这些作家们一起行进，那些呻吟和呼吸，是如此的逼真与熟悉，我能很快又准确地捕捉到他们的气息和生命的搏动。”这种深切的感知，在书中表现为作家对知青文学主体精神状况的重视。 《中国知青文学史稿》不像作为教材的文学史那般偏向于“史”的方面，并未花费大量篇幅去阐释构成这一文学现象的社会成因，更倾向于从文学方面对之解读。书中在介绍重点作家时，没有一味铺写其生平和著作，而是从整体把握其创作特点，尤重分析其创作所折射出的精神特质。第五章第二节介绍阿城的《棋王》，没有像常见文学史那般平铺直叙故事情节，只抓住王一生“吃”和“下棋”这两个生活细节，阐明小说所蕴含的人生态度及其所具备的普世价值。此外，此书还横向比较同时期作品，从中提炼出一代人的精神特质。诸如《北方的河》《南方的岸》《本次列车终点》等共同表现一代人“寻找”的主题；《棋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呈现出民族的生存底蕴。郭小东的亲历者身份，使其能够发现并很好把握这种人性的研究角度，为整部著作注入生命的热度。 亲历者的姿态容易使作者陷入自怜和自恋的旋涡，一味浅吟低唱而忘却其史诗性追求。郭小东在写作时注意到了这点，将对知青文学的热忱内蕴在严谨的学术追求中，外化为《中国知青文学史稿》资料翔实、视野广阔的宏大气魄。60万字的巨著，几乎囊括了知青文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郭小东采用题材决定论，重新界定了知青文学的概念：“结合‘知青文学’的自身演变，‘知青文学’就是以上山下乡为题材，展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生产生活、思想感情与精神风貌的一种文学样式。”这里采纳“题材决定论”，而不强调作者的知青身份，大大扩宽了知青文学的研究领域，也使该书涉及的资料更为全面。资料的全面必定加大论述的难度，若是按照历史时间线性排列，不免流于程式化而降低论述的灵活性。所幸，作者注意到文学史本身的连续性，采用逻辑时间构筑全书框架，论述严谨而不僵化。“可以把1942年以降、1968年以前，称为前知青时期；把1968年至1979年这一阶段称为知青运动时期；1979年后称作知青后时期。知青后时期又可作细分：知青记忆时期(80年代)，知青后时期(90年代)，后知青时期(21世纪以降)。”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为知青文学的发端埋下了伏笔。这种划分时期的方式，自然是以知青文学的逻辑时间为依据。全书构架以这五个时期的小说为主体，每个时期并非严格按照某一程式要求，线性罗列作家作品，而是以论题的形式排列开来，每一节单独拿出都是一篇完整的论文。这种排列方式并不忌讳材料的反复使用，读者便得以由不同的角度了解作家作品。 此外，《中国知青文学史稿》包括多种体裁，除小说外，还收录了相关的诗歌、影视、纪实文本和出版刊物， 其包罗万象由此可见一斑。作者在创作时具有强烈的经典意识，即一种表现时代的历史责任感与文学担当，这种经典意识也当真促成了此书的学术厚度。(孙利迎) (《中国知青文学史稿》，郭小东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7日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